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虽然有很多学术机构希望进入中国,澳门大学(University of Macau)正在采取更加激进的做法:放弃其目前的校园,整体搬迁到中国大陆边境线对面的珠海。

这意味着要搬迁1万名学生和教职员工、65万册书籍和近300个实验室。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新校区将受澳门的法律而不是北京的法律管辖,尽管它的位置不在澳门。

跟香港一样,澳门也是前欧洲殖民地,在20世纪90年代回归中国,但是拥有半自治管辖权 。这两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货币、护照和边境管制权,以及不经审查接入互联网等自由。

根据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9年通过的一项文件(即《横琴总体发展规划》——编注),今年9月开学时,澳门大学的新校园——位于广东省南部的横琴岛上,占地约一平方公里,目前仍在修建中—— 将“移交给”澳门政府治理。

大部分学生都将来自澳门,他们会经由水下隧道进入新校区,无需接受通常的入境检查。混凝土围墙将校园和中国其他地区分隔开来。该校区之所以会有自己的消防站和警察局,跟这种安排也有一定关系。

校内也会有联网服务 ——包括3800个WiFi热点 ——不会受到通常被称为“中国防火长城” (Great Firewall of China)的限制。

“由于新校区由澳门管辖,互联网和电信服务将继续由澳门提供商提供。” 澳门大学校长赵伟(Wei Zhao)说。 “学生在老校园可以访问的网站,在新的校园里同样也可以访问,比如YouTube和Facebook。”他举出的这两个人气网站在中国大陆遭到了封锁。

在互联网审查方面,中国以前也有过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先例,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就是如此。从治理的角度来说,香港及澳门边界沿线上也有一些灰色地带,大多数是海关检查站。

但是,本文采访的一些专家表示,中国大陆内的一大块土地以这种方式被交托给另一个司法管辖权,这样的事情近年是没有先例的,而且其目的肯定也不是为了学术自由。

虽然中国有很多教授和学生都想方设法地翻越了防火墙,但大陆其他学校都没有自己官方的不经审查就可以接入互联网的服务。

若热·A·F·戈迪尼奥(Jorge A.F. Godinho)是澳门大学法律系的一名副教授,他说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况” 。

“这片土地在法律上不是澳门领土的延伸,但在实践中却是,”他说,“这里没有边界,也没有互联网审查这样的东西。”

但他又说,从历史角度看“这是一个有趣的转折”。他说:“如果这个校园里发生了罪案,它将依照澳门的法律由澳门法院来裁决。” 

澳门政府为这份50年的租约支付了12亿澳门元,约合1.5亿美元,并在私人捐助者的帮助下承担了980万澳门元建设投入中的绝大部分 。

这个协议的临时性也很离奇 ——就好像法律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以一个特定的价格网开一面似的。

 “这不是永久性的。这是租约 ——澳门为此付了钱。”戈迪尼奥博士说。

这份租约将于2049年到期,赋予澳门半自治权的“一国两制” 协议也将在同一年到期。

尽管存在着官僚主义障碍和对学术自由的担忧,国外大学对进入中国市场一直很感兴趣。

1986年,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和南京大学在南京合作开设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

2004年,中国跟英国机构合作开设的宁波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成为了中国第一所正式的中外合办大学。

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Juilliard School)是一所精英演艺学院,它计划2016年在北京附近的天津市开设第一家海外分校,但这家分校不会授予学生学位。北卡罗莱纳州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也计划在上海周边的昆山开设分校。

其他大学则选择了在中国开设研究前哨站。2010年,哈佛大学上海中心和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成立,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于2012年成立。同样,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也计划在北京开设宾州沃顿商学院中国中心。 

它们就不要过多指望让中国法律给予破格待遇了。

香港大学正在扩张到深圳及珠海。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处于与香港交界处的小城成为“经济特区”,获得额外资金及经济自由,从此繁荣了起来。

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香港及澳门地产价格飙升,土地供应量也有限。而隔壁的广东有低廉的地产价格。大陆地方政府则急于在大学较少或没有大学的地方建大学,于是提供资金及慷慨的土地使用协议,使这些交易更加诱人。

澳门大学的新校区将是旧校区的近20倍大,旧校区已经没有扩大的空间。

澳门大学校长赵伟说,“因为没有地方,现在我们的学生在学校上完课后,还得回家。等搬到横琴岛上的新校区以后,学生的食宿、娱乐和学习都在校园里。他们可以享受完整的大学生活。”

但是,大学生活除了更大的宿舍和更好的设施之外,还包括其他许多东西。港澳学生及学者可以自由讨论政治敏感性问题并批评政府。这种跨境的校园,会发生什么事情,各大学正在拭目以待。

跨境关系专家傅华伶博士说,“这件事其实是,粤港澳三地的融合度更高了。香港和澳门会在广东产生更大影响。”

他说,“在20世纪80年代,深圳是一场经济实验,现在,这是一种政府治理实验。”

现有的合作办学项目,似乎是香港较开放的教育体制与大陆较多限制的体制的混合体。

2005年,香港浸会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在珠海合作建立联合国际学院。该校基本用英语教学,课程与浸会大学一致,并颁发浸会大学学士学位。

该校发言人齐禧庆(Chai Hi-Hing)被问及政治敏感学科时说,“国际关系、新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教学方法,与浸会大学及西方大学相同。”他还说大学校长并不受当地党委直接领导。在中国,党委领导大学校长是惯例。

但是,他说,“网络问题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

齐禧庆说,珠海已经承诺为新校区提供更多土地,将容纳另外6千名本科生及两千名研究生。”

香港中文大学在大陆有两家研究所。3月,该校与深圳大学签订协议,在深圳建校区。深圳将允许该校使用约一平方千米土地,并为第一阶段的开发出资。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徐扬生在一封邮件中写道,协议中有”保护学术自由的条款”,但他并未透露细节。

他说,在深圳校区,这“似乎不会”是个问题。该校区的运行独立于香港校本部,主要招收大陆学生。

深圳还出资开办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该院耗资40亿人民币建设,有2000个床位,缓解了港大在香港的教学医院玛丽医院的压力。尽管港大在大陆有研究及学习中心,但是暂时还没有提出建校区的计划。

 傅华伶称,跨境合作办学可以被视为“好消息”,但也可能是个“麻烦事”。

可能直到大学面临政治敏感性问题时,这种关系才会受到考验。

傅华伶说,“现在有一座归香港法律管的桥,但是桥下面的水归中国法律管。要是有人从桥上掉进水里怎么办?”

刘可颂(Joyce Lau)是《国际先驱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记者。

翻译: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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