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恐怕是武周皇帝武则天之后，中国最喜欢咬文嚼字的帝王，在他的身体力行下，上至诏旨诰敕，下至收条、底簿，在不明就里的外人读来，往往比读天书都困难。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洪秀全是个凡事都喜欢标新立异的帝王。主流历史学家曾根据洪仁玕、蒙时雍、李春发颁发于辛酉十一年（1861年）的《通令合朝内外官员书士人等戒浮文巧言喧谕》中“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和“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等字样，断言太平天国“推崇文学革命”，提倡“明白晓实的文风”，这种说法之站不住脚，只需随便翻开几篇太平天国的诏旨诰敕，看看是否“明白晓实”，甚至是否能看明白到底在说什么，就一目了然。
事实上洪秀全所谓“戒浮文巧言”的真正意思，洪、蒙、李三人那篇文告中已说得明明白白：在洪秀全看来，自己是上帝的亲儿子，耶稣的亲弟弟，是古今中外人世间空前绝后、唯一的开国君王，以前的帝王将相固然要一笔抹煞，以后“天国一统江山万年万万年”，君王自然只能是自家子子孙孙、同样姓洪的“代代幼主”，如此伟大的人物，怎么能让天下文翰之间，继续充斥着早被自己“降级查办”的“孔丘、孟轲、唐太侯、梁惠相”们的陈词滥调？
癸好三年（1853年），洪秀全下令“诏书盖玺颁行”，除了盖着“旨准”印章、表明他准许阅读的几十本“太平圣书”外，其它书就算不至于“一概焚烧”，那也算“低书一等”，这些“妖书”里的典故、成语，说轻了也算“不脱妖气”，又如何能用在“我堂堂天朝”的官样文书之中？
从目前保留下的、“戒浮文巧言”前太平天国官员之间、太平天国官员和外国来宾之间的一些书信、礼单，这类故典、套话的确屡见不鲜，这在当时的“俗人”看来司空见惯，贵为“太平天子”、平常除了读点、写点也就只剩下和几十名“娘娘”、女官周旋之类琐事的洪秀全，又如何能袖手旁观？
“戒浮文巧言”绝不是让大伙把文章写得更通俗易懂（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当然也绝不是不让大家在文章里用典故，而是只许用他洪秀全家的典故，别的历朝历代在他的不懈笔耕和删削焚烧下，理论上早应不复存在，其典故（大约应叫做“妖典”）自然也不应存活下去。
所谓“洪秀全家的典故”，包括“天父天兄”，他天王洪秀全，他和耶稣的双料儿子、幼天王洪天贵福，以及他们的王国——太平天国一应典章制度（可俗称“天典”），按照洪仁玕的说法，就是在写官样文章时，要“首要认实天恩主恩东西王恩”，然后再“实叙其事”，这哪里是不让用典、不让说套话，分明是连典和套话都只许“规定动作”，不许“自选动作”，明清八股取士只许“代圣人立言”，也不过只管到考场以内，洪秀全与之相比，可谓管得太宽了。
问题是“妖典”传承久远，普通人就算没文化，听也听得个半熟，官吏、书办之类当差办公的，自更驾轻就熟；“天典”要么是洪秀全自己杜撰，不过几年寿数，还羼杂着外乡人难以索解的客家方言，要么就是舶来的“洋典”，对不信天主教、基督教的三江两湖士子而言，同样天晓得写了些什么，熟能生巧，既然熟不起来，这“天典”用得自也吃力，别说官员、书手们自己用来麻烦，便洪秀全兴致勃勃写篇“天典”堆积、自我感觉良好的“天命诏旨”，文武百官却没一个识趣的，岂不骚了他洪大王的“天兴”？
于是洪大王便只得“大开天恩”，劳心为大伙准备五花八门的“工具书”，好让大家用起读起“天典”来方便一些，能做到“言之有典”，显得那么有“天学问”。
洪秀全推出的第一部“天典工具书”，是辛开元年就“旨准颁行”的《太平礼制》，这部书里记载的，是所谓“为官称呼”，包括他的子女、诸王百官及其几女的“臣下称呼”，以及这些大人物之间如何称呼等等，详细周到到了连“国岳（天王某位‘娘娘’的爸爸）见贵岳（东、北、翼王某位‘王娘’的爸爸）”该如何相互打招呼都设置“专有名词”的地步，目的自然是让“臣下”们打招呼、写文章时懂得他洪家的“规矩”，知道怎么“合理合法”地拍他们一家人的马屁。
辛开元年就是1851年，也即太平天国建国的第一年，这本《太平礼制》诞生于太平天国攻占的第一座城市——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那时候除了州城和城外一里七十村的方寸之地，偌大中国处处都是“妖城池”，就这小小的“天朝”也被几万“妖兵”围得水泄不通，缺吃少穿，甚至拿铜钱、萝卜当炮弹打，洪秀全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还惦记着“天典”的普及扫盲大计，其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此后《太平礼制》多次改版，以迁就“天朝大员”们的官称变化，已知的重大修改版就有两次（目前保存有“戊午八年新镌”版，但这本修改版记载的官爵，许多却是己未九年末、庚申十年初才封的，因此实际上是改版而又改版的），足见洪秀全对“让写字说话的人知道怎么尊重自己”这个“最重要的天典”是多么关怀备至。
或许是不亲政的缘故，太平天国前期，“天典工具书”出炉较少，等到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死的死、走的走，洪秀全不得不管事，这类出版物就编得多了：
有戊午八年（1858年）编的《钦定制度则例集编》（已失传，从书名看，应是记载太平天国各种制度、条例，供人们查阅、参考也引用的工具书）；己未九年（1859年）编的《己未九年会试题》（洪仁玕奉命编纂的考试工具书，内容是把用“天诗”典故出的八股文试题，让洪仁玕亲自写一篇范文，供有意报考“天试”的士子们参考，以免他们日后在考场碰到这类“天典试题”不知如何下笔）；约在辛酉十一年（1861年）编的《钦定敬避字样》（鉴于洪秀全规定的避讳字实在太多，专门编写了一本收录各种避讳字，并指点如何寻找“替代方案”的工具书，以免文武百官、以及文武百官的“秘书”们不小心犯了忌讳，被“斩首不留”）等等。
此外还有些“手抄本”，如保存至今的“天朝爵职称谓”（记载各王爵的头衔、称呼，以免“秘书”们写错了丢饭碗甚至脑袋）、“天朝钦定文确”（记载各种上行、下行、平行文书的法定名称、格式套话等等，以免弄错“天典”连累“秘书”的上司升官发财）等等，究竟是洪秀全或洪仁玕统一组织编写，还是那些惟恐被“天典”弄晕的“秘书”们私下自编，如今就很难搞清楚了。
编写“天典工具书”这项工作，洪秀全和他的“亲密战友”洪仁玕还是很重视的，一再改版且不去说，哪怕国势颓废到不堪地步，他们也还惦记着“天典工具书”的编辑工作。
《钦定敬避字样》这部迄今太平天国已知最后一本“工具书”，如今只保存下当年书手汪克昌带回老家的一本手抄本，当年却屡屡被清方幕僚、师爷，乃至地方文人、上海冷摊淘旧书的看到，甚至有说“此书随处可见”的，可见发行量大到惊人。
洪仁玕被俘后曾供称，他出京时曾面受洪秀全“遗诏”，让他“赞襄内外”，并“注述六部则例及各事有益者”。洪仁玕这次出京，时间是“癸亥年十一月十六日”，也即公元1863年12月28日，此时距离天京城失守不过半年多一点，天京外围最大的据点、苏褔省会苏州业已陷落，已到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他之所以以“赞襄内外”的“总理”要职匆匆出京，就是洪秀全鉴于救兵、粮草迟迟不到，派他去湖州、丹阳等仅存的几个太平军据点催调兵、粮，在如此紧张的时刻，洪秀全对族弟、首辅近乎遗嘱的最后交代，其主要内容，竟然是修订一部“天典工具书”（当是失传的《钦定制度则例集编》），可见对洪秀全（当然被俘还念念不忘这一“神圣使命”的洪仁玕也一样）对这些“天典”，重视到了何等地步。
对洪秀全而言，这些“天典”是其神圣地位、崇高权力，以及地位、权力所给他带来的一切的概括、浓缩和保证，他可以损失兵马，丢失城池，损耗钱物，却不舍得丢掉这“神圣”的一切。
然而“天典”着实太琐屑麻烦，太平天国里有学问的官员、“秘书”往往不屑这一套，粗通文墨的官员和“先生”们，又实在不具备拍这些高级马屁的基本功，因此洪秀全言之谆谆，到了基层也就将就着凑合，《贼情汇纂》在谈及《太平礼制》实行情况时说，书中记载的各种“为官称呼”实在太麻烦，“贼首”们记不过来，就瞒着洪秀全加以简化，比如原本各级官员、他们的子女亲戚都有不同的专称，但实际上当官的都叫“大人”，他们的儿子都叫“公子”，反正“永不出宫门”的洪秀全也看不见听不到，且不怎么爱批阅奏章、军报，瞒哄起来也是说难不难。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官员和“先生”们为了工作需要，也仍然要备上一些在洪秀全看来根本就该消失的“妖典工具书”，比如《字典》《说文解字》之类，杨秀清生前曾假托上帝之口，要把这类“古书”删改后出版，但洪秀全阳奉阴违，基本未照办，官员、先生们只好“顶风作案”，沿用“妖版”。对此洪秀全的变通方法是改书名：张汝南在《金陵省难纪略》中说，他把《字典》改叫《字说》（只有天父天兄天王的“天典”才能叫“典”），《说文解字》改叫《其文》（为啥连“说”也不让，就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就连“改名运动”也是看似风风火火，实则敷衍了事：就拿《字典》来说，曾在太平军衙署当过“先生”的张汝南言之凿凿，说改名“字说”，担任“钦命文衡正总裁”，也就是太平天国文化战线第一把手的洪仁玕，却在官方公告中说改名“字义”，究竟是他们中谁记错了、洪秀全不小心改错了，还是改了一回觉得不满意又改第二回，那就真只有天知道了。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