爱思想 | 朱正：一九五七——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消失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近现代才传入中国的西方概念。在近现代，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和逐渐普及，识文断字的读书人成了拥有各种学历的文化人，或术业有专攻、承担传播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群体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上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个体的养成和群体结构上也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与传统型知识分子相比，部分知识分子因其观念和社会功能比较现代而被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当然，就个人而言，有的人既现代又传统，比如鲁迅、胡适就是如此；也有的个人则既非现代也非传统，来自两个方向的影响异化地交织在一起，使之成为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的异数，比如毛泽东。

　　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来看，他们体现了社会的良知。若中国对应于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个社会群体失去了社会良知，那就不应该被视为知识分子了。若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或其中的某些类型，虽然把社会良知藏在心底，但他们或者丧失了维护社会良知的勇气，或者失去了维护社会良知的机会和力量，那这个知识分子群体还该不该被算作“社会存在”呢？特别值得思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还存在吗？如果有，有多少，他们都在哪里？如果“消失”了，那么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准备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消失”的时点：1957年

　　把“1957”作为本文标题的一部分，只是为了指称的简洁，而不是强调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就“消失”在1957年。这一年既不是“消失”的起点，也不是“消失”的终点。“消失”的程序在1957之前30年就已经启动：“消失”的高潮在1957的10年后表现得更加惨烈：“消失”的余绪直到1957年过了30、40年后还在波动。强调“1957”，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反右派”斗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用“反对个人崇拜”为口号，批评了斯大林。在遥远的东欧发生的这些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气候。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于这些，当时知识分子都是欢迎的，以为预示着政治格局将有所变化，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了。民主同盟的领袖章伯钧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1]他情绪高昂地考虑着，如何发展“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开展工作。

　　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军队镇压示威群众，死74人，伤900多人。10月，曾被整肃的哥穆尔卡成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在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拉科西被迫下台，最后苏军出动了坦克才把遍及全国的抗议镇压下去。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使毛泽东十分反感。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从这时开始，毛泽东产生了一个“匈牙利情结”，担心在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他甚至作了这样极端的估计：“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匈牙利之后几天召开的，波匈事件是会上的热门话题。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两种“大民主”：“匈牙利事件”中的群众上街抗议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比如“大鸣大放”中听到的批评），属于“资产阶级的大民主”；而“整风运动”、“人人过关”，发动学生来斗教授，如以前的“思想改造运动”或后来的“反右”斗争，则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得知毛所说的“整风”其实就是“思想改造”，大概就不至于对他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会有什么误解了。由此可见：现在不少人往往使用这样一种说法，即“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未免与毛的真实意图有点隔膜。在毛看来，“反右派”无非是“整风”的一种方法，或者说是“整风”运动既定的最后阶段，其中并没有什么转变，当然就更不能说有“180度的转变”了。有些人之所以会误以为，1957年所发生的政治运动是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按照自己所希望出现的“整风”运动来臆测毛泽东的意图，用最大的好意去解释“整风”指示里字面上的含义；一旦他们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的期望并不相符，就以为是党的方针“转变”了。

　　当毛发动“反右派”运动时，他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将他推行“整风”的意图说得十分明白：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脓包），利益极大。[2]

　　早在1957年的“帮助党整风”运动开始之前，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谈道：“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谈到民主党派时，毛泽东表示，“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不过，“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

　　二、“反右”前知识分子的幻想

　　1957年初，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使用的还是“拉”的手法。他提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所谓的“出钱买”，是指对私有资本被“公私合营”了的资本家付定息；所谓“安排点事做”，是指给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安排点政府机关的副职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

　　1957年3月，毛泽东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分别邀请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在与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周扬说，秦兆阳用何直的名字写了一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有人因此批评他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秦兆阳很紧张。毛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3]3月12日，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主题讲话。在讲话中他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4]

　　在这篇讲话中，毛提出“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观点：“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5]显然，他的所谓“百家争鸣”并非许多知识分子所理解和希冀的那种不同学派之间的自由争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通过这种“争鸣”来克服“资产阶级世界观”，最终达到“一家独鸣”的结局。

　　但是，自从1956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之后，不少知识分子以为，他们可以抱持自己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为共产党所容。例如，罗隆基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他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如同一个伟大的管弦乐队。乐队中弹琴的，吹笛的，敲锣的，打鼓的，在乐器上各有专长，在技术上各显神通，而这些音乐家的技术专长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但乐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乐队队员每个人的目的亦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乐队在为听众演奏的时候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而后演奏出来才有和声，有节奏。这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百家争鸣”同动乱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不同的地方。[6]罗隆基苦心孤诣地分辨两个不同时代的“百家争鸣”，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他以“管弦乐队”来比喻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希望在这个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的乐队里参加“争鸣”，发挥自己的作用。

　　1957年3月，“民盟”开了全国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提出：要重新估价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不久，“民盟”中央又成立了4个临时研究组，分别研究“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研究管理体制”、“有职有权”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四个问题。他们显然希望让“民盟”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文教、科学这些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领域中，有较多的发言权、起较大的作用。据“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后来作检讨时所说，他们当时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扩大“民盟”的影响和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7]

　　据说，6月6日“民盟”六教授的集会是直接引爆“反右派”运动的雷管。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当时在场的叶笃义回忆说：6月初，局势继续发展，北京一些大学有学生闹事的迹象，声称要“驱逐校党委”，而校党委按照党内指示听之任之，不作一声，一些学校秩序大乱。出于对各大学的忧虑，6月6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等6位教授，当时参加者还有胡愈之和我，以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由于我们当时不知道党内“引蛇出洞”的策略，误以为一些大学的党委已经瘫痪，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因此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局势稳定下来，并决定次日就去北大。当晚史良因参加国务院会议，有机会见周总理，因此叫她就便与总理商定时间，通知6教授一同去见，当面请示机宜。规定史良在取得总理的同意后，立刻用电话通知我，再由我用电话通知他们6位。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六教授”事件的全部经过。[8]

　　“民盟”的活跃令毛泽东震怒。1957年6月8日，毛写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秘密指示。[9]6月10日，毛又写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的秘密文件。毛认为：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

　　胡乔木为1957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引了一段话，其中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10]这篇社论明示，共产党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与任何人分掌”权力。

　　毛泽东6月8日的秘密指示下达才几天，湖北省就制造了一个所谓马哲民（“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6月12日，汉阳县一中有几百学生因升学率问题罢课，上街游行。该中学并无“民盟”成员，为了把学生的活动栽在“民盟”头上，找到一个所谓的“线索”，即“民盟”盟员、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曾按照中共汉阳县委统战部的意见找汉阳一中中共支部洽商发展盟员的事，谈到过发展该校副校长王建国的意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