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球经济艰难复苏之际,西亚北非的多个阿拉伯国家掀起了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一批中东政治强人的政权岌岌可危。此次剧变中,青年是抗议人群的主体,也是发出改革最强音的群体。在对中东剧变的分析中,青年因素值得关注与研究。本文分析了青年成为变局主力军的主客观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阿拉伯青年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

  【关 键 词】中东剧变/青年因素/青年意识形态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来临、全球经济艰难复苏之际,西亚北非的多个阿拉伯国家掀起了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突尼斯、埃及、也门、苏丹、约旦、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中东的“政治强人”几十年来建立的“权威”一时间岌岌可危。变局的直接导火索是一名突尼斯失业青年的自焚事件,随后这些国家的抗议示威愈演愈烈,青年迅速集结起来成为抗议人群的主体。青年自焚、青年组织、社交网络成为这场变局的关键词。本文在对其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从青年自身的思变性、反抗性以及世界金融危机、阿拉伯青年民生问题、阿拉伯国家内部结构性矛盾、西方社会对青年的影响等视角入手,着重分析青年成为中东社会变局主力军的主要原因,并进一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阿拉伯青年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

  一、中东剧变中的阿拉伯青年

  这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剧变始于一名突尼斯失业青年的自焚事件。青年变革求新的抗议浪潮通过新媒体的迅速传播而在阿拉伯国家蔓延,并直接导致数个国家政权的倾覆和多位政治强人政权的垮台。美国《外交政策》编辑艾坦·扎克曼说,“我们见证了一个奇迹,民众叛乱竟然能推翻一个阿拉伯独裁者。”①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是这场变局的直接导火索。在布瓦吉吉之后,阿拉伯国家掀起“自焚潮”。据统计,仅2011年1月就有10人相继选择自焚来寻求彻底的宣泄与解脱(见表1)。

  然而,在伊斯兰教中,自杀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现,是对真主恩典的绝望,对于国家、民族、社会都是不利的,这样的“大罪”是教义所不允许的。《古兰经》中明文反对并禁止自杀、自焚等事件,如“你们不要自杀,真主确是怜恤你们的。谁为过分和不义而犯此严禁,我要把谁投入火狱,这对于真主是容易的。”(妇女章,第29-30节)这些被禁止的非理性极端事件的爆发反映出阿拉伯国家内部长期以来各种民生、社会问题等矛盾不断尖锐化。在现实面前,累积在阿拉伯青年心中的羞辱、无助与怨恨瞬间爆发,他们不惜使用违背教义的方式走上绝路。

  布瓦吉吉的自焚事件触动了阿拉伯各国青年的神经并引起连锁反应,多国民众举行游行呼吁国家改革、总统下台。青年迅速集结起来成为了抗议人群的“中坚力量”,他们以青年组织为载体,通过网络宣传、组织游行等活动介入这场社会转型当中。以埃及为例,“4月6日青年运动”、“7月8日青年联盟”、“革命青年联盟”、“一·二五革命青年联盟”、“科普特青年运动组织”等青年组织在剧变的各个历史性阶段都起到关键作用。初期,“4月6日青年运动”选定埃及警察日当天发起抗议;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后,“7月8日青年联盟”在解放广场发动“自决星期五”(Self-Determination Friday)的“二次革命”,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前任命的总理沙菲克辞职;2012年6月1日,“革命青年联盟”和“4月6日青年运动”举行“百万人大游行”,发誓不让穆巴拉克亲信沙菲克进入第二轮总统竞选;当前总统穆巴拉克被判处无期徒刑后,“青年革命联盟”号召青年涌向解放广场抗议埃及司法机构的审判结果。各地的青年聚集广场,建立起公开对话的渠道并加强了彼此间的合作,从而实现了人员的壮大、沟通的便捷直至诉求的升级。青年们不断向最高军事委员会施压,其斗争诉求也由最初的改善民生演变为推动民主化改革步伐。

  此外,变局初期,青年组织示威游行的场所、动员方式及口号都充分体现出“去伊斯兰化”的特征,表明新的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他们选择在广场集会,而不是在伊斯兰教中具有重要集会功能的清真寺。他们通过手机短信,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站相互串联,成功地在极短时间内动员到志同道合的人集结成团体。游行中,最初他们只打出一些日常生活的口号,如“他们在吃鸡,我们却每天吃豆”。当数以万计人聚集在广场后,口号变为“人民想推翻政权”,但自始至终也未出现“穆斯林皆兄弟”等宗教口号。对于青年人,尤其是其中的精英而言,他们不需要“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之类的口号,在他们看来,伊斯兰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充分体现出青年及其组织的世俗化倾向与务实风格。

  有人将中东剧变称为“新媒体革命”,但也有学者驳斥了这一观点:“若把这场剧变归咎于新媒体革命,无异于本末倒置,错乱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和基本逻辑。”③尽管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这一无形世界的有形力量对事态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组织和推动作用。

  其一,青年人对于网络等新媒体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快速接受力。截至2010年末,脸谱网站大约15%的活跃用户来自于中东地区,该地区脸谱用户高达1700万(其中埃及500万,突尼斯200万,占两国网民总数的绝大部分),推特用户年增长率高达142%。④从维基解密发布关于突尼斯总统家族腐败生活的密文引发民愤,到青年通过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站散发游行信息,再到通过移动媒体、手机实时上传的现场照片、视频为民众示威持续提供新动力。这一切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新媒体在变局中的作用。2011年初,“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网页在脸谱上宣布要发起“一场埃及自己的革命”。突尼斯爆发示威后,他们向35万追随该网页的埃及民众发出邀请,询问其是否会参加1月25日在开罗解放广场举行的反穆巴拉克游行。仅仅三天,5万多人选择“会”⑤。于是,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就随之垮台。

  其二,青年成为美国“网络外交”的直接目标及对象。在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阿拉伯青年可以轻而易举地同时收看国内电视台的报道和通过网络了解来自西方世界的讯息。以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半岛”电视台与西方社交网站为例,“半岛”电视台因其在“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国际重大事件中的坚定立场、客观报道广受阿拉伯人的欢迎。然而近几年却受政治利益牵制,沦为卡塔尔政府、海合会乃至西方的政治工具。在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等报道中,多次故意或被迫误报从而激化国家间、教派间、利益集团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其媒体公信力下降,本土受众大量遗失。而社交网络是一个低门槛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注册、登陆、搜索信息、发布内容,正是这种“平民化”的话语权以及对“全球化”信息的真实获知,揭露了传统媒体和政府话语的“虚假性”,进而消解其“权威性”。民众不相信电视上播放的消息,在爆发游行期间,他们不断在推特上实时更新现场情况,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世界听到另一种声音。社交网络的出现与普及,迫使“半岛”电视台将媒体最为宝贵的公信力与受众拱手相让,青年由“双选”转向“单选”,从社交网站的用户转向直接认同者,而他们正是美国“网络外交”的直接目标与对象。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奥巴马政府已经把社交网站视为“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而被这支“箭”射中的,埃及绝不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⑥。在埃及青年走上街头示威的第一时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利用“网络外交”称赞他们的勇气和对理想的渴求。凭借网络超越时空的特征,示威青年不仅在短时间内聚集,还能从外界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将诉求坚持到底。

  二、中东剧变中的青年因素

  阿拉伯社会大震荡背后的原因复杂而深刻,谈及与青年有关的因素,从内部看,它反映了青年人好思变、易反抗等特性,现实经历与内心渴望的巨大反差加剧了这种特性;从外部看,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青年民生问题空前严峻,阿拉伯国家内部青年民生与社会结构性矛盾更为凸显,青年饱受贫穷凋敝、贫富悬殊、体制僵化、官员贪腐等折磨的同时逐渐被边缘化。此外,西方世界对阿拉伯青年进行“有计划、有图谋”的政治“洗脑”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青年主导变局的主要因素。

  (一)现实经历与内心渴望的反差加剧阿拉伯青年的思变动力

  随着阿拉伯国家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持续处于高峰,青年人口数激增,人口年龄中位数普遍低于世界均值(见表2),这为社会注入了催生变革的力量。

  与安贫乐道、观念保守的老一代不同,新生代视野宽、束缚少,加上谋生无路,因此他们不满现状、穷则思变的动力最为强烈。⑧在东西方历史上,有着太多可称之为“巧合”的例证,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与发生这类运动的时期重合。在东方,伊朗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在20世纪七十年代急剧增长,在七十年代后半期达到20%,而1979年恰好发生了伊朗革命;在西方,二战后,欧洲社会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示威和反抗中发挥了政治影响。亨廷顿认为,游民无产阶级和青年学生是革命性最强的群体。“随着青年人比例(即15~24岁的人)的大大增长,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20岁出头、寻找工作的青年人数量的扩大将持续到2010年左右……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青年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⑨。

  英国《经济学人》于2011年2月推出一个名为“扔鞋指数”(Shoe-Thrower’s index)的调查⑩,旨在描述阿拉伯国家的动荡级别,预测“茉莉花的气味”下一站可能会是哪里。在调查指标中,2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和绝对数量各以35%和5%占到了整体的最大权重。(11)调查结果显示,也门、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位于“扔鞋指数”前四位,这些国家无一不是中东剧变的主角。相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思想的确定性来说,青年的思想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塑性,自然总是处于主张变革的核心。

  阿拉伯地区有着辉煌灿烂的过去,但在政治和社会世俗化发展的进程中,却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社会鸿沟,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动荡加剧。眼看中国、印度、南非等原本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赶超,青年人渴望国家能发展,能摆脱外部势力的影响,实现真正的独立与崛起。然而,阿拉伯青年的日常生活长期面临着低收入、高通胀的遭遇。博雅公关(Burson-Marsteller)2012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东地区年轻人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挣一份公平的工资并拥有一个家”(12)。在阿拉伯国家,一般公务员和教师的月工资大约仅为人民币五六百元,而持续上涨的物价不断加大民众的生活成本。经济落后与贫富加剧使大批年轻人感到前途黯淡,充满挫折与不满。

  青年中的精英选择逃离现实到西方留学,在那里通过经济、教育、科技、医疗等渠道接触西方的主流意识并接受自由价值观念。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埃,他在开罗大学的演讲中强调了中东青年应成为创造中东历史的新一代,承诺扩大互换国家学生项目、增加奖学金,鼓励更多的穆斯林学生到美国学习。近两年来,中东在美国的留学生达33万人,总数已超过“9·11”前的水平。(13)昔日辉煌与当下贫弱受欺、国内现实经历与国外留学生活的巨大反差使得阿拉伯青年日益萌生失落与绝望之情,加剧了他们的思变动力并最终汇集成抗议的洪流。

  (二)青年民生问题空前严峻

  这场变局始于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之际,世界范围内的青年民生问题空前严峻。青年街头运动成为2011年世界的一股浪潮,并给世界经济和政治带来较大影响。在欧洲,民众抗议财政紧缩的示威游行接二连三;在美国,12位大学生来到纽约祖科蒂公园,拉开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序幕并波及全球;在英国,伦敦大规模骚乱的被捕者中70%是年轻人。贫富差距拉大、就业机会减少、政策导向偏离导致青年在经济领域中的边缘化,是爆发青年街头运动的主要原因。世界劳工组织“2012年世界青年人就业趋势”的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全世界青年人失业率不断上升,目前已超过12.7%,超过7500万的青年人失业,比2007年增长了近400万。更糟糕的是,这一情况直至2016年都不会得到明显改善。(14)目前,全球15~24岁的青年人数量占全球人口总数的1/6以上,经济上的边缘化会给这一群体带来巨大压力。在当前非传统安全因素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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