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晚清政治改革进入“深水区”，许多事情局外人一目了然，但当局者如摄政王载沣就是看不清，一错再错。如果有机会仔细阅读严复写给《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信，就很容易发现没有远虑的政治家必有近忧。
严复是始终如一的君宪主义者，他在生命最后20年从未怀疑君主立宪的意义。在预备立宪的日子里，严复是积极参与者，1909年派充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翌年任资政院议员，对晚清宪政改革贡献极大。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就在中国即将踏入君宪门槛时，亲贵内阁和铁路干线国有两个愚蠢举措将君宪希望之火浇灭。此后，持续动荡近半年，湖北新军起而发难，打破僵局，无意中启动了大清王朝走向毁灭的程序。
中国怎么会到这种地步，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严复在1911年11月初致信莫理循，强调应该注意这样几点：
第一，摄政王及其大臣极端无能。
第二，心怀不满的记者给老百姓“洗脑”，带来一系列偏见、误解。
第三，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
第四，几年来经济下行潜藏着巨大危机，长江流域饥荒频仍，全国商业不景气，各通商口岸信贷紧缩。
严复认为这些原因客观存在，但执政者的无能、短视使中国错过了许多机会。错误积累终于引发如此大的巨变，是天意，也是人为。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
“今上”接班前，在慈禧太后、光绪帝“共治”时代，由于历史原因，在海外有两个反政府团体。其一为孙中山的同盟会。这是一个反满会社，带有一点共和主义味道。但在严复看来，孙中山属于被逼上梁山的好汉，按照孙的本意，并不一定要进行体制外革命。但清政府一系列做法太让孙失望了，使孙觉得支持清政府改革不是代价太大，而是根本不可能。孙的远见在很多年并不被各方所接受，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支持满洲人进行和平变革，确实有点浪费时间，统治者不会平白无故分享权力，而等到他们愿意分享时，已经没有机会。
另一个团体为保皇会，其头领为康有为，他们宣称要保卫光绪帝，因为他们认为光绪帝是清廷政治中的健康力量，属于改革派，值得支持。康有为的政治纲领温和、理智，尽管他不遗余力反对慈禧太后，但谁都看得出来，他始终如一讨好朝廷，随时准备返回中国，介入政治改革。
康有为保皇党内部有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舆论领袖，这就是梁启超。严复认为，梁启超那支常带感情的巨笔可以搅动天下，最值得注意。
根据严复的看法，聪明的政治家应有宽广的心胸，应对政治有前瞻性考虑，应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坏的情形，不能将那些一厢情愿支持朝廷的人变成敌人。
然而可惜的是，在“今上”接班后，朝廷错过了修正前朝错误的机会。摄政王没有利用新旧政府交接时清盘，最大限度化解前朝积累的问题。谁都看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人士对国家对朝廷的忠诚，摄政王只要有一个简单地表示，康梁等人就会肝脑涂地为我所用。
康梁也看到了新旧交替的机会，他们利用各种关系敦促朝廷重审十年前那场未遂政变，为他们平反，大赦党人。假如摄政王此时这样做了，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慈禧太后、光绪帝的意志，但必将因此而实现从未有过的国家和解，康梁等大批流亡者必将回来成为君主立宪的重要力量。
摄政王辜负了这些人的期待，他在与庆亲王、张之洞等老臣交换看法后，不是为十年前那桩旧案平反，而是决心沿着前朝施政理念继续走。摄政王的决断让满怀期待的康梁从失望到绝望，此后，他们义无反顾参加反满活动，毫不留情攻击摄政王，发誓推翻现政府，改朝换代。
据严复分析，1911年春天“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那些人，有一些就是康梁的学生，康梁利用这一事件大肆炒作，攻击清廷，但并没有成功。然后是倒霉的盛宣怀倡导铁路国有政策。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最好借口：政府无信、掠夺人民正当财产。
严复指出，如果朝廷知道如何对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许会好办些。但清政府除了懦弱、无定见、自相矛盾，出尔反尔外，什么也没有做。而革命党在这个时候开始致力于各省咨议局联合，就在这个时间点，武昌起火了。
湖北新军起事后，清廷中枢按照预案启动应急程序，加大“维稳”力度，政治高层没有一个人想到这是大清王朝的末日。
所有中国现代军队的组建几乎都与张之洞有关，南北洋大多数军官来自张之洞的武备学堂，而后或在湖北由日本军官加以训练，或被送往日本学习军事。与此同时，他们吸收了革命思想，也吸收了“被曲解了的爱国主义的真理”。因此，当两支部队奉派调往汉口镇压造反军队时，他们竟然敢于第一次起而抗争，声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个口号在严复看来，就像一个巨魔的幽灵，刹那间将满洲人苦心经营268年的大清王朝推向绝境，进而将中华帝国撕成碎片。
满洲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所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转而猛烈地反对自己，因为满洲人不知道他所倚仗的这支军队已被几百名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所洗脑。
随后的一切都失去了控制，甚至北方的军队也杀机毕露。于是清廷在1911年10月底仓皇退却：1、资政院迅即通过决议，建议朝廷将宪法草案尽快交给资政院“协赞”；2、资政院议决奏请罢免亲贵内阁，重新选举贤能为内阁总理大臣，重组内阁，整合人心；3、以皇帝名义下诏罪己，延揽责任，乞求原谅，发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4、根据资政院决议，朝廷宣布开放党禁，“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5、颁布《宪法十九信条》，宣布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清廷在不得已压力下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让步，但并没有赢得各方面普遍欢迎，反而引起一些人的质疑。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让步，比如开放党禁，已经呼吁了很多年，朝廷为什么始终不愿回应，而这一次又这样慷慨呢？
政治家的智商确实无法高估。历史给大清王朝两百多年的时间，即便从新政算起，也有了十几年，假如清廷早点改、主动改、彻底改，哪儿还会遇到这样的惨景？即便对清廷无限同情的严复，也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
如果朝廷这几项决定中的任何一项在一个月之前实行了，将在中华帝国产生多么大的作用啊！历史往往会重演，这与18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何其相似乃尔。做得太晚了，没有任何效果！
黑格尔说：人类惟一能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信然。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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