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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局近来抓捕不少网络名人,指控他们制造和传播谣言。中国主管互联网信息的官员发文,强调控制网络话语权的重要性,要“牢牢掌握”网上舆论的话语权。有分析人士认为,这说明中共意识形态控制进入更加严格的阶段。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二发表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的文章,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鲁炜认为,必须正视互联网带来的变化,调整工作重点,牢牢掌握网上舆论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中共党刊《求是》杂志最新一期则刊登署名石平的文章,声称决不允许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这篇文章把网络言论和文革大字报相提并论,认为这种网络大字报危害极大。文章甚至提出,网络应该依靠专门的新闻网站,而商业网站过度开发媒体功能是一种“资源错配”。该文严厉批判微博大V的传播功能。《求是》杂志还刊登中共湖北省宣传部长尹汉宁的文章,斥责西方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是谎言,目的是为了搞乱中国的党心民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则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指控批评毛泽东的“非毛化”是要“灭人之国”。香港媒体有评论说,在李捷文章中,批评毛泽东好像已经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罪行。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星期一刊登副校长李景田的文章称,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分化和西化,必须坚守党的纪律,党校一切办学活动都要恪守政治纪律,党校必须姓党。

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这些文章的作者,基本都是力挺薄熙来的中共左派人物。

“这帮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中宣部、社科院和大学里面研究理论那帮人。也是挺薄熙来的主力。”

刘先生分析说,从最近的迹象看,中共宣传和理论部门的左派势力,希望把中国社会倒退回到更加集权专制的年代。《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也认为,中共官方媒体的一系列表态,突显中共内部左派的声音,是过去三十年以来中共左倾的一个高峰。

“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左的一个高峰,也是毛左的一个反扑。是重庆那种唱红打黑在全国的一次推动。”

中国的刘先生表示,中宣部、社科院和北京高校的理论部门是中共左派势力的大本营,他们的意见和中共内部大多数官员并不一致。左派声音的大爆发,和中共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有密切关系。刘先生说:

“可能和三中全会有关,因为三中全会要推出一些经济改革方案,可能还涉及政府体制改革,遇到很多阻力。北京现在焦头烂额。可能他们有意给一些空间,拉拢左派的这些人。”

刘先生认为,中共18届三中全会将推出的经济改革方案将会影响到很多既得利益集团,受到很大阻力。而这种经济右转和政治左转迹象,突显目前中共内部政策的错乱和分裂。

海外博讯网报道,最早揭露陕西省安监局长杨达才戴豪华手表的微博大V“花总丢了金箍棒”星期二被北京警方带走刑拘,目前被关在朝阳看守所,成为中国政府打击网络大V谣言的最新一位牺牲者。

张伟国认为,过去多年,中共一直希望能够主控互联网,扭转官方意识形态工作的不利态势。中共从打击网络谣言入手,现在落实到对意识形态的严抓紧控,都是中共意识形态严打的不同阶段。

“把网络当成传统媒体一样去占领,印象中丁关根时代就这样想,刘云山当中宣部长这么长时间也没做成功。现在大忽悠大批判的运动,我觉得也不会成功。”

在中国的刘先生认为,作为集权专制政党的中共,不愿意面对一个开放的社会,要靠对互联网和意识形态加强控制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和中共本质有关。因为中共只善于对付封闭的环境,面对开放的互通的环境就没着了。一旦遇到问题,马上又回到原来那种封闭的状态。但是用这种方法管理互联网和舆论注定不能成功,因为互联网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环境,这就像用网去捞水一样。”

刘先生指出,中共所坚持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实际上已经破产,即使在中共内部也鲜有信仰者,因此过去几年,中共才竭力要求“谋共识”。而目前当局的意识形态收紧和严打,体现了中共对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失去控制的一种绝望心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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