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盛邦和:中国:“海国”还是“陆国”?“海权”还是“陆权”?

  中国是“陆缘国”——大陆边缘的国家。一边连接大陆,一边毗邻海洋。中国龙是“两栖”龙,可以爬回尘土,也可游向海洋。去做“陆国”,成为大陆体系的一员,还是做“海国”,走出海洋的路线?是做“陆权”的国家,将心思退回亚洲的“大陆”,还是宣明“海权”,将目光转向太平洋的航路。多年前的魏源对我们说过了:中国当是“海国”,中国当争“海权”。中国需要海运、需要海商、需要海军、需要海权。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海国”思想的逻辑主线。 1

  一、海运思想的坚持

  中国是大陆国家,重陆轻海,海洋在中国人心目中缺乏地位。在运输方面,重视陆运、河运,忽视海运。虽然中国有许多江河,不乏优良的水道,然而被西高东低的地形所决定的东西向流向,给南北走向的水路运输带来困难。自隋炀帝开凿运河,中国南方漕粮百货都通过运河运输到京城及北方地区。

  至道光四年冬,情况发生变化。当时清江浦高家堰决堤,运河江苏高邮、宝应至清江浦一段,水流量减少,漕船搁浅,河运阻绝,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严重短缺。为此,道光帝令漕运总督魏元煜、江苏巡抚张师诚等督抚大臣,讨论海运代漕事宜。 2当时许多大臣都主张借黄济运,而坚持海运代漕的则有齐彦槐、包世臣等人。

  包世臣在《海运南漕议》中说:“驳海运之说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适资盗粮;二曰重洋阻深,漂没不时;三曰粮艘须别造,柁水须另招,事非旦夕,费更不赀”。包世臣对此三个论点一一加以驳斥:第一,对于“洋氛方警,适资盗粮”这个理由,包世臣认为北洋水浅多礁,而盗船皆鸟船,吃水重,遇礁即碎,故盗船不可能“越吴淞而北以争南粮”;第二,至于“重洋阻深,漂没不时”,包世臣根据考察结果据实力争:航海沙船每年往返南北四、五次,每岁漂没海难的总数“不过千百分之一”,而“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第三,所谓“粮艘须别造”,也不成理由。事实是,粮艘不须“别造”,柁水也不必“另招”。海运漕粮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船商”担当。经过仔细调查他发现仅上海就有沙船三千五、六百号,船主大体是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需银七八千两。其多者,一名船主拥船只四五十号,故曰“船商”。康熙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运到上海每年有千余万石,而布匹、茶叶等江南货物也由沙船运至山东直隶、关东等地。沙船有会馆,设有董事。上海等地民间海运行业既已如此组织严密,规模宏大,经验丰富,将南漕海运的事交给他们可以完全放心。至于运费支出事宜,包世臣也考虑到了。“每南粮一石,给水脚银四钱,上载时每石加耗米五升……合计南粮四百万石,不过费水脚百六十万”。 3

  在坚持海运代漕的问题上魏源与包世思想上如出一辙。他同样认为,“海盗”、“风涛”、“霉湿”,都不能成为反对海运的理由。推行海运,海盗确为一难,但海盗多出南洋。南洋水深多岛,海盗多驾所谓“鸟船”,其“船锐底深”,适合当地水情,而北洋水浅多礁,鸟船不敢“越吴淞而北”。所谓“风涛”险阻。其实“大洋飓风,率在秋冬”,若是夏春航行,“有顺利无暴险”;所谓货物“霉湿”。设若运河运输,需历时数月,改为海运,“沙船抵京,则不过旬”。运输时间大大缩短,货物霉变的可能也必小于河运。再则,海运在中国已有先例,南方珠兰、茉莉等,北方豆、麦等,已“由沙船载之而北,运之而南”,并没有出现过严重霉变的问题。另外,海船结构较河船复杂。船底有甲板,船舷有水洞,自可防水,霉变问题完全可以解决。他强调:运河淤塞,日甚一日,河床加高,险情不断,变河运为海运,已成无奈必行之举。

  变河运为海运,关系重大,所考虑者为“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 4其结果将达到“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 5。魏源特别提到,推行海运,运营方法当非“官营”,而是“商营”。“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 6保守派之所以反对海运,是因为他们结帮营私,中饱私囊,形成非法利益集团,利用河运获取巨大经济收益。因此,必须“尽革中饱蠹弊之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魏源还建议“沿海皆行票盐,尽省浮费,匪独化私为官以助饷,并可化枭为良以助兵”,并设想使“浙江之南田山、福建之封禁山,许民屯垦;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 7

  在麦金德看来,采用某一种航运方式可以决定一个地区的文明方式,“正是在入海河流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河流阶段的文明,如扬子江畔的中国文明、恒河畔的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正是在地中海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称作海洋阶段的文明。如希腊和罗马的文明。萨拉森人和维京人是靠近海航行来掌握统治权的。” 8麦金德认为,河运造成中国、印度等国家等农业文明,而海运则成就了希腊、罗马的海洋文明。

  在长距离运输方面,海运比河运价廉、便捷,运量也大,海洋势必成为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河运一般指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运输与交易,而海运的推广,将使人们放眼于世界性贸易。海洋让人联想到全球性的国际市场,这里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财富来源。只有那些重视海洋功能,积极主张与实施海上运输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型的市场型工商国家。只有那些国家重视海运的国家,通过海运走向海洋贸易的国家,才有可能进入世界强国的行列。宛如在农业国家,渠道与灌溉对于植物的生长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在工商国家,海运与航线与这个国家的富强与活力休戚相关。由“海运”走向“海商”,由“海商”走向世界“海洋市场”。从经济意义上说,这是世界强国崛起的必由之路,而海运则是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魏源海运思想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倡说与引导中国走出这重要的“第一步”。

  二、“海商”精神与世贸思想的阐扬

  在主张海运的问题上,包世臣和魏源站在一起,但面对中国要不要在海运的基础上发展“海商”,即国际贸易,包世臣的思想却落后了。包世臣认为:“但绝夷舶,即自拔本塞源。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须,不过裁撤各海关,少收税银二百余万两而已,国课虽岁减二百万,而民财则岁增万万,藏富于民之政,英大于是” 9。龚自珍也曾认为:应将“关税定额陆续清减”,“国家断断不持榷关所入”。可以说,包世臣是接受了龚自珍的思想,对于中国加入国家贸易一事,持保守观望的态度。

  主张“大历史”观的黄仁曾说:“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人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 10近代史上包世臣和龚自珍不在顽固守旧之列,包世臣力主海运,就说明这一点。然而即使这样的先进思想者,一旦要他们吸收“海洋性国家的经验”,也会犹豫不决,此乃中国“旧式农村的习惯”太沉重,而这样的习惯正是产生于“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

  与龚自珍、包世臣等人不同,魏源思想开通,目光较远。他主张国际通商,发展海洋贸易,意志坚决。他倡导“互市各国”,“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他对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情况作具体分析:以道光十七年(1837年)广东与英贸易出入之数,共计英国船购出广东货物21,816,000元。英国进口货14,478,000元,少于出口货合银价700余万元。假如没有鸦片贸易,“而以货易货,则英夷应岁补中国银七百余万元”。

  他主张在断绝鸦片输入的基础上,打破壁垒,货物互通。“与夷约,果鸦片不至、则尽裁一切浮费,免米税,商本轻省”。这样,“上无缺税,下无缺财”,外商可转谋“自然之利”,中国可免烟毒病民与白银外溢。中国大宗出口资源为茶叶与湖丝,可尽量出口。西洋棉花、洋米、呢羽,则可适当进口,“此外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物,亦可多运多销。”魏源提出货币应以“五行百产之精华”、天地自然之珍”为之,力主白银本位;发行货币,应“一主于便民,而不在于罔利”,力阻滥发纸币,而使物价腾贵。他建议开采银矿,增加银源,还可以仿效西方铸造银币,“仿番制以抑番饼”,抵制外国银元的垄断地位。 11

  中国古代忽视海洋贸易。近世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虽有“朝贡贸易”,但是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清朝“净海”,日本“锁国”。沟口雄三认为亚洲地区存在着一种以儒教为中心,以抑制商业为特点的“东亚文明圈观念”。如果说中国明代时期还出现过远洋航行的萌芽,让这样的“萌芽”发展下去,中国很有可能逐渐产生类似“西洋”的国家贸易。由于蒙古、女真的入主中国与元、清两朝的建立,这样的可能性终于消散。“波斯人任何航业也没有。当他们征服了埃及的时候,他们便把本国原有的这种精神带到埃及去,因此,航业废弛到了极点。以致希腊的君王们发现波斯人不但对推罗人、以东人和犹太人在大洋的航行一无所知,就是红海的航业也一无所知。” 12这里有一个“文化覆盖”的推断,这就是无论元、清,都是草原帝国的后裔,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绝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奠基于草原沙海之上的“内陆”气质,这是他们的“原有的精神”。如同“任何航业也没有”,反对航海的波斯征服了埃及,把波斯的内陆精神带到了埃及。并“覆盖”了埃及的原有精神,使那里的“航业废弛到了极点”一样,元、清两朝的文化覆盖,使用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仅有的一点可能化为乌有。

  中国近代史成为国家的战败史与民族的悲情史。中国战败,先败于鸦片战争,后败于甲午战争,再败于八国联军。始败于南海,后败于北洋,再败于北洋,都败在海上。历史转移到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是大海运时代、大海商时代、大海军时代、大海权时代。不管愿意不愿意,事实已经说明:要想“强国”,就要海运致强、海商致强、海军致强、海权致强。魏源是一个有预见性的历史学家。他亲见鸦片战争的惨败,未见后两次的失败。但是他著《海国图志》,已经预示一个道理:中国需要海运、需要海商、需要海军、需要海权。不可设想,一个不要海运事业,否定海商发展、拒绝世界贸易的国家,会有建立强大海军的理想,会有维护坚强海权的力量。魏源主张海运,进一步主张海商,这个“海商”的广义诠释就是世界贸易。因有海运、海商,就有保护海洋利益,需求海权的要求。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强国”思想的逻辑主线。

  三、建立新式海军,强调中国海权

  中国近代以来遭遇外国侵扰,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为俄,其二为英,其三为日。三方面的侵略都给中国带来深痛巨创。魏源所撰《圣武记》中,有《国朝俄罗斯盟聘记》与《俄罗斯附记》,记俄国事情。魏源认为“俄罗斯国至明始大,其地袤络满洲、蒙古、新疆之西北疆,与中国相首尾。”关于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他说:“初俄罗斯东边接黑龙江,江者以外兴安岭为界。当明末季,我大清方定黑龙江、索伦、达瑚拉及使犬、使鹿各部,东北际海,而俄罗斯东部曰罗刹者,亦逾外兴安岭侵逼黑龙江北岸之雅克萨,尼布楚二地,树木城居之。”到康熙28年(1689年),签《尼布楚条约》,“一循乌伦穆河上游之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俄罗斯;一循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呼纳河为界,南岸尽属中国,北岸属俄罗斯;乃归我雅克萨、尼布楚二城;定市于咯尔咯东部之库伦,而立石勒会议七条,满、汉、拉提诺、蒙古、俄罗斯五体文于黑龙江西岸。” 13由上可见,魏源起初关注西北边防,且聚焦于俄国对中国的侵略。

  随着时间的推移,魏源把关注的目光从陆防逐渐转移到海防。他根据《明史·兵制》,将当下英夷(英国)与明代倭寇进行比较,指出有三方面的不同:第一,倭寇长于陆战,而短于水战,缺少强大的船队,“船不敌而而火器不备”,与此不同,“英夷”则“专长战舰火器”。第二,“倭专剽掠沿海,迹同流贼,红夷则皆富商大贾,不屑剽掠,而藉索通互市为名”,同时又以鸦片烟、耶稣教“毒华民而耗银币。”事实也如魏源所分析的那样,列强侵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侵占土地,这在俄国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表现得最明显。与日俄不同,英美远隔重洋,占领中国领土有心而无力,因此将在扩展市场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14

  魏源开初并没有提出积极意义的建设海军与出海作战的思想。“吾之水战火攻不如红夷,犹可言也;守岸禁烟,并不如倭,可乎不可乎?不能以战为款犹可言也,并不能以守为款,可乎不可乎?令不行于海外之天骄,犹可言也,令并不行于海内贩烟吸烟之莠民,可乎不可乎?”他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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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0日, 8:16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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