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革命，还是宪政？这是个问题

作者：信力建 

胡德平先生近日发文《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指出“我国革命在1949年已告结束，但绝不可忘记过去的革命！记忆加创造等于社会变革，为了不再发生革命，我们要以前辈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参加今日中国的改革。”

我们知道，一场大规模革命的爆发绝非单纯原因所致，它是极其复杂的内外原因交错作用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发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如同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种总的合力”。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六十多年前那场革命和时下的中国形势，就不难得出与胡德平先生一致的结论：我国革命在1949年已告结束。

从外部条件而言，49年革命基本上是二战世界冷战格局在中国的预演——换言之，那场革命是以苏美为代表的两大国际势力在中国博弈的结果，国共双方都不过是这场博弈中任人摆布的两枚棋子。

先看苏联对中共的扶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为了逼使日军早日投降，以减低美军在远东战区的伤亡，不惜牺牲中国领土主权，1945年2月4日，与苏联订立雅尔塔密约，以换取苏联向日宣战出兵。美国估计日本海军虽被击败，但日本陆军战斗力仍可观，尤其是东北七十八万关东军，是一股强大力量，苏联参战，乃属必要。雅尔塔条约除了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外，其他多为有关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开大连为国际商港、租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合营中长铁路等。8月6日，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日本投降在即，于是苏联赶紧于8日对日宣战，次日，苏军一百五十万人自中苏、中韩边境等，出兵东北，关东军不战而降，苏联势力又再度轻易侵入中国东北领土，对国共接收东北的争夺战，产生了巨大影响。东北对苏联的利益既是经济性的亦是国防战略的。二次大战，苏联工业遭到德军严重破坏，苏联掠夺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原料，以做补偿。欧战结束，苏联势力席卷东欧，美苏两国形成尖锐对峙，在欧洲大陆各处交锋，同时两国争夺霸权亦在亚洲迅速展开。日本战败，美军占领日本，不让苏联插手，苏联已感芒刺在背。在国防上，东北如一柄利刃，深深插入苏联远东区的腹部，如何阻止美国及亲美势力在东北生根立足，是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第一要务。因此当美军协助国民党军队海空运输到东北，苏联便处处作梗，不让国军顺利登陆，延误国军进占东北。苏联阻碍国军接收，而让共军在此紧要阶段，抢先一步，立足东北，在时间上占了先机，对其日后胜利，是大有帮助的。据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记载：“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解放军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可以说，国共在东北之得失，完全是苏联插手的结果。而东北之得失，又直接决定了整个国共内战的成败。

相比之下，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则捉襟见肘，很不成功。战后，美国派出特使马歇尔来调停中国内战，结果被毛泽东和周恩来忽悠，以至马歇尔向杜鲁门报告说：“我跟毛泽东作了一次长谈，我坦率得不能再坦率了，他没有表现任何不满，向我担保尽其所能合作。” 马歇尔称在东北的“共产党势力比乌合之众强不了多少”， “从延安大本营跟‘东北’当地领导联系简直就办不到。”其实，延安跟东北局和在东北的几十万大军天天都有长电来往。马歇尔在延安时，毛就已经向阿洛夫详细复述了跟他谈话的全部内容，请阿洛夫电告斯大林。 1946年晚春，当毛的部队在东北全面溃败时，马歇尔给蒋介石施加了决定性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停止在东北追击中共。马歇尔威胁说，如果蒋介石继续追击，美国就不再帮他运军队去东北了。五月三十一日，马歇尔甚至写信给蒋，称这事关系到他本人的荣誉：“在目前政府军在东北继续推进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重申”，“事情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即我本人的立场是否正直成了严重问题。因此，我再次向您要求，立即下令政府军停止推进、打击、或追赶‘中共’”。措辞如此强硬严厉，蒋介石不得不屈服，答应停火十五天。毛泽东因此绝处逢生。他刚于六月三日被迫同意放弃哈尔滨，让部队分散打游击。一得到停战令的消息，毛在五日至少两次发电东北追改部署：“周电称，蒋已允马停战十天谈判，请东北局坚守哈尔滨……至要至要。”“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于我手中，尤其保持哈市。”这一停战，使得原本兵败如山倒的林彪部队起死回生.从林彪到老将，都说蒋介石停止向松花江北推进是大大的失算。蒋介石只要穷追猛打，至少能阻止中共在苏联边境建立强大巩固的北满根据地，切断中共与苏联的铁路运输线，使苏联重型武器不可能运进来装备中共。

到1949年1月，在听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就中国问题进行了汇报后，美国决策者认为蒋介石的失败已属必然，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等于自陷“烂泥坑”。此时的杜鲁门政府，急于想从中国的内战中脱身。2月初，艾奇逊在与国会议员的一次谈话中尖锐地指出：“不管有没有军事指导，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拯救国民党政权。”在美国人看来，此时的中国局势仿佛是森林里的一棵大树正在倒下，不等到尘埃落定，就不知道损害的程度。“在灾难的尘埃落尽以前，美国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艾奇逊的谈话被美国各大报刊以醒目的大标题登载，接着传遍欧洲、亚洲，人们将美国政府此时的政策定名为“等待尘埃落定”。由于美国人的出局，蒋介石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

这种国际形势，在今天根本不具备——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的及其卫星国的解体，意味着冷战的彻底结束，在世界格局美国独大的情形下，怎么还可能出现在两大巨头暗中支持下两党混战的“革命”呢？时移势转，老黄历如何新翻？就内部原因而言，时下的中国也根本失去了49年革命的基本条件。

首先，49革命所以能轰轰烈烈的进行，其根本原因是在中国国内有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截然相反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而且，这两大政党在当时都有庞大的“党军”——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其中，正规军两百万；共军有一百二十七万，其中，野战军六十一万。试问今日之中国，有能跟中共抗衡之政党存在乎？更不用说跟解放军并存的武装力量了。

其次，就经济状况而言，也不可同日而语。抗战期间，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由于多年战争，中国原有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受到严重影响，政局不稳，社会不安，交通受阻，内战重起，统一市场无法形成；东北、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受到战争影响，损失严重；币值不稳定，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各方投资意愿低落。总体而言，经济恢复与重建困难多多，经济形势不容乐观。194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兼任该会委员长的是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在其任期内，经济政策不是扶助民营而是偏于国营，政府收支不仅不能平衡反而赤字愈增，对外经济关系因进口剧增而严重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其经济计划可谓均成泡影。就实际情形而言，内战重起之后，战争再次成为国民党面对的中心问题，继宋子文之后的历任阁揆，经济无确切政策可循，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东墙补西墙，以维持经济基本面的形势。结果，战后轻工业尚未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距战前尚有相当距离。由于内战再起，军费剧增，能够用于经济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少得可怜。据估计，战后用于经济建设的政府投资和国外借款总数为28200万美元，不及战时损失的一个零头。而政府用于经建的经费占军费支出的比例，最高为1946年的0.5%，最低为1949年的0.17%。加之国民党当时的注意力全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上，根本无暇顾及经济。1947年以后，因为战争范围的扩大，生产与消费均大受影响，国内市场再度被分割，再加以恶性通货膨胀，消蚀了所有尚存的经济活力，经济运行陷于崩溃的境地，更谈不上发展了。如此之糟的成绩，显然不足以满足战后人民对改善生活的要求，国民党政权被人民抛弃也就自然而然了。更为要命的是，为了支持战争，政府大量印钞，大量纸币充斥于市，又没有相应的硬通货或物资作后盾，当然造成物价高涨；同时物价上涨又迫使政府发行更多的纸币，促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导致恶性循环。战后物价的新一轮上涨，表明涨价的内在动因并未消除，尤其是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内战带来的军费大幅度增长，使赤字财政愈演愈烈，最后导致金融崩溃。

而今天的中国经济跟那时已不可相提并论。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年均9%的高速发展，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人均处于全球93位，每年新增消费需求相当于整个韩国的产值。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消费占经济的比重仅为36%，不仅在世界同等收入国家中的比重最低，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中也是最低的。中国消费增长的空间还很大。受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对欧美的出口锐减，中国从周边国家的进口也一度迅速下滑。但随着中国刺激政策的实施，中国从周边国家的进口逐渐反弹、已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中国的高速增长，增强了亚洲其他出口导向型国家的信心。未来亚洲经济的增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今后10年，如果中国国GDP年均增长8%，至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达到75.7万亿元左右，按目前汇率计算，大约相当于11万亿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届时我国经济规模可能接近美国水平，超过日本一倍，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20%。又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自然不可能产生当年国民政府因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而引发的革命浪潮——老话说得好“穷则思变，富则思安”！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12%，再过几年，老龄化趋势会进一步发展。这也是时下难以发生革命的原因。迄今的人类历史，未发现革命是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出现的，而只出现在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包括晚近的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远期的中国革命及更远的法国大革命，它们都有一个人口学上的共同特点，就是在爆发革命时，年轻人占据全国人口的主流，最明显的就是利比亚，全国人口约为650万人，但15至35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9%。一个国家年轻人口居多，首先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另外，年轻人富有理想，激情，追求平等和自由，对现状更不满。而老年人天性偏向保守，不喜动荡，当一个社会这样的人口占很大部分，即所谓老龄化，它就成为一个抑制革命的有力因素。

今天中国民众对社会不满集中在贫富悬殊与官员腐败上，其来源主要是官场，中国社会因此普遍弥漫着仇官情绪，官民对立。事实上，按照中国刑法的起诉标准，有一种来自专业人士的估计说，贪官污吏的比例高达各级干部的80%。要解决这个问题，时下政府进行的节约开支、大部制改革等等，也能起到一定作用，但要真正釜底抽薪，还需要借重于政治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经济的进一步完善。

要之，中国经济的增速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之间总要降下来，财政的好日子总要过去，那时国有资产的瓜分也差不多了，油水越来越少，麻烦越来越多，失业增加，财政危机，穷人要福利，富人抗税，内外危机越来越多，这时候，官僚集团会追求剩余的最大利益，就是财产和生命安全，他们会形成共识，以此为转型条件，开出和平转型的高价，在权力的控制下向民主宪政过渡。也就是胡德平先生所说的：为了不再发生革命，我们要以前辈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参加今日中国的改革。”只有这样，中国才会真正地告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