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风云际会、瞬间变幻。庄则栋、刘庆棠、钱浩梁三人，就上演了一出人生变奏曲，起伏跌宕。由于江青的青睐，他们一跃担任部级领导，成为“文革”新贵。“文革”结束后，他们或被开除党籍，或锒铛入狱，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体味了“文革”带来的五味人生。
庄则栋：大起大落的人生传奇
毛泽东曾称呼一个人为“小祖宗”，他就是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次世乒赛，中国队获得3项冠军，国人大受激励。中日争夺男团冠军进入白热化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在家中看电视，激动不已，对表现神勇的庄则栋喊：“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
这届世乒赛，年轻的庄则栋战胜了两次获得世界单打冠军的日本名将荻村伊智朗，帮助中国乒乓球第一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队拿走了大部分团体冠军，但最激动最值得纪念的，还是这个开创性的冠军。在当时中国乒乓球男子选手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庄则栋，在连续3届团体赛决战中有如此显赫的战功；也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在三届单打赛中连续淘汰了最强劲的外国选手荻村、木村、高桥浩、绍勒尔，拔得头筹。
在中国体育史上，庄则栋书写了新的一页。然而他的人生，却不像他在球场上那样纵意所如。“文革”开始后，国家体委被军管，体育系统陷入瘫痪。1968年5月，庄则栋因为没有同“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划清界限，被造反派抓走并抄家。此后，他每天被游街、殴打、批斗，住牛棚，经历了一段黑暗的岁月。
庄则栋是个球员，无心涉足政治。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他不经意地制造的一场体育政治事件，瞬间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文革”爆发后，中国没有参加第29届、30届世乒赛。1971年，毛泽东批示组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队恢复训练，庄则栋被解放。
1971年4月，庄则栋等人到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中有两台车是专门给中国运动员乘坐的，往返于驻地与赛场之间。一天，美国选手科恩不小心搭错车，登上了中国运动员的专车。庄则栋很大度，友好地送了科恩一件礼物–杭州织锦。汽车到达体育馆后，敏感的日本记者发现两人站在一起，纷纷把这个镜头拍摄下来。第二天，科恩把一件别有美国乒协纪念章的短袖运动衫回赠庄则栋。各家报纸图文并茂报道这件事。几天后，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拉福德o哈里森主动登门，询问中国能不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事情汇报到毛泽东、周恩来那里。他们运筹帷幄，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打开中美两国20多年不相往来的不正常状态，此事日后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后来，庄则栋作为团长，率领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受到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接见，这是建国后中国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代表团。庄则栋从一名出色的运动员，成为“乒乓外交”中一个符号性的人物，从此和政治挂钩。这种身份的变化，几乎是庄则栋荣誉和磨难曲折交替的开始。
1971年“乒乓外交”后，国家体委不再实行军管。38军政委王猛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担任了国家体委党组副书记，兼中国青年队主教练。用庄则栋自己的话：“副书记就是挂个名，还是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他已不自觉地跨入政坛。1973年，庄则栋被选送到“中央读书班”学习，学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学习班结束回到国家体委后，庄则栋发现王猛的处境不妙。别人告诉他，两名内蒙古乒乓球运动员被殴打后写信告状，江青让王猛处理，但几天后没有回音。王洪文的秘书到国家体委说，王猛不传达中央领导指示。国家体委的造反派开始质问王猛。江青告诉庄则栋，王猛是大恶霸、死官僚，是林彪线上的人，让庄回去跟王斗。庄则栋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将矛头对准王猛，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1974年12月6日，33岁的庄则栋取代王猛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江青、王洪文等人告诉他：“你年轻，很多事情不懂，什么时候有问题找我们，都见。”庄则栋提出了“批国家体委三代修正主义”的口号，所谓“三代”就是指贺龙、曹诚、王猛，统统都是修正主义，都要批倒批臭。2007年6月29日，王猛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在他去世前，庄则栋给他寄来赠书，并为当年的事情道歉。
遵从“四人帮”的指示，庄则栋上任后更换、提拔了很多干部。庄则栋曾回忆说，以可靠为出发点，“大批地换干部，这下得罪很多人了，得罪的人不是一般的多。任职期间，再没有什么能留下印象的大事情。我也不打干部，更没整死过人。”
作为一代传奇乒乓球运动员的庄则栋，不仅在事业上遭受过沉重打击，感情生活也未能幸免。庄则栋的妻子鲍蕙荞是一名钢琴演奏家，两人相识于1959年的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节上。1961年，鲍蕙荞在埃涅斯库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在中国音乐界引起轰动；此时，庄则栋刚好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一下子成为民族英雄和很多女孩子的偶像。1962年春节，在北京市委举行的春节联欢会上，两人再次邂逅，其后正式确定恋爱关系。一个是世界冠军，一个是钢琴演奏家，令人羡慕。
1965年，他们结婚了。婚后，庄则栋住在北京鲍蕙荞的娘家。这是一所独门独户的四合院，岳父是水电专家。他们的结合原本很诗意、很完美，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一切开始蒙上阴影。鲍蕙荞的父亲被打成“反动权威”，遭到隔离审查。庄则栋因为反对批斗原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也成为批判对象。在庄则栋被批斗的3个多月里，他的教练傅其芳和队友容国团因为受不了羞辱，相继自杀身亡。
196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下，庄则栋恢复了训练和比赛。后来就有了“乒乓外交”。1973年以后，庄则栋开始步入仕途。从这时起，鲍蕙荞和庄则栋之间有了分歧，感情也逐渐产生了裂痕。鲍蕙荞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生第二个孩子斓斓的时刻，庄则栋已是体委主任。在分娩前，他匆匆地对我说：‘我还要去会见外宾，我先走了。’一个下午，迟迟不见他来，后来，他终于出现在产房里。他背着手，不像在看自己的妻子，倒像一个大干部在巡视工作，身后还跟着一位最能标志首长身份的随从。”
“文革”结束后，庄则栋的人生又回到原点。1976年10月，庄则栋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长达4年。审查期间，庄则栋靠看书和练书法打发时间，四年间读了几千部书。
1980年8月，庄则栋出狱，担任山西省乒乓球队教练。因为不算正式教练，他没有伙食补贴，每月只有70元工资，还要给北京的母亲和孩子寄出50元，剩下的20元全部用来吃饭。1984年，时任国际乒联主席的荻村伊智朗，得知了老朋友庄则栋的遭遇，经多方斡旋，庄则栋终于调回北京与家人团聚。回京找工作的过程中，庄则栋私下表示不愿回体委系统。最终，他选择在北京市少年宫任教，回到了他30年前出道的地方，培养青少年选手。有次基辛格来华访问时问起，得到的回答是：“庄则栋出差了。”
1980年代初，拍摄了电视连续剧《乒坛坛主庄则栋》。随后，中国新闻社用多种文字版本向海外发行播放。在这部电视片中，庄则栋亲口说：“人生的道路有时真像一个圆，它既是开始又是终结，它的终结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过去，我在少年宫打球，现在又去少年宫当教练，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在热爱的事业中重新找到我自己！”
1985年，庄则栋与鲍蕙荞离婚了。他回到北京交道口母亲的家，住进了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子。在人生低谷里，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走入他的世界。
庄则栋后来曾这么描述自己的心情：“深夜我在沉寂的斗室里，形影相吊，心里很不平静。我背负生活的重负，赤裸着双脚吃力地跋涉着。我品尝人生的苦、辣、咸、酸，领悟着人生阴、晴、圆、缺的风光。现在，我是一块炭，只能发点热而没有光，谁碰上我，会沾上黑。然而，敦子女士十三年来没有忘记我，却在关心着我，打听我的下落……”
由于政治原因，庄则栋不可以与外籍女子结婚。佐佐木敦子说：为嫁给庄则栋，愿意放弃日本国籍，成为中国公民。然而，他们结婚还需要得到组织的批准。佐佐木敦子随后给中国大使馆和邓小平寄去了申请信，并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成就了这段传奇婚恋。
2013年2月10日，庄则栋在北京佑安医院去世，享年73岁。在庄则栋一生中，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毛主席叫过我‘庄爷爷’”。
刘庆棠：“洪常青”的“腾飞”与坠落
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人，都会对那位英俊大方、气宇轩昂的娘子军连党代表洪常青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洪常青的第一代扮演者，刘庆棠曾是当时许多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那么，刘庆棠是怎么从一个芭蕾舞演员成为文化部领导的呢？
1946年初，16岁的刘庆棠考入白山艺术学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1952年12月，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正式成立，刘庆棠成为该团的民族舞演员。当年，中央歌舞团曾聘请苏联芭蕾舞演员来教芭蕾。苏联老师根据水平，将男演员分成高中低三个班。刘庆棠属低级的第三班，然而他勤奋好学，一年半之后进入属于高级的第一班。
1956年，刘庆棠听说北京舞蹈学校（已改称北京舞蹈学院）开设了芭蕾舞专业，积极要求去学习，得到组织的批准，24岁“高龄”时开始正式学习芭蕾舞。
1959年12月31日，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了实验芭蕾舞团，由被誉为“中国第一只白天鹅”的白淑湘等22名演员和18名演奏员组成。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专业芭蕾舞团。实验芭蕾舞团成立后，在古雪夫等苏联专家帮助下排演了芭蕾舞《天鹅湖》。在挑选男主角王子的演员时，其他几位候选人在托举女主角白淑湘时显得力量不够，唯有刘庆棠完成得较好，他因此被选为王子的扮演者。首演《天鹅湖》，在中国芭蕾舞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它的首演成功，鲜花、掌声和荣誉接踵而来。《天鹅湖》《海侠》《泪泉》等舞剧，都是刘庆棠和白淑湘一起跳的。在大家的眼中，两人是很好的搭档。但是随着白淑湘名气越来越大，刘庆棠心中颇不是滋味。在排演中，刘庆棠也付出了汗水和艰辛，但是人们大多把目光集中在白淑湘身上。一些内行已毫不客气地指出：“刘庆棠的气质不像个王子，倒像个战士……”刘庆棠不是不明白，芭蕾舞是以女演员为主的艺术，但是他就是摆不平心态。为发泄不满，他开始变相整白淑湘。当时，白淑湘是演员队队长，刘庆棠是党支部委员，分管共青团工作。刘庆棠拉拢唆使一部分人，散布“白淑湘只专不红”，“父亲是被镇压的，她跟父亲划不清界限”等言论。不久，刘庆棠取白淑湘而代之，当上了演员队队长。小试牛刀，让刘庆棠看到了权力的力量。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意，源自周恩来1963年秋的一次谈话。12月，林默涵根据舞蹈界知名人士的建议，决定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创作组很快成立，刘庆棠是成员之一。1964年2月，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11人组成《红色娘子军》创作组，前往海南岛体验生活。创作组组长是李承祥，刘庆棠是副组长。为体验生活，刘庆棠带领编导和其他主演到海南屯昌的解放军某部当兵一个半月。4月下旬，刘庆棠一行回到北京彩排。7月中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完成，请周恩来总理和有关领导审查。北京军区一位领导看后说：“气质不够。满台‘娘子’不见‘军’，手中拿着‘烧火棍’！”
刘庆棠对这个意见很重视，他作为领队带领全体演员、演奏员一百多人又到部队当兵一个半月。回来后再演，气质果然有了明显变化。9月26日，经过重新编排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三次彩排。周恩来观看后眼睛湿润了，他在与演员握手时的头一句话就是：“我比你们落后了、保守了。我原来在想，用芭蕾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是否先编个外国题材过渡一下。没想到你们演得这样成功！”周恩来当即决定，用演出《红色娘子军》招待西哈努克亲王。10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真等在中南海小礼堂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毛泽东很高兴，当场赞扬道：“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1964年10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公演，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从此改变了刘庆棠的政治命运。在这部舞剧中，才华横溢、暂时无人能替代的白淑湘仍担当女主角。刘庆棠也当仁不让地成为男主角洪常青的最佳扮演者。他们之间虽有矛盾，但为了舞剧的成功，还是尽力合作。剧组多次赴海南岛下部队体验生活，刘庆棠自己也确实付出了努力，最终成功塑造了一个高大感人的红军党代表形象。
在政治运动频繁的1960年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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