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王海稳：当代中国民主技术的发展困境及原因分析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民主技术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民主技术体系，保障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转。但就目前来说，依然存在供给不足、合理性不够以及严重的形式化问题，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工具理性思维的缺乏，创新主体推动民主技术发展创新的动力不足，现有政治体制所提供的激励导向、制度空间与持续保障不够，以及民主技术运行的经济、技术与文化素质基础薄弱等四方面的因素。

　　关键词：当代中国 民主技术 困境

　　当代社会，在民主价值与原则得以确立的情况下，民主技术就是使民主能够运转起来的力量，直接决定着民主价值的实现程度。在此种语境下，民主技术是与民主价值和原则相对应的，是“为确保民主原则和民主价值的实现而采取的种种方法和手段的总称”。并且“只有在承认民主的原则和价值的前提下，才谈得上民主的技术问题； 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民主技术手段，才能够在实践的意义上实现民主的原则和价值。”( 桑玉成，施玮： 2000)就我国目前来说，民主技术的发展似乎更为重要。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胡锦光说：“从细节上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从技术环节上确保代表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在某种意义上，其重要性不亚于民主原则本身。”( 刘锦森，2009) 当前，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中民主技术的运用与创制正在逐渐展开，如选举中出现的“三轮两票”、“公推公选”等方式，民主决策中出现温岭的“民主恳谈制”、重庆市开县麻柳乡的“八步工作法”，民主监督中出现的武义县的“村民监督委员会”，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在民主过程中的运用，如网络投票、网络监督、电子表决器等。但总的来说，我国目前民主技术的发展略显滞后与不足，没有为民主价值与原则的实现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使得我国目前民主政治建设中出现很多不规范甚至背离民主价值的现象。通过对民主技术发展困境进行深刻剖析，找寻原因和寻求对策，无疑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主技术的基本内涵与价值

　　民主技术是政治学的一个新话语，对其理论研究正随着民主技术在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地位而逐渐深化。对于民主技术概念的界定，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只限于与民主技术相关的社会技术、政治设计、政治技术、政治艺术或者程序民主、协商民主、网络民主这些层面，具体的如选举技术、投票技术、政治体系设计技术和网络技术等，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而目前国外的民主技术理论研究主要是从新技术与民主的关联性出发来进行的，民主技术主要表现为信息技术( Bruce Bimber，2003) 、电子技术( Jim Dator，2003： 5) 或者较为具体的投票技术( Oostveen，Anne Marie ＆ Peter van den Besselaar，2004： 61 ～ 78) 。笔者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民主技术“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活动的主体依照一定的历史经验与政治传统，为了实现特定的民主价值、理想与原则而进行“理性化”创制的方法和手段，是人类理性为寻求民主实现方式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知识和操作体系。”“就其本质意义上而言，一方面是实现民主价值目标程序化、合理化、有效化的手段，体现工具理性； 另一方面又以自主、平等、自由、公正等民主价值为指向和目的，体现价值理性。简单来说，民主技术的本质就是一种知识、程序和技术操作体系，是内蕴民主价值原则和追求的工具理性。”( 王海稳，2010： 24) 其中，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两者统一于民主政治实践中。在形态上，可分为理论形态、制度形态、经验形态和器物形态。从宪政民主过程出发，还可以把民主技术分为选举民主技术、决策民主技术和监督民主技术。每一种类型的民主技术又有其具体的技术构成，如选举操作过程中存在的程序性、技术性问题，主要体现在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正式代表候选人确定程序、竞选、选票设计、投票行为、选票计算和公布、选举的监督与救济等各方面。民主技术自身独特的特点与功能使其与当代中国民主发展的渐进性与稳定性高度契合，呈现出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出以下四个层面：

　　首先，在民主实践中，通过运用民主技术参与民主政治实践来不断接受民主观念洗礼、训练民主技能和获取民主知识，不断强化自己的公民秉性和公民行为，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参政、议政、监政能力； 其次，通过加强对民主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完善和开拓多种民主形式，不断提升民主技术的合理性与治理效力，促进民主的“增量”发展。再次，通过民主技术的合理运用，调整、配置和规范公共权力，塑造理性化的公共权力，有助于增进政治过程的规范化、合理化和效能化，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最后，民主技术还可以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与协调提供制度化和技术化的路径，有助于增进双方的沟通与联系，消除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实现社会生活和政治秩序的有序化( 王海稳，2010： 128 ～131) 。

　　二、当代中国民主技术的发展困境及影响

　　从总的方面讲，当代中国民主技术的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供给不足、合理性不够以及人为操作导致的严重形式化，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实现。

　　( 一) 民主技术的供给不足不能满足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

　　随着民主价值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民众要求在现实层面实现真正的民主权益的吁求也越来越高涨，但如何使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在时间上渐进、空间上可控，发展民主技术是较为可能与可行的路径。但从民主技术的发展现实来看，显然与需求有相当大的距离，许多现实民主问题都需要去破解、去完善。从宏观层面上看，比如如何通过政治设计处理和协调好“党、政和法的关系”，解决好“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以及‘一府两院’之间分工、协作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钟宜，2008) ； 如何加强对权力运行结构的设置以推动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有效性等； 从具体操作层面上看，比如如何在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和竞选技术，如何在政府重大决策中引入辩论机制和听证机制，如何将现代科学技术合理嵌入民主过程的各个环节等等，以推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透明性、有效性。民主技术这种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既反映了目前对民主技术的研究和探索不够，也更需要党和国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去突破。如果这种矛盾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从微观层面看，将会影响民主过程的规范性、合法性与民主治理的有效性； 从宏观层面看，将会延缓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

　　( 二) 民主技术的合理性不够导致民主技术运行的低效能

　　民主技术的合理性不足主要体现在运行中的民主性、公正性与效率不够。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一方面源于研究和探索不够，另一方面还在于缺乏对民主技术的合理评价，即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综合评价。如在选举层面，人大常委会主持并具体办理选举事务的设置导致了选举委员会的二律背反的地位； 选举过程中原则上不鼓励竞选技术的使用； 选举法中对于选票设计、计票程序缺乏统一性规定； 投票规则的制定有些随意性，没有根据投票规则带来的民主性与效率进行合理确定，比如从简单多数规则到三分之二，再到四分之三规则的变动，虽然会更体现民意，但效率低，成本会很大。在决策层面，决策系统内部结构不合理，决策程序与规则中缺乏必要的辩论、商讨和听证的程序； 全国和地方人大“普遍存在的代表人数过多”( 桑玉成、施玮，2000) ，远远超出了有效民主决策的范围。一般来说，代表人数和决策的民主性重要相关，没有一定人数不能体现民主性，但并非人数越多越民主，超过适宜规模的人数增加反而削弱决策的效率。罗伯特·达尔( 1999) 将这种矛盾称之为“公民参与和体制效率之间的两难”。在监督层面，权力结构设置不合理，权力过于集中，权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 监督主体缺乏独立性，监督客体内部监督错位。民主技术在实践中所呈现出的这种不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民主技术的运行提供了暗箱操作、违法操作的条件，往往会导致民主结果的不真实，甚至造成民主过程的失败，从而严重影响民主技术的实际功效。

　　( 三) 民主技术的运行过程受到人为干扰或操纵，从而使民主技术表现出严重的形式化甚至异化

　　尽管民主技术具有规范性、可预见性与可操作性的特点，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自身无法回避的缺陷。如互投赞成票、中位投票，孔多塞“投票悖论”等，即使技术本身被严格执行，其结果也有可能是无法预料的，甚至是相反的。加上民主技术运行的生态环境的发育不成熟，民主技术的这种工具性意义就会被放大，从而使其实际的运作遭到变通操作或违法操作，使民主技术的运行偏离了既有的轨道，最终导致民主技术的形式化运作甚至结果的异化。民主技术非但没有成为实现民主价值和原则的工具，反而异化为一种少数人为实现个人私利或企图的操作工具。在选举技术层面最大的问题是，技术和程序被有关领导主导，形式化和变相的委任制大量存在。比如等额选举、“戴帽”选举以及形式上的差额选举，都未能真正体现民众的真实意图，挫伤了群众对选举的热情，出现“选举疲劳症”，甚至“厌选”情绪。恰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现实的政治体制环境下，一些地方的民主活动从表面看轰轰烈烈，最后却往往演变成一场令人失望的‘民主秀’。”( 阿计，2006) 选举过程中的选区划分、选票设计、划票方式和计票规则等技术都可能因领导意志的干预而效力失真。例如，在间接选举中，有的在选票设计上做文章，对“赞成”的不划任何记号，要求“反对”、“弃权”的划记号，这样代表就不敢动笔，更不敢到秘密划票间去划票； 更有甚者在代表座位上做文章，每隔三五名代表安排一名党政领导代表，对代表造成一种被监视的实际压力，或用摄影机对准代表，对代表划票进行监视，迫使代表不敢投反对票，等等。在决策层面，长官意志对民主程序和技术的控制，使决策非民主化。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官本位意识导致很多决策是“一把手”控制下的形式民主； 为了效率会选择个人决断而抛弃民主技术的使用； 甚至利用“专家论证”来堵塞人言，压制民主。这种局面如果得不到改善，不仅会挫伤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影响政治过程的合法性，严重的将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大规模群体性的恶性事件的发生，严重危及着社会的稳定。2011 年广东省汕尾市乌坎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三、当代中国民主技术发展困境的原因分析

　　从民主技术生长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民主技术的良性发展不仅需要一种工具理性的文化传统作为思想基础，还需要政治体制、经济与物质技术基础、公民素质等作为其运行的社会生态基础，更需要完善的动力机制为其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然而比较遗憾的是，正是在这几个方面存在不足，致使当代中国民主技术的发展创新陷入一定的困境。

　　( 一) 受传统文化影响，缺乏工具理性思维

　　在政治生活中，工具理性的存在意义在于可以用规范性、程序性、制度性、可操作性、实效性的规则体系、技术手段、途径方法来消除乌托邦式的政治狂热、意志欲望支配下的人治政治、缺乏规范与制约的政治运作，使政治过程的运行可预测，可控制( 何颖，2010) 。这种工具理性思维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理性文化、民主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缺失。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曾说过，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实质内涵乃是对人格理想的终极目的性价值追求，而不是对某种人事之工具价值的追求( 万俊人，1998) 。这种以“尚德”、“为道”为主旨的传统文化取向必然崇尚价值理性，使得我国缺乏工具理性得以形成的知识论框架，缺乏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的技术逻辑。因而在思想上就会拒斥和鄙视蕴含工具理性特征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甚至将其蔑称为“奇技淫巧”。受此传统文化精神的熏染，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目前所表现出来的倾向于宏观层面的价值讨论，忽视民主技术的研究与创制，进而导致有效的技术供给不足，甚至制度和程序的空虚化与模糊化，原因就在于政治工具理性的缺乏和落后。( 刘小兵，2006) 工具理性的缺乏与落后还与传统文化影响下规则意识与公共精神的缺失密切相关。规则意识以公开、透明、民主、平等为价值指向，与各种形式的特权意识、“潜规则意识”与僭越行为、暗箱操作是根本对立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