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毛主席“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就我所经历的情况,记忆可及者,谈一下。

   1970年以前,我是处在被当做叛徒嫌疑暗中审查的。虽说是背靠背的审查,但我也能感觉到,总是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别别扭扭,例如市里的有些会议没让我参加,中央的一些重要决定也不告诉我。虽然在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在那个年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党的生活极不正常,我一方面思想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则泰然处之,相信党、相信人民总是会分清是非的。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带着北京市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庐山开会。这种正常的通知,反倒使我有如获意外的感受,舒了口气,心中真有些激动。我记得同我一起去的,有吴忠、杨俊生、黄作珍、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聂元梓等。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作者吴德为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华北组的组长是李雪峰,我是副组长,其余的副组长还有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永贵,内蒙古的吴涛,军队的郑维山。编在华北组的还有陈伯达、汪东兴等。

   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是两个内容,讨论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毛主席会前又提出了讨论形势的间题,大会结束时还通过了关于战备问题的报告。

   为了修改宪法,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主席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委员会下设有一个小组,成员可能是康生、陈伯达、吴法宪、张春桥等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人员。宪法中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就是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最早是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来的。毛主席以后为此又打过招呼,提出过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次,一次是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一次是在林彪提出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之后,毛主席有一个批示,认为“此议不妥”。汪东兴传达的时间是在林彪坚持提出设国家主席之前。

   8月23日下午3点,毛主席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讲话。

   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副统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8月24日上午,政治局通知我们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反复听了两遍。

   8月24日下午,华北组开第一次小组会,讨论林彪讲话。这个会我没有参加。好像是林彪办公室通知让几个省、市分别整理出一份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北京市也在被通知之列。因为催得很急,要求限时送到,我对情况又不了解,市委秘书长黄作珍提出由几个人凑一凑,整理出一个材料来。于是,我和黄作珍,还有我们带到庐山去工作的市委办公厅主任陈一夫,一起凑材料。

   8月24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

   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

   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讲话。

   散会后,吴忠告诉我发言的情况,他说陈伯达、汪东兴讲了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我急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

   吴忠说,他们没有点名,不知道是谁。

   这时,大家已经议论纷纷了。

   晚上,我和李雪峰在会场碰到了汪东兴,我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什么人。

   汪东兴说:“有人。枪杆子、笔杆子。”

   我问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也不清楚。

   我更不明白这是指什么人了。

   晚上11点多钟时,我和李雪峰、解学恭吃夜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在华北组的简报组,他参加了整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拿来送审。简报的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解学恭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我没有参加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对李雪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

   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

   这样,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字。

   我们签完字后,简报就送中央办公厅了,很快印好就发了。这个简报就是华北组的第2号简报,全会的第6号简报。

   8月25日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经过一夜的沸沸扬扬,人们的发言都集中到了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部队同志的发言更激动更气愤。连陈毅同志也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音晃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当时,北京组的聂元梓又显示出了“造反派”的能量,极其活跃,到处串联,她找了河北的同志、找了军队后勤部门的同志,一直串联到了吴忠。她对吴忠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吴忠问她是谁反对毛主席,聂元梓也不说具体人。吴忠对聂元梓其人是有警惕的,他说他不清楚情况,也不清楚是什么人反对毛主席,表示不愿意与聂元梓谈这样的问题。吴忠随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聂元梓在串联。

   这时,一些工人中选出来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也找我说,别人都表态了,他们也要发言表态。

   我对这些同志说:这个态你们怎么表呢?假如间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

   这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在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了言,到处点火,气氛相当紧张。我还发现王洪文和上海组的人在到处探听消息。

   8月25日,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是我和陈一夫同志商量后由他起草的。信的内容是反映聂元梓在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我把这些情况报告周总理后,还请示周总理以后的会议怎样开下去。

   8月25日下午,华北组继续开会。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主席处开会去了,华北组的会议改由我主持。河北省四名劳动模范出身的候补中委先后发言,对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间题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小组和委员会有问题,点了康生的名字。他们的发言,口径完全一致。

   他们讲完后不久,李雪峰就回来了。李雪峰告诉我,会议立刻停止。我问他为什么要停止,李雪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详情以后再谈。李雪峰当场宣布会议停止。

   在散会回来的路上,我又问李雪峰出了什么事情,会议为什么停止了。

   李雪峰说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是毛主席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的。

   我对李雪峰说: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打过招呼。你们河北为什么还有四位同志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们点名批判宪法起草委员会,是怎么回事?李雪峰说: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

   8月25日晚上,我正在看电影,周总理派人找到我,要我去谈话。

   周总理说:我已把你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

   周总理指示我回去以后,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志开个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串联的问题。

   我向周总理汇报了河北省儿位同志发言批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情况。

   周总理说:可能是关于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问题,在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发表的社论上,毛主席删去了这个内容。我已经要北京查一下档案。对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在会场上对他们进行反驳?

   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

   周总理说:不是很好讲的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是毛主席嘛!副主任是林彪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不是反对毛主席吗?你为什么不讲?

   周总理批评了我。

   我向周总理提出小组会如何开下去的问题,周总理说,照原计划继续开。

   我从周总理处回来,就开了批评聂元梓的会。会上批评了聂元梓的非组织活动。我们把批评聂元梓会议的情况,手写了一份情况简报,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批示政治局传阅了。我记得林彪还在简报上划了圈。后来出现了林彪问题,我才意识到我们写的这个简报有多大风险。

   这时听到他们说反对毛主席的是张春桥,也是对着江青、康生等人的。

   停止小组会后,政治局作了一个决定,要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还决定收回6号简报。

   开检讨会时,周总理、康生主持,各大组组长参加了。我不是组长,但周总理通知让我听他们检讨。陈伯达是第一个检讨的,吴法宪、李作鹏等也检讨了。陈伯达等人的检讨很不像样子。

   汪东兴找李雪峰和我谈过一次,他说是毛主席让他找华北组的几个组长谈一谈的,他犯了错误,毛主席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这个意见还是他传达的,但在这次会上,他又提出了与毛主席相反的意见。汪东兴还在华北组检讨过一次。汪东兴讲话的内容与陈伯达讲话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是听了陈的讲话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一时愤激的发言,是被人利用了。后来调查,也没有发现他参与林彪集团的活动。毛主席对汪东兴一直是保护的。汪东兴回北京后在机关检讨了几次后就不再检讨了。8月31日,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这以后,宪法问题不讨论了,计划间题也不讨论了,大家都转到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主席讲了话,讲话着重强调了对干部进行路线教育、学习马列、团结等问题。周总理和康生也讲了话。周总理是部署批陈整风的工作,康生是从理论上分析“天才”论等问题。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我被通知同纪登奎、陈先瑞、吴忠到丰台车站去,等候毛主席与我们谈话。

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整个谈话内容,总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点意见》上的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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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8日, 8:01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