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演敦煌故事

  知青运动远去,知青研究渐热。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厚厚一本40万字的集大成式专着,本人知青出身(八年乡龄),读之感慨万千。知青研究居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从《失》着所附参考文献上,外文也比中文热闹。

  今年乃知青运动爆发40周年,内地知青自我纪念再掀高潮,一些报刊也开始关注知青话题。按说40年的时间应该使研究者有了充足的时日积累,有了研究客观化足够的时空间隔,应该涌现“知青学”专家与集大成式专着。然而,由于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栓系着文革,而且钩挂着中共意识形态,牵扯着赤左学说的价值大方向,因此只要马列之旗还是中国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知青运动肇始者还享有“三七开”的政治豁免权,“知青学”就和所有赤左胎儿一样,无法在寰内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剖析,就一天无法“转正”——由民间入庙堂。此外,尽管知青运动结束已30年,但1800万知青垂而未老,不仅“人还在,心不死”,而且大部仍值盛年,社会能量甚巨。精于意识形态管理的中共,当然明白还必须为某些历史遮丑。如此这般,知青学自然“宜粗不宜细”,只能与文革一样“淡化处理”。迄今为止,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深远的上山下乡运动,居然从未跻身国家课题。不是没人报,而是不肯批——“稳定压倒一切”。因此,这一重大当代史课题,白白“让”与人家老外。潘鸣啸先生《失落的一代》,生逢其辰,觑着其时。

  “知青学”在国外,当然不是我们这些知青学人不自爱,不知此山有璧,而是人家老外更有条件比我们关心“知青”。不仅经费、时间投入存在巨差,最要命的是思想自由。综因合之,老外学者的研究热情远比我们易燃,学术兴趣也远比寰内学子更热烈更持久。尽管事实如此,无论如何,我还是为这一“集大成”课题流失国外而汗颜,为中国而感慨。

  说起来,大陆“知青学”并非毫无进展,也出现一些台阶性研究成果。如邓贤《中国知青梦》(1993)、刘小萌、定宜庄等人《中国知青事典》(1995)、顾洪章、刘梦章等人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1996)、金大陆的《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1998)、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1998)、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2004)。但这些成果均属初级阶段的资料性归扫,虽然十分重要,提供了积微言细的原始资料,但由于是民间行为(除金大陆为上海巿级课题),所录资料大多为知青亲历,局限于下层个体亲历,即便涉及宏观整体,亦受到“必须克制”的局限,尤其必须面对出版那道严审雄关,多少资料由作者本人就“自觉”过滤掉了。失去资料等于失去准确判断的前提,谁都明白信息封闭的厉害。

  二、学术贡献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首先在于它是一本严肃的学术化专着,对大量散落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归纳梳扒,整体考察,取精用宏,立桩深固。就资料而言,可谓一册在手,“知青”可知。为全面概要了解上山下乡运动及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适的综述性读本。

  笔者作为渐入秋暮的当年知青,30年来一路总还算关心知青研究,但《失》中所辑资料仍闻所未闻,30多年前的旧闻对我来说仍是新闻,捧读此书才真正认识这场运动,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发现自己不仅当年被蒙鼓里,40年后仍然不知就里。若非读到《失落的一代》,终身都将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资讯。如从1956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1963年周恩来计划18年内动员3500万知青下乡。(页61)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工业疲软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如此这般,既维持中共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神话(最高指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又遮了大面积失业之丑。至于将青年精英送往农村——工业化的相反方向,会造成怎样的历史后果,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似乎从未考虑过。因为,他们来不及虑及,亦毋须虑及,反正他们怎么做都是“伟光正”。

  从《失》中,我得知一系列秘闻: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可能与1979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 (页142)上山下乡在1980年被最后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了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 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页163、166)

  ——宣传干事、教师、生产队长等当年混得不错的“积极分子”,居然也非法偷渡香港,奔向“万恶的殖民地”,因为连他们也无法在农村农场“展望自己的未来”。(页300)广州动物园某职员因卖虎粪给知青而被捕,因为虎粪可使知青在偷渡香港时吓退追捕警犬。(页367)

  ——得知那些知青英雄后来的故事,如张铁生、吴献忠、柴春泽、朱克家、蔡立坚、侯隽、董加耕。(页159~160)李庆霖的三改刑期——从无期到八年。(页160)认识真正的知青英雄——上海赴疆知青欧阳琏(阿克苏知青领袖)因带头闹返城被判刑四年。

  ——女知青普遍遭强奸之证据,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有时是几十起。(页285)《南京之歌》(我至今会哼唱)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页339)一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页211)

  —— 1974年10月23日广州十万青年自发聚集白云山,放了几百只风筝,风筝飘语:“顺风顺水到尖沙咀!” (页377)1974年4月,南京爆发游行示威。(页379)1984年,1.7万上海知青劝返新疆。(页189)民主墙时期,上海知青王辅臣在人民广场张贴大字报:“大党阀、大军阀、大独裁者——毛泽东,上海人民决不会饶恕你。”(页408)1980年10月29日,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王志刚自爆事件——10死81伤。(页196)

  ——1978年底~1979年初,各地知青运动风起云涌。京沪宁杭渝及南昌、合肥都闹了,上海知青以卧轨“扩大影响”,游行、绝食、请愿,持续一月,提出口号:“要工作!要吃饭!要户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反动!”沪青民运领袖滕沪生被捕。大多数农场这一期间都出现自杀事件。(页144~147)甚至读到“反动至极”的请愿语:“劳改犯服刑期满就可以回到北京安排工作,我们反而不如劳改犯,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允许我们返回北京!” (页197)

  ——文革结束时,中共发现如不说谎就不能维持“安定团结”。1978年李先念已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但仍不能承认这是一项错误政策,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1] 必须对已认识到的错误进行反向宣传,迫使国人接受这种“政治潜规则”,谁不接受谁就是“政治上不成熟”。这就是我们知青一代成长的社会环境。(页131)这种“杀伤力”强大的资料,自然不会讨官方欢喜,不能在大陆媒体得到传播。

  ——某台湾学者1972年对上山下乡大声喝彩,将这场运动称为“理性而大胆的”实验。(页44)1967年秋,法国共青团几位负责人访华后,受知识分子必须与群众相结合的毛氏理论启迪,发起“插入运动”,影响数百法国青年放弃学业,在城市“插厂”。(页434)1970年代初,法国数千名青年再掀“回归土地”运动,坚持七八年,最后吃瘪。(页255)在柬埔寨,“高棉人用鲜血写就的历史正像毛泽东主义的恐怖写照,特别是下乡运动时期提出来的某些指示。” (页432)几则隔岸“新闻”使我阵阵惊悚,再一次直观感受赤左学说的欺蒙之力。

  《失》还提供了一系列数据,使全书论述站在实证的地基上。如80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页202)1980年仍有15.5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43万。(页168) 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42%,工人出身31%,普通家庭4%,出身不佳1%。(页213) 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100多万,技校生减少200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页411)列示数据,结论自明。文革对国家的伤害、对教育的摧毁,可谓一目了然。

  再如知青运动完全违反经济规律与客观现实,硬将知青送往不需要劳力的地方充当劳力,还让知青硬干类似西西弗斯的活儿。1957~77年间,全国可耕面积减少11%,人口却增加47%;1978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0.3公顷,0.7公顷,印度一公顷,美国48公顷。国家投资46亿办农场,结果亏损32亿。(页399)

  最悲剧性的是知青运动的宏观投入与产出。为安置知青,国家在每位知青身上投资500元,去农村178~303元/人,去农场690~1119元/人。(页61) 内蒙昭盟知青,所送城市每年得为知青投入人均千元,相当中级干部的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页160)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1900元,而安置社队工厂1300元,安置乡镇企业仅需500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办厂还昂贵的事儿。(页166)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尤其包括对政府的怨恨,引发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普遍出现“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这一代青年的崇拜对象用马基雅弗利(Machiavel)、达尔文(Darwin)、于连(Julien Sorel)换下孔子、雷锋。(页348)于民大怨,于国大害,于己大损;里外两伤,损人不利己;何苦?何苦!为何!为何?歪谬之屋一定建立于某一歪谬地基,一定有一歪谬的价值支撑,今人当然都认清了那枚封建臀章——权争。为了一己之权坏了一国之政,为了一己之欲坏了全国之益。

  三、分析深刻

  《失》着分析的深刻性,亦达知青学前沿。虽然分析知青运动难度不高,但大陆学者受制于“局限”,特别那位挥手肇始者的巨像还高高悬挂,知青研究就必须戴着镣铐起舞,寰内学者就无法自由伸展思想之翅。《失》之深刻也就特别得到映衬,言我们所未言或不敢言:

  ——下乡属于最具专制之列。这种强制性的放逐边远地区从事体力劳动无疑就是流放。……当权者拥有对人民的极大权力,而老百姓为保护自身几乎走投无路,这一现实在运动中暴露无遗。 (页430)

  ——农村劳动力闲置不是很显眼的事情,与城镇失业相比,政治上的危险性也比较小,而知青混在农民群众中也不会造成骇人听闻的人口增长数字。……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而是掩盖问题的办法。它使人忽略了扩大就业的很多机会。(页390~391)

  ——大多数情况下,越是呱呱大叫要扎根农村,就越有机会离开,等于公开鼓励口是心非。(页307)全面打乱道德禁条,结果就是极大地削弱这些禁条对精神的控制力。知青们学会了把以前他们谴责的所作所为看成是正常的。(页346)

  ——政治上根本不信任这一表现出有某种独立精神的社会阶层。仇视知识分子的政策造成了一片混乱,下乡运动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下乡运动与毛的有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出现知识分子及滋长批判精神。……毛一向……认为乡下人的道德精神远高于城市人。(页429)

  ——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 (页25)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页22~23)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来。(页223)(农民)怀念集体化之前的日子,有的甚至还谈到解放前。(页227~228)

  ——任何人都不能以所谓“历史使命”为名,君王式蔑视社会经济利益而命令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服从他的安排。(页439)整整一代人就成了某种不公平的牺牲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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