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题目和方法：被报导的“文革”和未被报导的“文革”
“同学”的定义一目了然，就是“一同学习”的人。1966年6 月以后，所有的大学和中学学生停课搞“文化大革命”。到了8 月，又发展到用暴力斗争老师，甚至打死老师。至于学生，不但不再“学习”，而且也并没有“一同革命”。迫害同学的事情同时也普遍发生了。一些学生象老师一样成为这一“革命”的打击对象。而且，对这些学生实行迫害的公开理由（其中还有很多不能公开的或未被意识到的动因），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出身于某种家庭——这完全是一种并非由个人意愿决定也不可能自己决定的状况。
然而，在当时，在1966年，这些迫害同学的事情从来没被报导过，就像那些打老师的事情一样。
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以《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为首，发表了很多关于“红卫兵”的大幅照片。在照片上，年轻的学生红卫兵们身穿黄军装，臂缠红袖章，兴高采烈。他们或是喜笑颜开地簇拥在毛泽东的身边，或是紧握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眼含热泪朝着天安门雀跃欢呼。在当时拍摄并在各地放映的新闻记录影片中，更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的学生红卫兵，走过天安门广场，发出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喊声。记录片又配入大声的“东方红”歌声，以及红日东升、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的镜头，红光弥漫，渲染出一种今天看来很是特别的 “文革场景”。
对于这种记录下来的“文革场景”，有人看了觉得这充满了煽情、迷狂而且透着邪气，有人认为这就是热烈红火的“革命”景象。然而，本文要强调的是，除了这种被报导的“文革场景”，还存在着一种“未被报导”的“文革场景”。其中之一是：许多红卫兵的同龄人，十多岁的学生，不但被禁止参加红卫兵以及游行和庆祝，而且被骂，被侮辱，有的甚至被打入“劳改队”，被体罚，被拷打，被打死。
一些人自杀，无声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人稍作抗争，在这种个人的抗争远远没能成为集体性的之前，个别的抗争者就被严厉惩罚，甚至于被乱棒打死、被判刑、被枪决。
在历史上，有些故事是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沉没并被遗忘的，但是这类“文革”故事却从一开始就没被报导。不但在正式出版物中从未提起，就是在“文革”期间一些群众组织印行的传单、小报、首长讲话集中，也几乎没有涉及。从那个时期的人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裂沟，可以了解到那个时期人们对死亡和暴行的回避的、无所谓的或者无动于衷、熟视无睹的态度。这种不报导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时一些人的心态，从而了解历史的更深的一部份，可是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失去了重要的历史记录。
“文革”的这种不被报导的状况，导致了对“文革”历史的描述及解释的种种失误。比如，在“文革”后，有些人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一代”来指“文革”期间的年轻人⑴。然而，实际上远非整整一代人都参加了“红卫兵”，而这代人中大量的被侮辱与损害者，未有机会说出他们的故事。
由于这种“文革”的大量事实的不被记载性，所以对严肃的“文革”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像考古学者那样不能依靠既有的文字记载来作研究。
他们甚至有时还没有考古学者的条件：考古学者可以从古代墓地中那些弯曲的、挣扎姿势的人体骨架，看出古代埋葬活人的野蛮作法。但是1966年夏天在北京被打死的几千人已经烧成了灰。1966年夏天北京的中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叫家属拿28块钱就是了。”28块是当时火葬场焚烧一具尸体的价钱。
那时的北京，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斗后自杀的人，使得火葬需要排队。但是，如果“文革”的经历者们不说出及写出真情，未来的考古学者是不可能通过骨灰来推断出这些人的死因的。
为了了解“未被报导的文革”，几年以来，我向一百多位“文革”期间的学生及老师询问1966年夏天的事情。
这一调查主要是通过个别谈话来做的，后来还在计算机网络上作过问卷调查。
在我调查所及的北京及各省的76所学校中，都发生了学生打老师或同学的事，无一例外。其中有10所学校有老师被学生打死，一所学校有学生被学生打死。关于老师的初步的报告可见我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⑵，本文则是关于学生的。两篇文章，都试图写出因不被报导而缺失了的历史的一部份。
在本文写作中，调查所得是主要资料来源，此外，还用了私人及斯坦福大学收藏的“文革”时代的非正式出版物，也阅读了当时的官方出版物。
二、一副对联怎么成为迫害同学的理论基础
1966年8 月，“文革”的高潮时期，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在北京的中学里，贴得最多的大幅标语，除了“毛主席万岁”，要数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据一位北京的被访者说，在她的中学里，大门外面两侧贴了这副对联，大门里面两侧也贴了这副对联，教学楼门的里面外面都贴了这副对联，教室的前门后门也贴了这副对联，教室前部的黑板两侧贴上了，教室后面的墙报栏两侧也贴上了。整个学校，凡是有门的地方都贴了这副对联，包括食堂。北京其他中学的情况相仿。
这副对联又由北京贴向全国。一位住在南部沿海的厦门的当时的中学生说，他们那里的学校里也贴了很多。
这副对联是当时由于毛泽东的支持而纷纷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贴的。
当时的官方报纸天天有热烈支持“红卫兵”的文章。但是这副对联及其被欢迎程度与残酷效果并未上过报纸。
这副对联是针对学校里的学生说的，意思是，如果他们的父亲是“英雄”，他们就是“好汉”，如果他们的父亲“反动”，他们就是“混蛋”。这副对联还被叫做“鬼见愁”。“鬼见愁”是北京郊外一座著名山峰的名字，意思是难于攀援，来指称这副对联时，意思变成了是“鬼”就怕这副对联，或者，怕这副对联的就是“鬼”。
这副对联有两层内容，第一层规定了父母和子女间在政治上属于同一类，第二层有关谁是“英雄”或“反动”，在当时的实践中，“英雄”是指“革命干部”，“反动”的是指各种被惩罚了的“敌人”。当时学生中的很多干部子弟狂热宣扬这副对联，原因很明显，他们认为他们的父亲是“英雄”，而他们自己就能理所当然地成为“好汉”。《文革十年史》一书说这副对联出现于1966年7 月29日，是“干部子弟”知道父母受冲击后的反应，这不但在时间上有误，而且在思想背景方面也不对。
这副对起源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据当时那个学校的学生说，1966年6 月间，有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和出身于“右派份子”家庭的学生发生争吵，前者自称“好汉”，又把后者的家庭出身抖落出来，骂后者是“混蛋”，就这样形成了这副对联。1966年7 月1 日，这个学校的学生开会庆祝共产党的生日，这种会以前一般总是以班级为单位来安排座位，但是，那天“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会场上被隔离在一个角落里。
“文革”前早就强调“家庭出身”，也给了“革命干部”子弟特别的优惠待遇，但是至少在公开的舆论场合中不曾这样绝对、粗暴、等级分明。
1966年8 月1 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1966年8 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革命学生代表讲话，整个接见过程都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最早开始打老师和同学。彭小蒙也早在7 月25日北京大学的大会会场上就打了人。她在天安门大会上的讲话未提对联，也未直接攻击同学，但是她所获得的这种显赫地位，无疑大大肯定了他们的组织的全套行为方式，并且，这一套行为因此被迅速推广开来，不仅北京，而且及于全国。
除了对联，一些新词语也开始流行，有“红五类”，是指“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又有“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份子”，后来干脆用此二词指从这些家庭出身的年轻人。 “只许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的标语到处贴出。又用“狗崽子”指“出身不好”的学生。这句骂人话本来的意思只是说被骂者是小狗而不是人，这时却转变成因为这些学生的父母是“狗”而这些学生因是“狗”的“崽子” 也是“狗”。
这副对联在1966年7 月底、8 月初广泛传开。在北京，红卫兵曾召开大会和举行游行，宣扬鼓吹这副对联。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大会上，有谁要上台讲话，先要报告家庭出身。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牟志京，上台表示不同意对联，在台上就被几个人围着用拳头打。钢琴家刘诗昆不同意对联，在会场上被人把衬衫的后背撕成两片。牟和刘都不算“黑五类”家庭出身，刘的岳父又是元帅叶剑英，他们尚遭此种对待，其他“黑五类”的学生，根本不能有机会说话。在北京第五中学关于对联的大会上，有“出身不好”的学生上台表示拥护这副对联，承认自己是“混蛋”，也被轰下台去，因为这样出身的人不被认为有资格上台讲话。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关于对联的大会上，红卫兵在会场上反复大唱以对联为词的一首歌。
“对联歌”据说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作了“嚎歌”（又叫“牛鬼蛇神歌”）⑶的红卫兵做的，词曲如下：
１１ ５５｜５３１ ２｜
－－ －－ －－－
老子 英雄 儿好 汉
３２ １３｜２１６ ５｜
－－ －－ －－－
老子反动 儿混 蛋
１１ ６５｜１ ５ １２｜３ ３２３｜
－－ －－ －－ －－ －－－
要是 革命 你 就 站过 来， 要是
５ ５６５｜３１ ２２｜１０｜
－－－ －－ －－
不 革命，滚他 妈的 蛋！
（呼口号）
要是 不革｜命 ０就｜造 他妈的｜反 ０就｜
－－ －－ － － －－－ －－
滚 他妈的｜蛋 ０｜
－－－
北京的红卫兵曾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态支持这副对联。1966年8 月6 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天桥剧场接见红卫兵，非常明确地对红卫兵的“阶级路线”大加支持赞美，但是客气地建议把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这其实不是什么实质性的改动，可是原来的对联还是到处流行，从北京传遍全国。
这副对联实际上就是当时开始普遍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接纳成员的标准和条件。
在1966年8 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比如，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是刘少奇的孩子及贺龙的孩子。刘及贺后来都被“打倒”
并被关押虐待致死，但是当时还在最高权力圈子中。所谓“革命干部”，一开始的定义是“共产党员干部”，后来成“1949年前入党的党员干部”或者“194 5 年前入党的党员干部”。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规定1945年以前参加共产党的12级以上的干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干部”出身。有一位被访者说：“所谓‘红五类’，其实是‘红一类’，就是干部子弟，而且还得是高级干部，连科长都不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般的红卫兵只在广场上走过，极少数被邀上了城楼，有幸上天安门城楼的就没有工人子弟。北京数石景山区工人多，可为什么石景山区没发起成立红卫兵？”（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都在北京海淀区。）
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没有“贫下中农”，也少工厂工人，其他大量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如工程师、医生、科学研究工作者、教师等等，都不属“革命干部”范围，所以红卫兵成员总数虽然很多，但是在各个学校的人数比例实际上并不多。虽然在调查中还未接触到有家庭出身允许其参加红卫兵却拒绝参加的学生，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是“重点中学”，有一千三百多学生，红卫兵只有二百来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文革”前是一般的中学，也有学生一千多人，1966年夏天红卫兵也只有二百来人。在北京第五中学，红卫兵也只有二百多人。这也就是说，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在北京的中学生中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
在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时期，即1966年8 月到11月，红卫兵所作的主要事情：打“黑帮”——打校长和老师，破 “四旧”——烧书烧画砸文物，“横扫牛鬼蛇神”——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捍卫毛泽东思想”——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接见，都是一种特权，不是同代人都能参加的。然而，由于少数学生控制和压迫着多数学生，当时听不到后者的声音。把二者都纳入“红卫兵的一代”，不但没有道理，而且可能意味着对压迫人者的肯定以及对受害者的轻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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