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有关鲁迅的任何相关动静都会触动社会的敏感神经。
上周，鲁迅的散文《风筝》从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版《初中语文》中删除，出版方人民教育出版社称“教材的文章替换只是根据教学难度进行的技术层面的调整”，引发了文化界、教育界间无法平息的风暴。
鲁迅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地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资排辈”的产物。“鲁郭茅巴老曹”（指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的排序等级森严，这六大天王始终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占据重要份量。
而长期以来，鲁迅的人物形象与精神性格，在不同时代根据不同需求，一直进行着微妙的调整和权威的解释。担负着塑造新时代新人的语文教材，也紧随着不同时代的不同要求而加以调整。
鲁迅的创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核心文化资源之一，他对于传统文化颠覆性思想、他对社会事件的尖锐批判，形成一种充满力量的新语义力场。鲁迅的作品奠定了新白话文的怀疑态度和消解语势，他以非凡的语言才能所构建的文学作品令人读之难忘，成为新派知识青年追读的精神食粮，而鲁迅本人则变成不满于时代的青年们的精神导师。
在新旧文化彼消此长的微妙对峙期，鲁迅作品是一股巨大的超能量块，只有如毛泽东那样的人，才能对这一非凡能量块心领神会地掌握，并加以巧妙的运用。
鲁迅是一座丰富的文化宝藏，但他一直被有意识地塑造成、解释成一种革命思想家的特殊形象，却无视他的怀疑精神。实际上鲁迅对被封的真理看门人一贯持怀疑态度。他在《鲁迅自选集序》里说：“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我也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鲁迅的自我怀疑、以及对他人的怀疑，既敏锐又深刻。他的对“这批人们”的“怀疑”，即便用到今天，也还合适。
在1930年代，新文化运动已取得对旧文化的优势，并成为正统思想界文化界的主流，从文言及旧白话中脱颖而出的鲁迅体新白话文，成为新时代最犀利的解剖刀。鲁迅去世后遗留下来的一笔巨额的精神财富，被国民党视若洪水猛兽，而让反对者毛泽东及其同志白捡了这样一颗精神原子弹。掌握了对鲁迅的唯一解释权后，毛主义得到了新文化运动曾有的那种势如破竹的力量。通过对鲁迅体白话文的活用，毛文章具有魔幻般的召唤力量，在百万知识青年心中燃起熊熊的烈火。以这样犀利的文风，毛泽东让自己一生中最大对手蒋介石先生彻底失去了内力。蒋公本是流氓出身，奈何走入歧途热爱上了传统文化，却不知唐人早就发现：“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蒋写文章之乎者也绕来绕去的一团乱麻，哪里比得上毛润之那种清新活泼的文风？
思想和作风都充满激情的、不无天真浪漫的知识青年如过江之鲫般，穿山越水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欢快热烈的生活之余，知识青年们就分别进入抗大、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进行学习。在这样的革命背景下，原本就具有卓越才华的鲁迅，成为新时代、新文化的一个巨大偶像。
在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需要以被塑造的鲁迅形象来谴责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因此鲁迅扮演着思想家和革命斗士的角色，他的尖锐思想和犀利语言，是切开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那层臃肿脂肪的锋利手术刀。如《狂人日记》谴责旧社会是“吃人的”；《祝福》控诉“万恶旧社会”对普通劳动群众的压迫；《阿Q正传》《坟》等揭露中国文化的冷漠的“国民性”及“看客”文化；《伤逝》描写普通知识分子的精神颓唐和肉体的衰败。这些，都被定位成了革命文学的典型样式。但《在酒楼上》这样的深刻反思性作品，则不被提倡。这部作品通过对主人公“魏连殳”的塑造，鲁迅令人不安地表达出了对社会革命、对革命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怀疑。在曾经的热血青年魏连殳的身上，鲁迅发现革命者最终没有改变社会，反而被残酷的社会改变了——冷漠、无情、顽固的社会像沼泽般吞噬了一切。
鲁迅的《故事新编》是现代文学中的杰作，但因为集中作品中充满怀疑精神和游戏精神，充满对既定社会秩序的消解力，而无法在阅读理解上加以有效的引导和管理，而被语文教材指导者和编写者有意地排斥着。失去了怀疑精神的鲁迅、失去了对现实决不妥协精神的鲁迅，成为了一具光滑的陶偶。
不论鲁迅的文章如何增减，在中国大陆教科书中，鲁迅的作品以及对他作品的标准解读，自1949年后六十多年来如魔咒般，控制着学生们的阅读、思考，展示着新文化对旧文化的鄙视。
被利用和被逐步删去的鲁迅，都显示了中国教育体系的专断。这种体系，表面上是被严厉的考试制度所控制，实际上，以官方严格界定之后给出的标准理解标准答案，才是最隐蔽而巧妙的运用。标准答案控制了学生们的思想，让他们无法逾越教材的雷池一步。一旦失去标准的解释，一旦找不到标准答案，学生们就会产生惊慌和沮丧感 。在学习的黄金时代，自由思考原本是最重要的，但通过标准答案和标准理解的方式，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精准地摘除了自由思想这颗脑垂体腺。
叶开是作家，文学杂志《收获》的编辑，著有《对抗语文》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