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周末内部,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3年是一个坎,如果能迈过去,就会有很大的可能性长久留下。这道坎看似不高,但要迈过去,难度却相当大,许多人都在这个时间节点前离开了。

我也停在了这道坎前。

2013年7月底,我和南方报业集团的合同到期。8月中旬,我将飞赴美国,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读博士(PhD),研究方向是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预计将需要至少5年的时间。

此前,我的很多同事都曾出国,他们大多参加的是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项目,也曾有同事去欧美国家读硕士,但出国读PhD的几乎没有先例——原因很简单,读PhD基本等于告别职业媒体人的生涯,转而投身学界。如果说从记者转行做公关、市场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变换车道,那么从记者转行做学者则像是直接开到了另一条岔道上(而且是一条注定艰辛的、“性价比”不高的岔道)。

当然,我并不想夸大这一转变,因为它不是一次凭空的跳跃,而是一次自然的转向。我的研究课题,必定有关中国媒体和中国政治,它将建立于我3年从业经历中的观察与思考基础之上。

我也不希望用“逃离”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的选择。我从记者经历中获益颇多,这一行业的吸引力也并非同行们自嘲的那般不堪。我站直身躯与之挥手作别,胸中怀有感激,脑中不断反思,并将在未来以另一种方式和它相连。

如果问我为何而去,我会先回答为何而来。

我在很多场合重复过那个青春期少年被南方媒体“蛊惑”的故事。特殊的时代背景——SARS、孙志刚事件、南都案;特殊的个人成长阶段——躁动不安的高中生,身在理科实验班,却总喜欢写文章指点江山,每周买南方周末,误认为当记者是比当科学家更能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进步的选择。两者碰撞之下,我手握着因数学奥赛省一等奖而获得的保送机会,在北京大学的保送生申请表格中只填写了一个专业:新闻与传播。

使用“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进步”这样的短语,我并不觉得冠冕堂皇或言过其实。当时的我、现在的我,都坚定地认为“理想”、“责任”是高尚的、值得追求的东西,并且习惯将其与自己读过的学校、工作过的地方联系起来。我记得读高中时曾询问一位在网上认识的大学生姐姐:北大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她告诉我,是社会责任感。尽管现实中的北大有太多令人失望的地方,但我们至少应当铭记这样的精神传统。

先北上,再南下,然后在南方媒体的北京记者站工作,这就是我在过去9年中的求学和工作轨迹。琐碎的时光中,在某些具体的时刻,我真的感到自己参与了历史的进程,并且做出了不后悔的选择;但更多时候,我的感受是复杂的。

在工作之前,我对“理想”、“责任”的理解是一条简单的直线:媒体揭露真相,倡导民主、自由、平等、理性等价值观,便是履行责任;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阻力,于是理想碰撞了现实。

这个模型非常简洁,容易理解,也很正确。但问题是,实际情况会复杂得多。比如,媒体和媒体人本身也是社会中的存在,甚至是体制内的存在,他们为何要承担责任,何以承担责任?那些值得记取的闪光案例中,是什么决定了他们的选择?他们肩负的其他目标(如经济目标)是否会影响社会责任的履行?

又如,媒体对社会运行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在“庙堂”的层面,媒体是否真的能影响历史的走向,成为进步的动力;在“江湖”的层面,媒体又是否真正在塑造一个可靠的公共领域,促进理性的辩论?

对于“理想碰撞现实”,我的思考是:政治和商业力量的侵入自然是重要的负面因素,但泛泛而谈“管制”是没有太多益处的,有许多细节的问题等待回答:它们为何发生?如何发生?是否可以寻找其中的逻辑和趋势?它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估?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媒体和媒体人自身扮演的角色。在每一次具体的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产品是否会因媒体机构的定位与目标、媒体人的认知与局限、新闻操作的方法规范而发生偏移?这种偏移进而如何影响受众的认知(或者说,民意)?

我在这一行中行走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也天生不善与人打成一片,不过这三年的时间足以让我对一些现象形成初步的观察,萌生研究兴趣。既然发现“承担社会责任”这件事情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那为何不先把事情弄清楚?循着这样的思路,我愿从参与者变为旁观者和研究者。

有许多人问:你选择出国读书,跟年初的新年献辞事件有关吗?我的回答是,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申请工作是在去年下半年完成的。但我想,这一事件无疑坚定了我出国的决心,它让我窥见了中国媒体平时并不示人的那一面。事件结束后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会爆发这样的事件?又为何会走向这样的结局?事件中决定性的力量是什么?它的最终走向与整体的社会结构有哪些关联?

我无法在这里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保证会在不久的将来给出自己的思考。

在这个行业中,我遇到了很多真诚的、有才华、有热情的人,也遇到过虚伪的、晃悠着半桶水的人。贵圈很牛,贵圈也很乱,这是这个行业的真实生态。

单就“理想”和“责任”而言,在这个世界上,高举理想和责任的,不乏欺世之徒。即便是心术纯正的人,将理想和责任的旗帜举久了,也容易陷入两种结局:或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麻木,变得钝感;或自我感动,自我中心,变得偏狭,甚至偏执。在中国的新闻业中,不乏这两种人的身影,甚至成为一个行业的病。

只有切身站在一个行业中,才能体会到它的种种症状。记得三年多前参加南方报业校园招聘时,C社委问我:你觉得南方周末有什么缺点?我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作为一个旁观者,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追随者”、“仰慕者”,这样的问题太难了。如今作为一个内部人,若让我再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大概可以滔滔不绝很久:从内到外,从机制到个人。

对问题与病态的观察,也在激发着我投身研究的好奇心。

做记者时,我常常心里发虚:我们这群人的意愿和能力是否足够?对自己所倡导的价值观是否有足够深入的理解,还是仅仅人云亦云地重复一些教条?媒体人掌握着讲述和阐释世事的权力,左右着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但这群人是否真的可信?有没有可能是在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最近几年,对“南方系”的批评很是热闹。身为“南方系”的一员,虽然只是个小角色,但我也曾被当作靶子批判。最初,我很愤怒,对于批评的声音或奉上怒不可遏的回击,或报以轻蔑的一笑。但是后来,我已经变得相当平静。在我看来,来自左边的批评声音中不乏真知灼见,它完全可以成为督促自身反思和进步的资源。而对于其中那些毫无价值的文字,也不必愤怒或惊慌——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这里,也可以读懂中国。

正如中国是新闻的富矿,中国的媒体其实也是研究的富矿。可惜的是,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界依然孱弱。和美国学界对美国媒体的丰富研究成果比起来,中国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中国媒体拿得出手的研究凤毛麟角。转型为研究者之后,我希望自己能够努力填补这方面的缺失。

其实,要回答我为何而去,还有一个最简单的答案是:“我是我。”

我始终自认为不是一个好记者,或许也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典型的好记者。在我心目中,一般意义上的好记者应该性格外向,跟人自来熟,或者用南方周末内部的说法,有“匪气”,能拿料;一般意义上的好记者应该是故事爱好者,喜欢追寻和讲述故事;一般意义上的好记者应该适应乃至喜欢不规律的生活。

至少,一般意义上的好记者应该具备以上素质中的两条。但很可惜,我一条都不具备。我性格内向,不善沟通,打个电话都会紧张好久。我浑身书生气,一点也不匪,不懂怎么混朋友。我不排斥故事,但更习惯也更擅长讲道理。我喜欢有条理地规划自己的生活,突发事件带给我的紧张和焦虑感远远胜过兴奋感。

当然,这些都可以说是表面因素——新闻界有很多内向的好记者,电话恐惧症也是不少记者的普遍病。或许,让我想要离开新闻业的更关键的性格因素是:我总是喜欢想太多。

想太多的一个后果是,我总在反思上文提及的那些问题,也许只有读博士才能让我有办法解答这些问题。

想太多的另一个后果是,我因高强度且不规律的记者生活对阅读和思考时间的侵蚀感到懊恼。

想来想去,也许还是做学术更适合我吧。

尘埃落定之后的某一天,我在偶然间听到洪启的《我是一只离群的鸟》,立刻欲罢不能地喜欢上了这首歌。我将它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心思细腻的Z老师评论说:这首歌太符合你的心境了。

没错,我在洪启的歌声中听到了自己的心愿,特别是这一段:

看见河水要去的地方
我的清晨在那里闪亮
我的追求越过山冈
我的欢笑洒满在路上

我要离开周末的团队,飞往地球的另一面,开始至少5年的求学生涯。但我想,我不会彻底“离群”。我会继续写作,虽然不再是职业记者的身份;我会继续观察中国的新闻业,虽然不再是身居其中的一线工作者;我会继续思考,并在网络上与大家分享和讨论自己的思考心得。

这确实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憧憬着这种即将到来的变化:在五大湖区一个安静的小城,过几年简单而专注的生活,潜心读书,锻炼身体。

再见,南方周末。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愿你永远如那一缕打在人们脸上的阳光。

你好,博士生活。我将献出30岁之前的最后几年时光,愿你看到我每一丝微小的进步。

方可成
2013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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