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婉容,独立记者。

无人不希望埃及的这场乱局只是民主的阵痛,然而这种失序的状态,即使不演变为如同叙利亚的境内武装冲突,恐怕也会令重新选举更加困难。永远的广场起义只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如出一辙的法老,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的转型,才是埃及人民在茉莉花革命后要学懂跨越的鸿沟。

 

我们都知道历史总是不断重演,只是谁会想到来得那么快。

埃及有句谚语——Repetition teaches even a donkey。驴子在阿拉伯世界是愚钝的象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即使是一头蠢驴,只要重复做也就学会。而埃及学会并不断重复的,似乎是广场革命。两年前,茉莉花革命浪潮从阿尔及利亚蔓延至整个北非和中东地区,埃及群众成功推翻了“最后的法老”前总统穆巴拉克;这年盛夏,开罗解放广场上同样遍地红白黑三色的旗海,埃及人在同一地点如样摇旗吶喊,要把穆巴拉克三十年威权统治后的第一位民选总统穆尔西撵下台。一切都似是排练好的演出:埃及军方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以凌驾一切的姿态介入,在最后通牒时限过后罢黜穆尔西,宣布终止新宪法,成立由宪法法院领导的过渡政府。每年大额资助埃及军队的美国也配合演出,对“coup()”一字绝口不提,对埃及人民揭竿起义表示欣赏。

穆尔西坐了总统之位仅一年又三天,纵然有威权统治倾向兼且能力不足的他未必值得同情,然而埃及在威权体制统治下逾六十年的挣扎,在一场挟群情而生的军事政变后似乎化诸乌有,军方又向穆尔西的支持者开枪并搜捕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种种皆叫人怀疑埃及群众的集体选择:他们想要民主,结果却似乎失去了民主,把军事统治的阴霾带回埃及的土地上。在历史的永劫回归之中,埃及人民得到了什么?

威权体制的衰落与公民觉醒

在茉莉花革命以前,埃及的威权体制就有所动摇,而穆巴拉克成为最后的法老,其实在他上台以前已露端倪。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与埃及宪政民主的挣扎,要由穆巴拉克的前任萨达特(Anwar Sadat)的“纠偏运动”谈起。在从以色列手中收复油藏丰富的西奈半岛后,萨达特在1974年颁布“十月文件”(October Working Paper),撤销前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治下所有与外抗衡的偏激经济措施,释放政治犯,撤销新闻审查,废除一党专政,目的是令埃及逐步成为开放的宪政民主国家。兄弟会在此时名义上仍是非法组织,但却开始有民主参与,甚至获准出版党报。然而在相对自由的政治气候中,伊斯兰激进派同时崛起,兄弟会当中的激进派系在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约后刺杀了萨达特。继任的穆巴拉克上台后随即宣布国家实施紧急状态法,结社集会等公民自由被限制,警权无限扩张,以至可以毋须经司法程序拘捕公民并送交军事法庭审理。紧急状态法至茉莉花革命后才正式废除,是史上实施最长的戒严令。

穆巴拉克重新实行一党专政,修改宪法容许总统无限次连任,威权体制以更强硬的姿态重临。但萨达特的纠偏政策还是在无声之中松掉了威权统治的螺丝。穆巴拉克上台后继续实行经济自由化,在数十年的发展中扩大了私人领域,也壮大了一群中产阶级,要求公民自由与政治参与的声音日隆。同时议会选举也成为了这些新阶级固定的政治参与机会,新旧力量此消彼长,埃及的民主化已非萨达特时代由上而下的,缺乏民间回响与有机脉络的政策口号,而是潜伏于威权统治下的主流民情。茉莉花革命就是这种民情的爆发。

换汤不换药的后革命时代

弱势威权主义遇上革命随而瓦解是自然过程,而在茉莉花革命浪潮中,被推翻威权体制国家的模式皆大致相同:从殖民时代终结始屹立的威权统治、坐拥大权的军队、重心向外的经济体系与议会政治残存的痕迹。然而茉莉花革命代表的虽是民众的觉醒,是威权体制自身的衰落,却未必是民主派的壮大。埃及的示威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表面事实:广场上的民众以民主为名,要求坐拥超然权力六十年的军方罢免一个民选总统。就此,美国国际事务学者Samer Shehata指出,许多反对阵营里的人对民主的理解是肤浅的。他们是不相信真正民主的自由派,虽笃信少数权利、个人与公民自由;但出于对伊斯兰政党的厌恶,宁可军队挟民意发动政变,也要逼一个民选总统下台。

两年前开罗解放广场上群情汹涌,然而当中的民主派系其实流于松散短视,对民主的理解仅为集会与示威,缺乏长远在民主体制中的执政准备。埃及的Revolutionary Youth(革命青年)是茉莉花革命时广场上的指挥,有庞大的网络动员能力,然而却没有把握机会建立政治势力,在革命成功后被迅速边缘化。在去年的选举中,兄弟会穆尔西以仅过半数的选票胜出,第二位是穆巴拉克的最后一任总理沙菲克,而年轻的社运界候选人只获1%选票。穆尔西虽然曾经尝试整饬军队,一度拥治国实权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坦塔维(Hussein Tantawi)亦被迫退下政坛,但结果只是让军队年轻一代提早接棒,军方势力根本未受打击。一场革命无法消除建制里的旧有势力,达至平等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新势力自然只能永远留守广场。埃及民众二度重返解放广场的原因,其实仍与两年前一样,是对于缺乏政治参与途径的控诉。

广场政治与公民社会

茉莉花革命之后,广场政治似乎大举复兴,从伊斯坦堡的塔克西姆广场到开罗解放广场,大型集会与长时间的留守成为了民众不满的出口。然而群众运动的浪漫却不代表坚实的社会愿景,广场的革命情绪对于巩固民主制度未必有作用,甚至可能会令社会深陷民粹主义的困局,造成政权的不断更迭。从得枪杆子得天下,到得广场得天下,二者性质或有不同,但离成熟的民主一样遥远。

威权体制转型期间的最大问题,是革命后虽建立了名义上的民主选举制度,然而候选人都只会利用民众对于前政权的厌恶赢取信任,在选战中夸夸其谈,许下无从实现的承诺;选举后因国家最重要的机器仍受旧势力如军队控制而交不出政绩,受群众压力黯然下台。埃及的后革命时代完全复制了这种模式。穆尔西固然不值得同情,然而若军队乘势重新坐大,埃及民众其实是将两年前的成果推倒重来,打开大门容许威权主义重临。

无人不希望埃及的这场乱局只是民主的阵痛,然而这种失序的状态,即使不演变为如同叙利亚的境内武装冲突,恐怕也会令重新选举更加困难。永远的广场起义只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如出一辙的法老,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的转型,才是埃及人民在茉莉花革命后要学懂跨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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