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推理，人们心中往往有两条脉络，一条是欧美的（如Conan Doyle、Agatha Christie等等），一条是日本的（如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等等），二者在中国读者心中的地位可谓不相上下。
而谈及日本推理小说，岛田庄司多年来在两岸三地有众多拥趸。台湾皇冠文化集团作为最早出版中文版岛田庄司小说之一的出版社，专门设立“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鼓励华文世界的推理小说创作。2013年“第三届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首奖由胡杰（《我是漫画大王》）和文善（《逆向诱拐》）获得。
香港的岛田庄司迷，从书店购买皇冠出版的“岛田庄司推理杰作选”，读到《怪胎》、《黑暗坡的食人树》、《寝台特急1/60秒障碍》和《眩晕》等书时，有没有想过这四本书其实是一位香港人翻译的？没错，这位翻译家，名叫董炯明，蜇居香港，相当低调。香港专栏作家李韡玲曾经评价董炯明翻译的另一本着作（绫辻行人的《人偶王子的魔咒》）说：“故事当然好，但我以为精彩漂亮的中文翻译，令这部小说保留了原有的神髓，是重要的元素。”
2011年秋一个晴朗的下午，笔者推开董炯明先生位于小榄的家门，走进他的翻译世界。
（董炯明和他翻译的部份书籍；图片由作者提供）
窗外武斗，窗内翻译
董炯明出生于1944年，说一口绍兴味浓重的普通话。1949年时，董炯明的父母在香港，双方不得团聚。从小，董炯明由祖母照顾长大。1962年，他考入浙江大学机械系，预计五年毕业。可是大三时，爆发“文革”，大学生活被迫打乱。不久，学校停课，很多同学都摇身一变成为红卫兵，参加武斗。董炯明因为出身不好（父母在香港，有海外关系）不准参加武斗，于是只好做“逍遥派”，无所事事。这时候，他想起“文革”前曾经旁听过两堂日文课，基本掌握五十音图，所以就开始自学日文。
学校系统已经瘫痪，没人管谁读书。所以，董炯明很容易弄到日语系的教材、讲义，另外还花几十元买了一本“日汉字典”，就这样开始埋头学习日文。原本五年的大学，因为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拖到六年才毕业。
毕业前夕，董炯明偶然在一本日文杂志上看到关于激光的广告，大感兴趣。激光是1960年由美国科学家梅曼发明的，当时中国没几个人知道。董炯明于是提笔给远在香港的父亲写信，请他寄一本关于激光的科普书过去。信中，董炯明不忘叮嘱父亲在来信时千万记得在显目处写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因为他知道，海外来信是肯定会被审查的。就这样，董炯明得到一本日文激光科普书。
1968年毕业后，董炯明被分配到金华电机厂工作。彼时“文革”愈演愈烈，工厂里也不用上班，实在闲得无聊。而董炯明的日文，也学到一定程度，他打算翻译那本看过的激光科普书。董炯明还记得，他蜗居在宿舍里，门外是红卫兵的武斗──红卫兵已经洗劫了军队，把枪支弹药抢走，在街上火并──他用厚厚的棉被把窗户盖住，一边听着窗外的枪炮厮杀声，一边在灯下翻译。这画面，董炯明一生都忘不了。
书很快翻译完成，董炯明开始寻求出版。可是，“文革”期间全国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停止工作。编辑属于知识分子，是“毒草”，早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谁给他出版呢？遍寻出版社，董炯明终于找到一家还在经营，那是北京的国防工业出版社。由于是军工类书籍出版社，国家重视，故得幸存。董炯明将书稿寄去，两周后得到答复，说可以出版。1971年27岁，董炯明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译着：《激光和它的未来》。
出版期间还有一段插曲。
董炯明说，当时金华市党委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工人生产钢铁，每一块钢铁上从来没有印名字；你翻译的书，如果印上你的名字，太个人主义了。不如按照《惯例》，署名（《激光和它的未来》翻译组）。”董炯明说：“我也不搞个人主义，也不署你们那个名字，为我厂争光，署《金华电机厂翻译组》，可以吗？”上级经过研究，同意如是署名。
“香港没有翻译家”
“改革开放”以后，董炯明得以申请来香港与父母团聚。他曾在观塘的美亚铝厂工作，业余时间兼职做日文翻译。来香港后，他也得以圆正式学习日文之梦，曾在日本驻港领事馆进修。
董炯明有个嗜好，读推理小说。时光荏苒，进入1990年代初。有一次，董炯明与香港《联合报》的编辑吃饭，席间，谈起自己喜欢读日本推理小说，老派新派著作基本都已读过。编辑说：“不如在我们的副刊连载你的译作。现在倪匡在写小说，等他写完就上你的。译甚么书你来定，如何？”
董炯明觉得不妨一试。于是挑了自己很喜欢的西村京太郎作品《十津川警部的对决》，就这样一天一篇地翻译起来。谁知，一动笔就一发不可收拾，并且在日文推理小说翻译界颇有名气。后来，台湾皇冠出版社、新雨出版社、《推理》杂志，香港正文社、博益出版社等等，都先后上门邀请董炯明为他们翻译推理小说。从1993年到2003年，董炯明翻译了十多部日本推理小说。
说起博益出版社，董炯明印象最深刻的是书商邀请他翻译青春派推理小说作家赤川次郎的作品《妙龄吸血鬼》。这是博益出版社出的「赤川次郎作品系列」的第100本，他感到很荣幸。而先前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香港翻译家叶蕙（她的翻译代表作，应属港版村上春树着《挪威的森林》）翻译的。
叶蕙是董炯明很欣赏的香港翻译家，多产而优秀，可算香港为数不多的全职翻译家之一。但当笔者追问香港还有哪些日文翻译家时，董炯明几乎语塞。他想了又想，对笔者说：“在香港做翻译人太难了。”“为甚么？”“因为收入太少，假如做全职的翻译人，肯定活不下去。”
董炯明向笔者透露了他翻译的收入情况。2002年出版的日本作家吉村达也作品《初恋》（上下册），书商与他协定按照卖出去书的版税算钱，每半年结算一次。结果由于书卖得一般，书商在跟董炯明结算一次版税之后就杳无音信。约10万字的译着，董炯明只拿到一、二千蚊（每个字大约1仙多，而内地普通的翻译都以1角每字计）。
最近，董炯明翻译了19世纪初日本人北一辉写的《支那革命外史》，内地一家书商想要出版，给他寄来的合同上如是开价：印数1万册，暂定价20元，8％版税。合计大约能拿到16,000千元。董炯明从去年11月开始着手翻译该书，到今年6月才翻译完。用7个月时间赚16,000，请读者自行判断，多吗？
更何况，可能还存在盗版的现象。最近国内掀起岛田庄司热，北京的某出版社大量出版岛田庄司的作品，其中就有董炯明曾经翻译过的《寝台特急1/60秒障碍》，内地版的《寝台特急1/60秒障碍》译者署名“云卿”。令董炯明好奇的是，当初他翻译时保留原著“寝台特急”四个字，是因为考虑到台湾读者比较熟悉日本文化，应该懂得日文“寝台特急”的意思，指“特快列车”。
但内地读者能懂吗？董炯明觉得只存在两种可能：要么，这位“译者”盗取了他的翻译成果；要么，这位“译者”水平太低，完全没有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
中日互视，天壤之别
最近一次见董先生，他已经搬出小榄。我们相约饮茶，他还是那样清瘦，说话时给人感觉有些腼腆。如今他已退休，每天主要的任务，是锻炼身体，偶尔翻译。见他的身体硬朗，心中很是安心。我们聊了很多关于香港最近发生的事情，有政治，当然也有房价。然后，不约而同地摇头叹气起来。
他那本《支那革命外史》，末了好像没有出版。这不奇怪，中国人何时曾重视日本呢？凡谈及日本这国家，恐怕只要看见“支那”二字，便不由分说的开始高喊“杀光小日本”了吧？可是日本人绝不是这么看中国的。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说：“‘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比比看，我们中国人，还真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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