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高军：开征房产税的正当性及其效能探析——兼论地方政府摆脱财政困境之对策

　　【摘要】我国开征房产税的前提是财政民主、财政透明，在当前不规范的财政体制下，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理由并不能正当化房产税的征收，规避立法程序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征收房产税行不通，如果贸然大规模开征房产税，必然面临房产税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的疑问，将损害政府的合法性。我国地方政府摆脱财政困境，其出路在于大规模精减公务人员，重构分税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摆脱“生产建设型”政府的路径依赖，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财政民主化。

　　【关键词】房产税；宪政；税收法定

　　近日，《经济日报》发表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文章，称有关方面正在研究逐步在全国推行房产税。同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的改革方向已被锁定”并表示在未来的新一轮财税改革中，房产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方向。[1]从种种迹向看，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房产税目前已呈箭在弦上之势。但是，正如美国最高法院约翰·马歇尔大法官所言，“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事实上国家征税所造成的财产减少，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数量上都是任何私人犯罪（如盗窃、抢劫）所望其项背的。[2]涉税无小事，征收之前必须明确为什么要征房产税?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关方面一直遮遮掩掩甚至讳莫如深，打压房价之说虽然冠冕堂皇，但在多次采取“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手段”均未奏效的情况下这个理由无疑显得较为苍白。显然，伴随后土地财政时期的到来，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源是房产税的主要目的。[1]但是开征房产税的初衷固然好——土地是有限的资源，靠卖地的土地财政是杀鸡取卵、不可持续的财政，开征房产税可以破解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困境，保证地方政府获得稳定的财源。不过到目前为止，所有给出的理由均是站在征税者的立场上考虑的，并没有考虑到纳税人的感受。毕竟房产税一旦开征是需要广大纳税人来负担的，而站在纳税人的立场，征收房产税则“兹事体大”，它直接侵犯的是纳税人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甚至可能直接威胁到普通纳税人的生存权。因此，在决定开征之前，必须厘清房产税的合理性、合法性等诸多问题。

　　一、开征房产税缘由之正当性质疑

　　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体现了政治和政府道德，国家不能以征税本身为目的，“当征税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国家和增进国家福利时，征税就变成了盗窃。”[3]作为一项基本的常识，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税存在的惟一理由就是作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对价而存在。“租税倘非出于公共福利需要者，即不得征收，如果征收，则不能认为是正当的租税”，[4]因此，国家征税权的正当性在于，纳税人期待税仅被用着提供公共服务或经纳税人同意的转移支付，唯如此，政府的权力才能被限制到合适的领域，这是有关税收的宪政逻辑。[5]而AlanLewis则更是直接将“你付出了什么”和“你得到了什么”之间的联系称为“财政关系”。[6]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国家财政不同于一般追求赢利为目的的私人经济，它是一种以公益为价值取向的公共财政，奉行量出为入的原则，即依据公共事务决定征税事项。国家征税不能以取得超额收入为目的，其首要目的在于利用财政手段来达成维护国家独立与安定，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宁幸福。因此，宪政的财政逻辑是：政府必须首先根据公共服务的内容来确定财政支出的方向和总量，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财政收入的总量，并进一步确定所需征收的税收总量，如果当年税收超额完成，那么第二年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减税。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降低一个社会的宏观税负，减轻公民的负担。而如果由政府来决定征税，对食税者来说，必然是收的税越多越好，“在政府的所有权力中，征税权是最容易滥用的权力”,[7]在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约束的条件下，政府税制设计、税的征收过程中必然会倾向于实现税收的最大化，“开头微不足道，但是，如果不小心在意，税率就会很快翻倍，而且最终会到达没有人可以预见的地步，这合乎事物的本性。”[8]如果纳税人不能在宪政的框架内决定征税与用税事宜，最终不堪忍受苛捐杂税的结果唯有奋起搏命一途，“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起义、革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纳税人反叛。

　　笔者认为，在决定开征房产税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境之前，必须搞清楚的是：地方政府为什么会缺钱？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总体情况如何？我国财政整体状况如何？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总额分别是多少？财政支出项目是否必要与合理？地方政府缺钱是否必须通过征税来解决？在现有的财政规模下能否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以下疑问应当是合理的：“2010年我国7万多亿元的税收，11万多亿元的非税收入，加起来近19万亿元的政府收入”，[9]约占同年GDP的一半。如此庞大的财政收入为什么还不够用？我国社会公共事务需要投入的财政总额到底是多少？其中，中央与地方事务需要投入的财政又分别是多少？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政府并没有公布相关的准确数据，甚至各级人大代表在表决政府预算时亦不能明悉相关数据，这难免让人困惑：既然不知道需要支出多少财政，又谈何开征新税呢？

　　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规定国民应缴纳若干财产、应保留若干财产更需要智慧与谨慎”，[10]国家征税必须培养税源并衡量人民的纳税能力，不得侵及纳税人最低生存权，如果政府征税过多，不但不能成为纳税人自由与财产的保障，甚至极有可能走向反面。事实上，目前，我国纳税人负担已经非常沉重，姑且不论福布斯纳税人痛苦指数排名上我国连年居于前列，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社会，只需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切身体验，应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一点。人们完全有理由发出这样疑问：既然地方财政困难，为什么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数量越来越膨胀？为什么还存在着数额庞大的“三公消费”？解决财政困境为什么只想到了加税而不从精减人员和杜绝“三公消费”入手？

　　二、开征房产税途径之正当性质疑

　　税法本质上是侵权法，税收直接威胁到公民的宪法财产权，因此必须严格限制政府征税的权力，“如果行政者有决定国家征税的权力，而不是限于表示同意而已的话，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样行政权力就在立法最重要的关键上成为立法性质的权力了。”[11]税收法定与罪刑法定是宪政的两项基本原则，在自由民主法治社会中是保障公民财产自由与人身自由之武器。

　　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虽然对此处的“法律”应解释为狭义的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制订的法律，还是广义的法律尚缺乏权威的解释，但根据宪政的一般原理，依合宪解释应理解为狭义的法律，更何况《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了“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我国税收法定原则是通过《税收征收管理法》确定的，该法第3条第1款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但该款同时还规定了“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另外，《立法法》第9条也规定了“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不过，为防止被授权机关滥用权力，《立法法》第10条规定了，“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因此，根据以上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开征房产税难以绕过立法环节。

　　事实上，当前热议的房产税其最初的名称是物业税。长期以来，在中国房地产领域，与房地产有关的税收包括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营业税和所得税，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收费，其繁杂程度举世无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也就是说，房产税最初的定位是物业税，其初衷是为了规范房地产领域的税费体系，即把开发环节和流通环节的税向持有环节转移，是一个税收转移的问题。但物业税的征收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通过人大立法开征新税并非易事，因此有关部门就想起了长期被搁置的房产税，[2]意图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物业税穿上房产税的马甲而横空祭出，其隐含的逻辑是：虽然《房产税暂行条例》第5条中明确规定了“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但这里用的是“免纳”一词，似乎本该征收的，未征收是立法机关的一种“恩赐”，现在随着形势的变化，决定开始征收是名正言顺的。不过，由于这部《条例》颁行已26年，其制订所依据的《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早已废止，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均存在疑问。为绕开立法环节，2012年1月17日国务院在其颁发的《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第76条规定，“将《房产税暂行条例》第8条中的《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修改为《税收征收管理法》”。表面上看来，国务院此举似乎清除了房产税征收的障碍，下一步只需要将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的“恩惠”取消即可顺理成章的开征。

　　以上谋划可谓是“深思熟虑”，但笔者认为此乃机巧而非正道，征收房产税乃涉及国计民生、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之大事，必须走煌煌正道。必须认识到，长期以来我国税收法制领域行政立法独大而法律式微的状况[3]实际上背离了法治，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其根源在于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不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国企业”。从《决定》的名称和内容中，明显可以看出：（1）税收领域的授权立法，仅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阶段一种过渡性的权宜安排；（2）该《决定》包含的授权目的与范围过于宽泛，不符合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属于典型的空白授权条款，事实上赋予了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务院过大的税收立法权——自然，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征税事项，其后果必然是税越来越重。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以及依法治国实践的推进，限制国家征税权力以保护公民财产权、保护市场经济的创新与活力已成为当前紧迫的时代命题。《立法法》第11条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到目前为止，《房产税暂行条例》已“暂行”了26年，期间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广泛、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法治”、“人权保障”、公民财产权保护等条款已通过修正案形式入宪，民主法治已蔚然成为时代的潮流，制定法律的条件还不成熟似乎怎么也说不过去。更何况，在2009年6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决定，废止了全国人大常委会1984年《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这次会议同时还要求国务院尽快将此前依据该授权决定而制定的税收法规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以制定相应的法律。因此，从程序上讲，试图回避税收立法程序，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征收房产税行不通。

　　三、当下开征房产税的后果分析

　　首先，借打压房价的理由开征房产税将严重损害政府诚信。近年来，房价高昂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诸多手段打压房价，但政府认定房价上涨过快的原因在于有人投机炒房和开发商哄抬房价，因此数次采取的房价调控政策的重点主要落脚在提高首付、征收交易税、征收土地增值税，甚至采取了合法性受到质疑的“限购令”的方式，[12]但是由于方向错误，[4]所开的药方只能治标而不治本，最多只是暂时扼制了房价疯涨的势头，离预期的房价下降还有较大的距离。事实上，征收房产税的思路，仍是一种与“限购令”类似的、靠打压需求来迫使商品价格稳定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我国目前的房地产体制下，房产税背后的真实逻辑其实是：政府垄断土地交易一级市场，房产商垄断商品房开发市场，政府以低价夺地，然后以高价拍地，对房地产开发收取名目繁多税费，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飙升，[5]再以抑制高房价为理由开征房产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