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

敬文东

  土家人野夫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文革”中当过少年樵夫,“文革”后,上过一所三流大学和一所名牌大学,当过公务员,做过像模像样的警察。身为体制内前途一片光明的干部子弟,后来却被时代风暴吹打成了“牢头狱霸”。在狱中,他奇迹般地和一些狱卒结为朋友,在劳改队导演春晚,并在当年首创犯人图书室。出狱后,他为谋生而成为著名书商,兢兢业业战斗在民间出版发行的渠道。

  他还干过很多职业,经历过太多江湖生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与他交往有很长一段时间,只看出他纵酒贪杯,热情豪迈。但都不知道,野夫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也许,这才是他被遮蔽多时的老本行和旧身位。

  新世纪以来,野夫写下了一批力透纸背、光彩夺目的文章–《 地主之殇 》《组织后的命运》《坟灯》《 江上的母亲 》《生于末世运偏消》《 别梦依稀咒逝川 》《 革命时期的浪漫 》……这些文章旨在通过自己与家族中人或友朋的遭际,揭示曾经的时代是如何摧残宝贵的人性,如何在矢志不渝地蚕食中国人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价值观念。

  这是一种惹人深思、让人久久无法释怀的文字,这是一种催人泪下,却只能让读者一个人向隅而泣,并经由暗中的泪水透视惨痛历史的文字。汉语的光芒在野夫笔下得到了恢复,得到了张扬;诚实、诚恳,而又无比节制。但让人惊讶的是,即使在述说惨痛至极、压抑至极的故事,野夫的文字也无比灵动,毫无凝滞之态,有一种风行水上的感觉,顶多是飘逸、向往自由的风被故事拉拽了一下而已。

  沉重和土地有关,飘逸则同天空连在一起,这是汉语当仁不让的两个极点。野夫充分展示了汉语的土地特质与天空特质,他的文字是土地与天空按照某种比例的神奇混合。中国的历史太沉重,土地特质因此始终是汉语的焦点;汉语的天空特质则必须受制于它的土地特质,汉语的天空始终是同尘世相混合的天空,是被土地震慑住的天空。

  野夫深谙汉语的两极性,而汉语的两极性则为他的写作对象提供了绝好的对称物和衍生物。听命于语言,但更应该听命于情感,尤其是情感中沉重的历史成分:野夫恢复了汉语内部最正派、最高尚的那部分品质,经由这些品质的指引,野夫拯救了一种被官僚体制蹂躏了多年的语言。

  熟悉野夫传奇生涯的朋友或许都知道,完成于德国科隆的中篇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不过是对一个真实故事有限度的加工、改写和润色。诗人赵野和野夫相交甚深,他在他写野夫的散文中,曾经旁证过与此相关的那个原型。在他看来,现实中的那个女主人公,“虽然岁月沧桑,韶华已逝,眉宇间几分英气尚存”。

  1980年代的青涩青年如今已到霜鬓中年;1980年代的初恋如今早已成为回忆的对象:它是那个年代过来人记忆深处的隐痛。辛波丝卡有一个非常好的诗句,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我为将新欢视为初恋向旧爱致歉。”沧桑感是时间给予有心人的馈赠品。

  野夫在德国科隆访学的不眠之夜,回望遗留在祖国的青春和初恋,仿佛是在回望自己的前世。过来人都愿意承认,1980年代是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清纯时代,是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那时,野夫年轻,爱情更年轻;那时,野夫纯洁,不敢亵渎神圣的爱情。在1980年代,拉手、在夕阳或月光下散步,是爱情的万能公式。蔑视权贵和金钱,崇尚才华和艺术,则是爱情的最低标准。不像现在,一切都需要货币去定义。因此,前世的爱情构成了野夫心中隐秘的骄傲,那也是整整一代人的骄傲。他回望80年代,不知道是为了给今天疗伤,还是为了讽刺今天,或是为了给自己增添活下去的力量?

  显然,野夫算不上虚构能人,他仅仅是一位非虚构叙事的大内高手。幸运的是,他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是小说,在贫乏无味、缺少故事的我辈眼中,已经是结结实实的虚构。

  《1980年代的爱情》之所以感人至深,很有能力挑逗读者的文学味蕾,考验读者的泪腺,仰仗的不是故事情节的复杂(故事情节一点都不复杂),而是野夫对汉语两个极点的巧妙征用:在需要天空特质的时候,他让读者的心绪飘忽起来,沉浸在对初恋的回忆之中,轻柔、感伤和对远方的思念统治了读者。在需要土地特质的时候,他让读者的心情向下沉坠,沉浸在对那段荒诞历史的思考之中,漫无边际的沉重统治了读者;野夫在小说叙事中,对天空特质和土地特质毫不间断地交错使用,按摩着读者的心绪,让他们从头至尾都处于坐过山车的状态,肾上腺素居高不下,配合着、应和着速度加快了二分之一的心跳。

  对汉语两极性的重新确认和巧妙使用,是野夫迄今为止全部文学写作的最大特色,是他有别于所有其他中国作家的奥秘之所在。也是他以区区数篇文章和少量小说,就彻底征服许多读者的秘密之所在。放眼中国,或许找不出第二个人会像野夫那样,如此看重和依靠汉语的两极性,甚至是过度开发和使用汉语的两极性。这让他的文字像书法中的魏碑,古拙、奇崛、方正、守中,从表面上看毫不现代,但无限力道却尽在其间,以至于能够寸劲杀人。

  《1980年代的爱情》取得的成就溢出了小说的边界,它让读者越过故事,直抵语言的核心部位–让读者欣赏的是语言本身,而不仅仅是过于简单的故事。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钱锺书的《围城》,如果没有语言自身的狂欢、撒野和放纵,《围城》恐怕连三流言情小说都算不上。如果没有魏碑式的语言从旁压阵、助拳,作为小说的《1980年代的爱情》该会多么单薄。和《围城》一样,《1980年代的爱情》也以对语言自身的开采,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2013年5月8日 北京紫竹院

 

 

1980年代的爱情(节选)

  0.

  在一个类似京城的城市,午后的茶艺馆萧条而寂寥。

  我坐在窗前懒洋洋的阳光下,对座的阴影中坐着一个女人–她像是我的情人或者女友,抑或其他接近暧昧的关系。她的面庞隐居在日光背后,只有性感的声音翻越了那些窗棂构成的光柱,散漫地抚摸着我的耳朵。

  她的关心是那种若有若无的问句–你看上去很疲惫,也很阴郁?

  我也显得无精打采–嗯,刚从老家山里回来。

  她似乎有所暗示,也有些期待地说:这么正式地……约我,有什么事吗?

  我欲言又止,嗫嚅着说我想拍一部电影,想请你……帮忙。

  她像是听了一个不那么好笑的笑话,莞尔云:你不会也想泡明星了吧?

  我苦笑道:这回,咱们正经点,别这么轻浮,好么?

  她强装肃然地问:你一个开武馆的,没事拍什么电影啊?这不明摆着居心不良吗?

  我有些愠怒,喝口茶忍了下去。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四十多年的生命,仿佛顿悟而开了天眼。我隐约看见那些曾经的日子,像电影胶片那样一格一格地回放。我的胸腔发出一种不像是我的声音,低沉,但是似乎斩钉截铁,既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说给她听–

  我想纪念20世纪–唯一一个美好的年代。那段时光留在每个过来人心底里的,是久禁复苏的浪漫人性和绝美的纯情。我们那时在初初开禁的阳光下,去学着真诚善良地相爱,去激情燃烧地争夺我们渴望的生活……最后,那一切,在成长的某个黎明,被辗为尘泥!

  如今,在回望的眸中,那曾经存在过的理想和激情,像童话般虚幻而又美丽,像一轮永远无法洇干的泪痕,充满了感伤和怀旧的气息……

  1.

  80年代初,山中的乡镇公路像是结绳记事的麻索,疙疙瘩瘩地蜿蜒在山谷之间。一辆三十八座的旧客车,近乎是一个浑身叮当作响的货郎,费力而又间歇着行走在那山路上。

  下坡的尽头,是一棵古树,古树的后面隐约看见一些瓦脊–通常这就是一个街口,街身则埋伏在那些曲折的土坡岩石之后。

  客车沿坡冲下来,很早就开始踩刹车,发出吱呀的怪叫。甚至刹车片被摩擦出黑烟,像一个打屁虫似的连滚带爬地滑下,很臭地弥漫在山路上。但它仍旧准确地停靠在了小街头,最后停稳前一刻的晃动,把车上所有人都摇醒了。

  我怀抱吉他最先下车,在路边放下吉他。同行的乡民和街头的闲散老少,都好奇地盯着这个奇怪的乐器打量。我从车后爬上车顶的货架,掀开网绳拎起行李跳下来,一脸迷惘地问路,然后迟疑地走向乡公所。沿街的皮匠铺、理发店和端着碗吃饭的大人小孩,都古怪地看着我这个形貌时尚的外乡人。

  那是1982年的秋天,大学毕业的我,就这样被分配到了一个名叫公母寨的乡镇。

  2.

  公母寨是鄂西利川县最偏远的一个土家族乡镇。

  镇子被铁桶般的高山围住,一条来历不明的河流,嘻嘻哈哈地迤逦在街边。临河的房屋,都是土家人典型的吊脚楼–看上去似乎一半的木楼,都被几个柱子斜撑在河面的石础上。这些老屋年久失修,次第层叠的瓦顶,俯瞰多是歪歪斜斜的,仿佛一群戴着斗笠的醉汉,依偎在一起取暖似的。感觉如果抽掉其中哪一个房子,也许整条街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地连串倒塌。

  作为“文革”结束之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应届生,毕业之后却从城里分配到这样一个穷愁潦倒的乡野,我的内心不免郁闷至极。我看见那时的我,扛着和整个乡镇完全不和谐的行李,一副明珠暗投的负气模样,趾高气扬地找到了乡公所–这个画面令我惭愧至今。

  乡公所在上街的一个老院子里,除了门口挂着几块木牌,注明了这是基层政府之外,基本看不出来这还是曾经的土司衙门。只有门口蹲着的两个傻大粗的石头狮子,缺胳膊断腿的满身伤痕,提示着这个院子的曾经威仪。

  我进去打听,经人指点走向后院深处的党委办公室,给书记递上介绍信。书记先是打量了一下我那一身不合时宜的着装,然后低头看县人事局的介绍信。我略略有些局促不安地王顾左右,不知道我人生的第一位上司,要将我如何发落。

  书记看完,起身很稳很重地握手,看似热情地说,欢迎欢迎,小关,你可是来我乡的第一个大学生!人事局早就给我们来电话了,说你是回乡的才子啊。

  他回身对门外叫道:老田,那间招待室收拾出来没得?这是新来的宣传干事。

  那个被唤作老田的老头,应声从厨房钻出来,搓着手点头哈腰地说:这就到了么?我马上去马上去。

  书记略有不豫地嘀咕了一句:早就喊你弄好的,日马又喝麻了忘了吧?

  老田也不言语,急忙帮我把行李拿着,走向了后院的一个木楼。我跟书记点点头答谢,就跟着老田来到了我的新家。

  房间很小,隐隐有一点霉味,木楼板走着咯吱咯吱作响,就像是和一个哮喘病人在同居。屋里恰好放下一张床、一个桌子和一把椅子。床板上已经铺上了新收的干枯稻草,老田咕哝说刚换的,没有臭虫。他帮我把我带来的棉絮被单等铺好,推开那唯一的狭小的窗户说透透气。我听见了窗外的哗哗声,俯身过去,看见了那条唯一让我顿时感到亲近的无名河流。翡翠般的清波,蠕动在大小不一的卵石上,在阳光下波光粼粼,使生活顿现温软。

  老田一看就是那种近乎木讷的老实人,浑身油腻邋遢。后来知道,他是唯一的伙夫,同时还是整个乡公所的杂役,还要负责打扫卫生和看守院落,等等。他面对我这个县里派来的后生干部,依旧有着拘谨和敬畏的表情,微笑里既有传统乡民的质朴,还有一些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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