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访谈由参差计划独家首发 经李承鹏本人大眼审阅 采写&编辑 / 柯勇

2013年1月29日深夜,李承鹏乘坐友人的沃尔沃轿车赶往位于怀柔的中影影视基地,由他的小说《李可乐寻人记》改编的同名电影正在那里做后期,他本人在电影里客串了一个戏份不多的角色,虽然只有三场戏,不到五分钟,李承鹏那天深夜为电影的后期录音工作了3个小时。

有时导演表示满意之后,李承鹏还会主动要求再录几段作为备选,在整个录音过程中,他的敬业精神感染着包括导演和录音师在内的许多人,除了偶而从录音棚走出抽根烟提神,大部分时候他总是精力充沛、目光有神,投入的完成每一个规定动作。

在之前的两周里,他的新书《全世界都知道》签售时因现场一位突兀的“扔刀者”而演变为一次大众传播事件,事件过去一周之后,他在酒桌上对新星出版社副主编老愚说,“这件事让我学会了宽容”,许多朋友劝他诉诸法律,可随着这位现场“扔刀者”的身份信息逐渐清晰,李承鹏发现自己的“敌人”其实是一位生活窘迫的中年人,对于练过泰拳的李承鹏来说,这位“搅局者”似乎更值得同情。

老年的胡适曾经感叹,“我年纪越大,越感到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另一句被广为传播的话是,“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柯勇:我从你新书最后的几篇文章可以感受到,你是一个有文学梦的人,何时开始将文学放下,开始深入接触现实的呢?

李承鹏:很多记者问过我,“一个学文学的人为何会去关注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世界上大部分作家、文学家都是关心社会的,你能找出一个只关心文学不关注社会的优质作家吗?巴尔扎克,他写的全是社会,雨果写《悲惨世界》,写当时的社会进程,托尔斯泰、海明威、王朔,哪怕金庸写武侠小说,也是在大量影射当时的文革,所以你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问题。

柯勇:有一段时间人们说“文学已死”,你如何做到让文学在你的杂文上复活的?文学的功能还有哪些是未被开发的?

李承鹏:“文学已死”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描述社会的能力被限制了,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直到2006年,文学确实已死,那是因为你不可以写社会,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部经典作品是不写当下的,《红楼梦》写的是当下,哪怕《西游记》这样的神怪小说,写的也是当下的官府与在野,各种利益纠结和情感,人的修炼与幻灭。

应该感谢中国的互联网,激发了大家重新描述和批判社会的空间,这个空间被激活之后,文学才可以活过来,文学从未死去,只是描述和批判的空间被屏蔽了,当空间被激活,文学自然复活。

柯勇:你说过你对计算机软件几乎一窍不通,当初你是如何发现这个空间的呢?

李承鹏:没有人去发现它,是网络发现了大家,它出现了,它方便,它可以说真话,我们就一步一步做这个事情了。

我写的不是网络小说,是通俗+纯文学。网络小说是南派三叔他们写的,穿越、魔幻。一个作家不仅仅是一个文字的书写者,他是一个互相发现的媒介,不存在一个孤立的作家,一定是社会、读者、他的内心之间的互相激活,我们长期习惯了作家是负责宣传的,比如郭沫若,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作家很多时候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

柯勇:可不可以说是互联网激活了李承鹏?

李承鹏:互联网激活了所有人,所有写字的人。以前我们提到王蒙,他是文坛泰斗,甚至不敢去质疑他,质疑王蒙等于质疑文学,当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说中国文学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报纸上你想批评王蒙,是不可以被发表的,可互联网提供了这个空间。当这个空间的豁口被撕开之后,开始出现另外一个空间,你可以告诉王蒙,中国文学怎么可能处在最好的时代呢?他的证据是中国印刷品数量全世界最多,但是它们不说真话,就是手纸,难倒胡适这么伟大人物的画像挂在学校里,就能说明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吗?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当年胡适的著作风靡神州。

好好的一个人,被打压,被曲解,被侮辱,被屏蔽,当他的名字偶尔被闪现的时候,不去追溯时代对他的倾轧,而去讴歌这个时代的宽容,说文学处在最好的时代,这是多么混乱的逻辑和犬儒的精神。

在百家讲坛最火的那几年,大家觉得于丹是多么的神采奕奕,但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可以自由表达了,她却告诉人们,“当你遇到挫折,不应该埋怨社会,请一定要追问自己的内心”,当你一次一次可以调侃她,批评她,文学的空间自然出来了。

柯勇:可不可以说于丹和王蒙属于另外一个话语体系,而你是属于互联网的?

李承鹏:不是,你不可以这么说,另外一个平台不表明它是正常的,在我们的时代,另外一个平台其实是不可以存在的,你不可以说各有千秋,不可以说《新闻联播》的话语方式也弥足珍贵,微博和互联网是另外一种价值观,不是这样理解的,世界上的价值观一定是有标准的,是某种恒定。

柯勇:你指的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

李承鹏:在这个世界上,你应该相信神灵的存在,你应该相信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爱,你应该相信不是一种主义才能统领一个国家,城邦和国家不是为一种主义准备的,所谓普世价值是最基本的价值观,它守住的是底线,而不是最高端的道德要求,你为什么要求每个人都大公无私,像雷锋一样活着?

虽不全面但简单点说:不违背法律,爱我的家人,不侵犯幼女,不去贪污公共的财产,守住自我的权利和对社会的维护,让社会向更文明而不是更残暴发展,这就叫普世价值。

柯勇:通过互联网,你看到了什么?

李承鹏:我想补充一点,对于中国来讲,互联网从来不是互联网,他是在野的反对声音的集合地。中国的互联网与外国的互联网不可同日而语,是另外一种特色下的东西。

柯勇:前几年,互联网给人一种众声喧哗的感觉,在你看来,互联网秩序是否在形成中?

李承鹏:比起万口一声,我宁肯热爱这种混乱的喧哗,人类所有的文明来自于诉求的多样性,而不来自只崇拜一个人,只持有一种信念,单一化的永远不是文明,而是恐怖主义。

柯勇:有人将刚过去的签售风波解读为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作为亲历者,你看到了什么?

李承鹏:人数少的人在依靠身体,而人数多的人通过读书、写书,在书店里传播他们的观念,而人数少的人用刀子来表达他们的观点,绝不是简单的族群分裂,你什么时候看到毛左在讲座的时候,右派或中右派上去扔飞刀的吗?最后我选择了文明的方式,就这么简单。事情发生之后,许多人要打他,我说放开她,今天已经不是文革中A造反派与B造反派,而是占人数大部分的人拒绝武斗,那天是几千人对两个人,而不是族群分成两拨儿在决斗。

在微博上我关注了500个人,左中右我都关注,司马南、孔庆东等人我都关注,以及王小山、左小祖咒、五岳散人、刘春、姚晨、封新城等人,我看到网上的支持率都是站在这一边的,你说是一大拨还是一小拨儿?他们统计过,在网上,90%的人都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柯勇:美国有《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中国似乎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新旧秩序交替的过程中,议事规则怎样建立?

李承鹏:首先要尊重各种力量实际的存在,只有让各种利益和力量得到承认,才能建立规则,像拔河一样,像比赛一样,必须承认每个人有自我的能动性,才能建立一个规则,不存在只有一个标准的规则,需要宽容和容忍,但绝不容忍邪恶的规则,比如希特勒的规则,那不叫规则,叫恐怖主义。

柯勇:如果“李承鹏”是一份报纸,你希望这是怎样的一份报纸?

李承鹏:我不是一份报纸,我只是代表一个人的声音,而一份报纸是各种声音的集合,我从来不会转发我不喜欢的观点(这和宽不宽容无关,只是个人传播标准),无数个“李承鹏”“贺卫方”“崔卫平”“孔庆东”“司马南”“作业本”“我要说冷笑话”加起来才能成为一份报纸,或者说是一个互联网声音平台。

一个人也无需为了假装公平而转发或支持自己不同意的标准,那样就太虚伪了,社会的公平在于平台本身容纳不同的声音,而不是一个人要去接受不同的声音,这个人一定是疯子,或者是别有用心者。我只能支持我支持的东西,我所包容的是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同类之间要爱。

柯勇:今天看来,你的受众远远大于许多媒体,对于受众,你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呢?是否也会做一些建设性的事情?

李承鹏:我每次听到别人说“建设性”就特别的反胃,因为批评是最好的建设,当每个阶层都没有安全感,每个阶层的人都不满,你还在大谈“建设性”。

当所有人都不满意的时候,当社会矛盾日渐激化的时候,首先要批评制度的不合理性,然后才能去建设新的城邦,比如我们批评毒牛奶,难倒我们还要告诉人们健康牛奶的配方是什么吗?

特别弱智的人才会要求我来“建设性”,你吃了有毒的食品,难倒不去批评它吗?难倒只有知道了健康食品的化学分子式才去批评它吗?我批评动车追尾,在没有确定伤者人数的情况下就掩埋车头,难倒我必须是个动车的专家吗?

就像看病的医生和手术的医生往往是两个医生,告诉你得了癌症和感冒的医生,你却问他“你给我动手术切除肿瘤吗?”不然你就说他不是医生,是别有用心的医生,这样的逻辑多么的愚蠢。

柯勇:你希望自己是能够感受到肿瘤存在的医生?

李承鹏:不是我希望,而是正常人类都希望,你去看病的时候被检查出肿瘤,你却希望只是感受到肿瘤,这个问题不是问题。

你们要求过王朔拿出治国方案吗?你们要求过韩寒吗?韩寒批判过上海的高速路,你要求过让他自己去建一条高速路吗?你们要求过李敖,弄出台湾的发展大纲吗?萨特提出一个新的哲学理论,也是以解构和批判旧的理论为主,尼采也是这样,必须要建成一个完美的天堂,他才能成为萨特吗?

这个问题,无数记者都要问我,报纸每天批评那么多的社会现实,读者怎么不要求你们完成一个完美的建设方案?很多记者说他们代表的是读者,你确定是读者吗?

Iphone5都出来了,我们还在问一个286的问题,媒体还在假装把五毛当做群众。

柯勇: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功能是否还没完全发挥出来?

李承鹏:那是因为你们对文学有误解,你们中毒太深,你们认为文学就是纯文学,谁告诉你们纯文学是什么样?托尔斯泰是不是现实主义?海明威是不是现实主义?王朔是不是?王朔写改革开放之初人的情感,就是记录那个时代,踏踏实实的,比起他来,我还稍微魔幻了一些,《动物凶猛》、《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过把瘾就死》,你仔细想想,全部都是,后来不准你谈现实,才出现了安妮宝贝,郭敬明是文学吗?

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阿Q,钱钟书的《围城》写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无需写战争,他写战争背景下的人,《安娜卡列宁娜》也是现实主义。

纯文学已经被批驳的无以复加、千疮百孔,《诗经》是纯文学,《风》是真正的文学,它写的是现实主义,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风》,写男女之情,是文学,还有雅,《颂》就不用说了,你把当年朝廷的奏折拿出来就是《颂》。

我们被“纯文学”“纯电影”这些伪概念害了很多年。什么是纯电影?《泰囧》就是一部纯电影,它就是写了一个屌丝,只不过他妈妈喜欢范冰冰,虽然技术上有瑕疵,但你不要听那些电影评论家说的不如什么什么,照你他们的标准这么看,卓别林很多的电影都不是纯电影,中国的文学、艺术、电影、油画犬儒之风盛行。

为什么会产生文学?人从猴子变成人中间会经过类人猿,类人猿抬木头、砸石头累了,会长叹一声,慢慢出现了节奏,后又出现了音韵,这叫音乐,“锄禾日当午”讲的是太阳太大了,流汗流得都快虚脱了,才会出现“汗滴禾下土”,这就是现实主义,李白是不是现实主义?当然是,“云想衣裳花想容”,你以为他在写美女吗?他在写当朝,都是现实主义。

我们如今把文学妖孽化了,错的东西反而成为了主流,但是我很开心的一点是,老百姓的脚自动选择了好的文学,其实按学院派的标准,很多获矛盾文学奖的人都是不合格的。按卡夫卡、卡尔维诺的学院派标准,中国的所谓纯文学都是狗屎,它侮辱了学院派。

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多么经典,写的是现实主义,描述一个家族的沧桑史,把那个时代魔幻的、荒诞的、分裂的,但又恰如其分的人的灵魂触动和命运变化,家族关系的撕裂,谱写成一部文字的交响曲,这叫纯文学,不存在一个作品里没有人,没有时代,没有这个时代人的伤痛,不安,被凌辱,被欺压,不公平,不描述这些,不存在纯文学,《诗经》里写道“硕鼠硕鼠勿食我黍”,它就是纯文学。

哪怕是南唐后主李煜,也大量描写了一个没落帝王面对国破家亡的感受,“独上西楼,月如钩”,之前是前呼后拥,现在独自一人,立马映照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现实主义,这句子现在的作家谁敢写?中国文学已死,在文学的巨殿面前应该跪下。

柯勇:你现在的写作其实有传统可循?

李承鹏:我只是想描写当下每一个普通人的爱与哀愁,也不要“知音体”,它要回归到文学本身,描写时代前提下灵魂的东西。

在《李可乐抗拆记》里,他为什么会爱上一个90后,他为什么说菜刀妹浑身像镀满了白银一样,熠熠生辉,为什么将近两米的巨汉最后会惨死,都是有隐喻的,为什么会被关进精神病院,为什么他挖地道,后来又挖错了,为什么他会瞎掉一只眼睛,这是文学的象征。

柯勇:当你描写弱者的时候,你会以怎样的视角关照他们?

李承鹏:我写的不是弱者,这是大家的一个误解,我不会矫情的只为屌丝写作,我要为社会的每一个阶级写作,包括大资产阶级,《李可乐抗拆记》里的大商人,我要写他内心的纠结扭曲和苦痛,我在写情感,写人类的不得已,文学有道德审判的功能,但它本身不是道德审判,文学就是描写不得已,你知道吗?

不得已,没有为之,有时候你做不了任何事情,这是文学的使命;得已,“百万雄师过大江”,那是毛泽东写的电报,那不是文学;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而不只要有美食、音乐、体育、杂技、电影就够了,还要专门开辟一块文学,而且从世界上来看,文学永远不死,就是写人类的不得已,在巨大的苍穹下,蝼蚁一样的生存,他坚韧,都不是弱者,也不是强者,他是不得已者。

柯勇:当你看到一个北京的打工者正在看你的书,你会体会到他的感受吗?

李承鹏: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本书,不论这本书写的好还是糟糕;我不负责终端的感受,写出来出版之后,它也与我无关,打工者可能从《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本书里看到了我在为他们呼吁公平,通过《李可乐抗拆记》里的菜刀妹,一个屌丝可以看到他的爱情,宣传部门可能看到我的敏感,真正的爱国者可以看到我对这个民族的热爱,自由主义者可能看到我对民粹主义的蔑视,这些跟我都无关,我只写我的内心世界,高山流水,和音者得之,你懂,自然得到,不懂,也无所谓。

柯勇:你曾今说过,你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实很简单,可否谈一谈?

李承鹏:爱,恨,宽容,妥协,我们已然出生,我们注定会死去,短短的七八十年,你怎样在这个时空中留下个人的刻度,这个刻度在生命、宇宙层面是微不足道的,往往我们都要为微不足道而奋斗。

你需要爱,你也需要恨,你需要妥协,你需要宽容,世界对我来讲只是一段路程,我生,开始走第一步,我死,看完最后一个风景,我迟早要回家的,但是在回家之前,我尽量留住自己的身影和脚步。

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总是把生和死看成从母亲子宫里分娩出来到进了焚尸炉,每一天,你每一次旅游都会经历生和死,每写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生和死,开始和结束嘛,中间是你必须去面对的,你也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去面对,那你就没有出生过。

像我这样的俗人,大俗人,尽量在生和死的中间路程中把动作做漂亮,虽然毫无意义。

柯勇:妥协也是一种智慧,你的这些人生智慧来自哪里?

李承鹏:其实我很不同意你说的智慧,像我这样的大俗人,无智慧可言,只有生存的本能,当别人不准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必须要绕道,用另外一种方程式来解答这个题目,如果一定要说智慧,他可能是一种生存的哲学,当然很多人说我很犀利,我个人觉得我一点也不犀利,我只是能够坚持,一直在坚持同样一种话语方式。

真正有智慧的人,六祖慧能,达摩祖师,圣雄甘地,我距离他们有一万光年,我真的达不到智慧,我们楼下有一个炸油条的,从来不用地沟油,因为我特别爱吃油条,我曾经问过他,你为什么不用,哪怕一三五用地沟油,二四六不用也好,他说,“我只会炸油条,而炸油条肯定成不了李嘉诚,这是给我规定的路,我只能在这条规定的路上做得更好,而且当我们的名声被传扬出去之后,我的生意比过去还好,比卖地沟油的人还好”。
我觉得自己的智慧还不如他,他知道自己成不了李嘉诚,他就要成为自己。

柯勇:许多写作的人,都会遇到想放弃的时刻。

李承鹏:随时想放弃,上天对于写作者、行吟诗人,都是有特别要求的,可能我足够渺小,它忘了我,每次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幸福就来临了,幸福来敲门了,像这次出版杂文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确实都想放弃了,但最后幸福来敲门了,虽然敲门的时候也出现了一把黑刀,老天给我什么我都接着,无论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柯勇:对于公众眼里的“李承鹏”,你自己会产生某种幻觉吗?

李承鹏:我一直在挣扎,我想告诉大家,我不是媒体上写的那个李承鹏,就像今天一起吃饭,我不同意的时候,我会强烈反对,我不想以身饲虎,我不是圣人,我无数次告诉记者,你们不要给我贴标签,不要绑架我,我有自己自私的地方,对于媒体上的幻象,我也无能为力,我只有时时提醒自己,我只是写字,把字写得有趣,回忆我当年的青春期,我的理想,我对不公的一种情绪,如此而已。

我没有《建国大业》的梦想,我觉得一点儿也不适合我,文本这个东西很奇妙,它会很直接的打动人的情绪,大家一定要给我贴上标签,他们说我是“中国的良心”、“鲁迅”,我听了特别反感,极其反感,我更喜欢的是张恨水、沈从文、李杰文,而不是鲁迅,甚至也不是胡适。

柯勇:你对余秋雨怎么看呢?

李承鹏:我们换一个话题吧。(笑)

来源:参差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