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历史 | 1960年代的亲情:亲儿女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

核心提示: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让我终生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哪怕是亲儿亲女、亲兄亲妹也不给。。

本文摘自《血与铁》,作者:老鬼,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了。

真饿呀!同学们见面就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什么多喝水,什么少拉屎,什么用皮带勒紧腰,把胃给勒小,并交流着哪个饭馆的粥比较稠,哪个饭馆的面条给得多,哪个饭馆的烧饼个儿大……

尽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个北京市民都在挨饿。为多吃一口饭,为少交二两粮票,为搞一点高价的糖块,人们可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如洗,往日无人问津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了。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一年要按购货本定量供应,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盐、肥皂、芝麻酱、粉丝……也全部凭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户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则根本见不着,全都被出口换了外汇。

晚上五六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的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上,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文体活动。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班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地回家。

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一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是八两半,平均每个月还不到一两,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当时,名义上北京市民一个月能供应二两肉,但根本买不着。常常几个月吃不上肉,肚子里没油水,人就吃得多,中学生一天一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上午上第四节课时,教室里就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氛,连有些女生都坐不住了,屁股扭来扭去的。老师非常理解,下课铃一打,准时下课,一秒钟都不拖延。不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箭一般冲向食堂,兴奋地喊:“吃饭喽,吃饭喽!”

班里有位伙食委员,一个月一次专门负责统计每人每天的伙食安排,然后报到食堂管理员那里。值日生打饭时按每班每顿饭的总量打。中午有人吃三两,有人吃四两。值日生将主食分到每人碗里,再把菜分到另外一个碗里。我一般都是早三两、午四两、晚三两。我每顿吃完饭后,都要将碗里的饭粒舔得干干净净,而且刷完碗后,还要把刷碗水喝进肚子,将残剩在碗里的菜汤、油星、肉眼看不见的细微饭粒全吃光。可每逢离开饭厅时,依旧有些失落,因为肚子里还很空,半饱都谈不上。看着别人还在吃着、咀嚼着,我就无比羡慕,刹那间觉得大饭厅是世界上最温暖可爱的场所。尽管里面总是弥漫着一股霉烂味儿,但这霉味儿代表着食物,异常地亲切诱人。

我吃饭总是很快,狼吞虎咽,几分钟就结束了。这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吃得快才有充填感,胃突然盛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往里填更有吃了东西的感觉。所以,单位时间进食量多,对胃神经的刺激才大,因而吃得越快才越解饿、越有饱感。

每天一斤粮食,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才最不饿?这是我和同学们经常思考、经常切磋的问题。我试过早二两、午四两、晚四两;还试过早四两、午三两、晚三两和早三两、午三两、晚四两……甚至还试过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各吃半斤,但这一斤粮食无论怎么吃也还是感觉饿。经过反复比较,我依然采用了大家普遍的吃法——三、四、三。为解决上第三节课就饿的问题,我还尝试过早饭只喝三碗粥(一两一碗),不吃干的。这样当时会觉得挺饱,可尿几泡尿后,照样饿。

每个人都被饿得眼冒金星,粮票就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各省市通行的规矩,没粮票寸步难行。无论亲戚朋友之间多亲密,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吃多少给多少。哎呀,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比丢十块钱还可怕!真的,在大街上你若乞讨钱,还能要到两分五分的;你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因为,这等于是从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掏吃的啊!

记得听同学们说过:就有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的粮票而自杀。

领粮票时,人们得一斤一两地数,两两计较,比到银行取钱还在意,不敢马虎。当时豆芽、豆浆、豆腐、豆制品都极少见,即使有,也要粮票。

每星期六回家,保姆首先问我在家吃几顿饭?吃两顿饭给半斤粮票,吃三顿饭就给一斤粮票。我跟这保姆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认粮票不认人。

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黄豆、肉等。父亲屋里有一个电炉子,每天早晨他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望着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亲曾说:“你别不知足,我吃是因为我有这个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饭,总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们吃的豆制品、猪杂碎什么的都是单位照顾我的,别老不知足。”

凭良心说,我们家里吃得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的,总想多吃点儿。

父亲在饭桌上常常若有所思地说:“吃饭七成饱就行了,吃太饱活不长。”

但人挨饿时最渴望的是吃饭,根本无暇考虑寿命问题。只要能吃饱,活不长我也认了。

因为老挨打,我从小就非常害怕父亲,再饿也不敢向他要吃的。

每月学校退我六斤粮票,我要给家里四斤,剩下的两斤,我就上饭馆吃了。记得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门面上漆着绿漆,我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儿菜,很解馋。这饭馆里还有一两粮票、五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也相当好吃。我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儿资产阶级腐化,董存瑞绝不可能老下饭馆。可我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我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蓬头垢面的人,专门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儿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来的嚼不动的肉皮,全都捡起来吃掉了。

这种场面让人心里很难受,饥饿把人饿成了跟狗一样。

学校早早就放学,为的是减少能量消耗。我住校,孤零零地回到宿舍,距离晚饭时间还很长,什么也没心思干,就躺在床上熬钟点,脑子里总离不开与吃有关的念头。我常常幻想科学家有朝一日能发明一种营养药片就好了,吃了不饿,使人类彻底摆脱依赖粮食生存的现状。如果这个发明成功,将比火箭原子弹的发明还伟大、还千古不朽;大饥荒到来,工厂只要多生产一点儿这样的药片即可。

记得当时《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肉、人造蛋白,营养比真黄豆、真猪肉、真蛋白还高……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被宣传得沸沸扬扬的,那水沟里绿绿的、毛茸茸的、脏兮兮的污物顿时成了宝贝。我对小球藻也充满了希望,以为能很快结束这挨饿日子。可最后却不了了之——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小球藻的养殖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更没有普及到千家万户。

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兔子(因兔子繁殖快,还只吃草)。据说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不少国家机关还组织人去内蒙古打黄羊,但黄羊数量有限,黄羊肉分到每人头上,只够吃一两顿。

我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把胃的体积勒小。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人一样,把碗舔得溜光。洗碗时,再用水涮涮,将碗里剩的微量粥末溶解进凉水里,再全部喝掉,不让一点点碳水化合物流失。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走读同学比我还强些,回到家可以再蹭点吃的,能回旋缓解一下。我一天到晚只靠学校食堂那一斤粮食为生。早三、午四、晚三,多一口也没有。食堂铁面无情啊,馒头、米饭、窝头二两就是二两,只少不多。熬菜青汤淡水,根本别指望能吃到肉。所以我老是饥肠辘辘,被饿得晕头转向。

一有点粮票,我就上饭馆吃掉。学校附近的饭馆我全部吃遍了,知道了哪个饭馆二两火烧个儿大、哪个饭馆烩饼最值。同学间最经常的话题也是交流这方面的信息。据说琉璃厂西街的一家小饭馆肉末面特实惠,有菜有肉、有油星,三两好大一碗。我就专门去吃。即使已在学校食堂吃了饭还要吃,一定要一顿吃一斤多,把胃撑满了,有了饱感才行。

饿了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这样平时挨饿还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一到月底,本月粮票全都花光,就得熬到下月发粮票。中间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一碗萝卜汤喝,暖暖身体,让嘴巴能往肚子里咽下一点儿东西。望着周围人能津津有味地吃米饭、嚼花卷,我无比地垂涎和凄凉。瞎子渴望着恢复视力,囚犯渴望着出狱,而我这时候就渴望着能捡到一张五斤的粮票。

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子世界团体冠军。庄则栋、丘钟慧分获男女子单打世界冠军。学校里流传着这个消息,洋溢着一片喜悦气氛。可是我激动之余,还是忘不了饿,空肚皮没法蒙,它吃不着东西就闹,让你心慌气短。为了一个同学借了我半斤粮票没还,我苦苦思索证据,研究着万一他不承认怎么办?认真考虑怎么抢他一个值钱东西作为逼他还我半斤粮票的办法。

如果这月有节假日,学校就能多退我几斤粮票,我自然想方设法少给家里一点儿,留着自己上饭馆用。比如在家吃两天零一顿只交两斤粮票。但那保姆精得很,她总会发现我少交了粮票而找我要。你欠一顿粮票,她会唠唠叨叨很长时间。每逢我跟保姆发生矛盾,父母都坚决支持保姆,教育我要尊重劳动人民。

这保姆五十多岁,我们管她叫施阿姨,年轻时很漂亮,曾是一老地主的三姨太,爱抽烟,一身烟味,面色蜡黄。她嘴巴能说,特会当面奉承人。对着母亲赞叹:“杨同志心眼儿真好。”对着父亲夸奖:“马同志没一点大官儿架子。”……把父母拍得晕头转向,极宠信她,所以就有恃无恐,敢和我们吵架。她刚来时,因我不爱说话,当面称赞我是“贵人不出语”,现在却为我少给了一点儿粮票,就指责我“自私自利,总剥削家里粮食”。

无论谁来了,要吃饭就得提前通知她,给她粮票,否则没你的饭吃。每顿饭,有几个人她就做几碗米饭,一碗也不会多。菜有时还能剩下一点儿,饭则永远别指望谁能剩一口。记得那时白杨的女儿常来我家(父母是她的监护人)。她若不给粮票,这保姆就真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碗柜等锁起来,像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垃圾箱里,我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饼干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为了保命,他们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十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她解释说:因为她和父亲定量很低,家里客人多,有的客人吃饭不交粮票,所以粮食老亏。

事实上,父母也确实吃不饱。多年后,我从母亲的日记中获悉,当时父亲被饿得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目眩,根本就写不了东西。因此他们指示施阿姨,孩子回家吃饭必须交粮票。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让我终生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哪怕是亲儿亲女、亲兄亲妹也不给。

母亲有时候会指示施阿姨把家里的一些剩菜装到瓶子里,让我带到学校吃,粮食却从没给过我一两。

本文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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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8日, 12:19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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