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 | 我的PhD申请心得

在我写下《再见,南方周末;你好,博士生活》一文之后,不少朋友询问我申请美国PhD的经验和心得。其实,我的申请也许并没有太多的代表性,申请结果也并非全然令人满意,因此参考价值可能不大。不过还是写下其中的一些经历和感想,有兴趣的朋友权且一看。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其一,基本的申请流程,在太傻、寄托等论坛上都有很多详细的说明,我就不再介绍了。其二,由于我对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了解也颇为有限,因此文中难免有错漏,请见谅。

2012年十一假期,我在杭州见到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我向他请教申请美国PhD的相关经验,并试探性地询问是否有可能成为他的学生——赵老师因研究社会运动闻名,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是他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此前也曾指导过主要研究媒体的博士生,例如目前在香港任教的林芬老师。

在和赵老师见面之前,我给他发送了一份粗略的研究计划,他给予了颇为正面的反馈,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不过,在当面的交流中,我得知:形势远远称不上乐观。

赵老师给我的核心建议是四个字:广种薄收。我很感谢他的建议,因为后来的申请结果完全符合这四个字。

之所以会广种薄收,当然跟PhD的申请本身就比硕士困难很多有关,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为我的申请中面临着诸多劣势。

一方面,是大形势很糟糕。赵老师说,由于美国经济形势低迷(至少当时如此),研究经费缩水得厉害,许多博士项目都大大缩减了招生规模,有的项目原本每年招二十多人,近两年却只招十来个人,甚至几个人。而就业市场萎靡,又令不少未能找到理想工作的学生选择继续留在学校,研究生申请者的数量持续攀升。这些都大大增加了申请的难度。

另一方面则是我自身的弱项:没有美国学位,没有美国教授的推荐信。只要研究一下美国排名靠前的高校院系网站上的博士生简历,就会发现被录取的中国人大多在美国读了硕士学位,甚至是“美本”。对于我这样背景(北大本硕+3年工作经历)的申请者而言,这个现实是残酷的。虽然北大在国内牛哄哄,有时还喜欢引用某些国际机构的报告称自己已经排名世界前列,但美国学术界显然并不看重——更准确地说,并不是不看重,比如北大本科在申请美国硕士时就比较好用,但在选拔博士生,也就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人才时,美国本土的学位几乎成了必需品,它能够证明你在这个体系下接受过训练,具备相应的能力。站在学校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让人感到了那么一点“歧视”的意味。

申请结果出来之后,我最想去的学校——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位教授写信告诉我,他们的博士项目还从来没有招过中国大陆的学生,他本人非常渴望招中国人,但评审委员会的其他老师普遍认为,没有美国学位是很大的不足。

我有时也在想:没有选择在本科毕业申请出国,而是在国内读了硕士、工作了几年,后悔吗?其实,个中得失很难衡量。如果没有在南方周末的工作经历,没有这几年深入媒体业内的观察思考,我就提不出今天的研究问题,就会错失“接地气”的机会。

如果没有美国学位,美国教授的推荐信有时候也很管用。我的一位师姐(复旦本+北大硕)前几年申请到了耶鲁的社会学博士,她的申请材料中相当重要的内容便是给一位MIT教授做助研的经历,以及该教授撰写的推荐信。不同于中国人对推荐信的普遍随意态度,美国教授很少在不熟悉学生的情况下写推荐信,一般也不会让你知道他在推荐信中写了什么,因此要拿到一封好的推荐信往往需要长期的接触和合作。

当然,我也有一些优势,否则,最后的结果大概会是“广种无收”了吧。

硬件上的优势包括:北大文凭,媒体工作经历。虽然上文“鄙视”了北大文凭,但毕竟北大清华是美国教授基本上都知道的学校,在与其他学校毕业的中国人竞争时有一定优势。而媒体工作经历则可以说是我个人比较特殊的优势,虽然国外不乏工作多年再去读博士的人,但走这种路径的中国人是比较少的。

工作经历的意义并不在于给简历上添上一点分量——如上文所言,从实践中获得一手的经验,发现研究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不同的人形成问题意识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人可以单纯凭借阅读和讨论发现问题,有人则更依赖在实践中观察和思考。

我的GRE和托福分数不高不低,但是在美国文科博士普遍极高的GT分数中,大概可以算是小小的劣势吧。那位哥大新闻学院教授告诉我说:如果我的托福分数可以再高一些,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没有美国学位的缺憾。

但对于正在全职工作的我而言,再花时间提高GT分数不太现实。其实,我的GRE是在读硕士的时候考的,因为它的分数可以有5年的有效期。托福的分数只有2年有效期,因此只能在申请时再考,考试前两周我还在外出差采访。

一边工作一边申请,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那位耶鲁社会学博士师姐告诉我,她知道有同学是辞职一年专门做申请的。

我舍不得辞职,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不愿失去在业内的一年工作经验——当然,也许因为没有花更大的代价,也就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功,个中投入与产出需要每个人自己衡量。我最后能够完成申请,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记者相对灵活的工作时间,它使得我可以更方便地做时间管理。不过,记者生活的不规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申请计划的实现。

既然自身的精力有限,找中介帮忙是不是好办法?依我看,答案很明确:不是。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判断只适用于PhD申请。硕士和本科阶段的申请,中介或许还能有一定作用。但到了博士阶段,你能找到比你更了解自己所申请专业领域的中介吗?

中介所能起到的作用,无非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偿给你提供更多的信息(无论是选校,还是帮忙修改文书,均是如此)。如果中介了解的都不如你多,那就帮不上忙,甚至只能帮倒忙了。

没办法,只能靠自己的双手,而且没有太多捷径,更多的是笨功夫——逐一查看各所学校的项目,阅读相关教授的简历和论文,寻找契合的方向。这个做功课的过程,也是较为深入地了解学术界的一次机会。

虽然“广种薄收”是一种策略,但即便是“广”,也不要滥撒网,否则就是白白给各所大学交申请费了。在一定程度上,个人研究兴趣与学院和教授的研究方向越契合,申请成功率越高。事实上,有许多拿到多个offer的牛人,所申请的学校数量也仅仅比offer数多一两所——有针对性的申请,远比买彩票式碰运气的海投更有效率。

了解各项目的申请难度也是做功课的内容之一。上文提及的哥大新闻学院PhD项目,每年只招4个学生,竞争之激烈已经超过了该校的商学院、法学院。

至于很多人关心的套辞问题,我的感觉是,无论“套磁有用”还是“套磁没用”都是太过武断的结论。录取我的UW-Madison,我并没有套磁;套磁了的其他学校,有的音信全无,有的则有较为积极的反馈。至于能对最终的结果起多大影响,的确很难一概而论。比如,各所学校的招生程序本身就存在差异,有的完全由成员每年变化的录取委员会决定,有的则在很大程度上会听每一位老师的具体意见。

2013年的春节,我是在惴惴不安的心情中度过的。从年前我就开始期待一份offer——不需要多,一份足矣,有了它,我就可以安心地过节了。但事实是,直到元宵已过,我依然手中空空。

那些倍受煎熬的日子,或许将长久存留于我的记忆中。每天上午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打开iPhone,查看是否有从夜幕刚刚降临的美国发来的邮件。后来,接连两次在起床时收到拒信,我就变得神经兮兮,认为iPhone会带来坏运气,于是改而使用iPad查信箱。

那些日子,每天不知道要刷多少次申请系统、gradcafe和gter。当gradcafe上开始有人报相关offer,而我的申请系统中依然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我便开始设想并寻找各种可能性。我搜索往年同一学校同一项目的offer发放情况,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是一次发完,还是陆续发送;是先发offer,还是先发拒信;是先发美国学生,还是先发国际学生……

当然,我也曾无数次设想:如果颗粒无收该怎么办?是放弃学术道路,改而寻找和接受其他机会,还是坚定地要做个研究者?是继续留在南方周末,还是干脆辞职专心申请?是继续申请博士,还是先读一个美国硕士?……

如果了解我那一两个月的心情,就会知道当我在收到第一份offer的时候,为何会在微信朋友圈如此不低调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是真的吗?快哭了!”

申请美国PhD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在至少半年内持续投入大量精力,并且充满了不确定性。至于申请结束后的博士生活,也早有大把诸如“PhD=Permanent Head Damage(博士=永久性脑残)”之类的调侃。对于有意申请,特别是想辞职去读PhD的朋友,最重要的建议也许是:想清楚,真正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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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0日, 10:30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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