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广义的人文生产，今天以各种型态分散在学术、艺文、评论等多个领域，其间似乎说不上甚么共通的关怀。不过，每个领域里的活动，都一定预设、表达着一些有关它本身、有关周遭自然、社会、政治与人文环境的观点。这些观点应该如何看待？──譬如说，学术具有甚么样的实践涵蕴、艺术究竟是在表达甚么、评论如何善尽它的“介入”功能，而学术、艺文、评论等等声称自主的文化活动，与周遭的社会、政治环境，又应该维持甚么样的关系？──又譬如说，学术所产生的知识有轻重厚薄可言，艺文的成就有精粗雅俗之别，分析评论也分得出水准与眼界的深浅高下。那么这些评价所根据的标准是甚么？这些问题均要求我们暂停“生产”的脚步、回顾自省，其反思性格便共同构成了所谓的“思想”范畴[1]。文化生产者，对这类思想议题，多少总是有着自觉的，即使不一定说得清楚其间详情。
进一步言，思想并不局限在文化领域。关于自然、社会、政治、与人文环境本身，只要从反思的角度形成了观点与疑问，同样会酝酿出思想的成分。这类观点或者疑问，由于牵涉到大量属于价值、信念、以及意识型态的预设，往往被视为主观、恣意的信仰，或许不失趣味，但是并不值得、也无法进行严肃的讨论、探究。实际上，这类遭学术排斥的议题，同样属于“思想”的范畴。不过，思想固然不能沦为电视节目上的各类“老师”、社会上的高僧上师的专利，但是除非先成为思想史，彷佛思想也没有资格走进学院。毕竟，不谈思想，何曾碍着学术体制的发达？甚么思想才是正确的？正确与否如何区分？而其间的标准又何在？今天的学术工作者，受到实徵主义与学术专业化的影响很深，对于这类反省、挑战性格的议题，通常会敬谢不敏。
拒绝正视思想议题、怀疑思想值得探究，反映着我们已经认定，事情本身通常说得出道理，但是人类看事情的观点则是相对的、主观的、不堪深究的。进一步，怀疑思想，也显示人们不再愿意在实质上探讨各类后设性质的意义与价值观点。大家会承认，意义与价值问题攸关生命的品质，可是既然意义与价值已经滑离了绝对的地基、断绝了超越的源头，它们不就是随个人挑拣采购的吗？试问：意义与价值有真假对错可言吗？谁敢宣称自己是意义与价值的“学者专家”？无怪乎今天很难再遇到所谓“思想家”这种古怪身分了。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思想真的不复扮演关键的角色了吗？
二、“思想”作为实践与批判
要答覆这些问题，需要对思想的两项基本特色略做反省。
人类时时进行着各方面的认识与活动。可是在此之余，人类还会──应该说必须──针对经验和活动有所反思：即一方面加以诠释，亦即以经验与行动主体的身分，自行说出一套“意义”；二方面则提供“说明”与“理由”，亦即为自己的经验或行动之为妥当做辩解。举个例子来说，“走路”这个相当简单的行为描述，可以诠释为上班、行军、访友或者健身。这些较为复杂的描述，还可以更为细致(或者说“浓密”[thick])，例如我可以赋予健身这件事某种更属于我个人的意涵，比方说希望在花甲之年维持住基本的体能，以便继续活得起劲。可是这些意义是不是──在道德上、在自我的期许上、在时下的社会风气看来——妥当的？想要健身这件事，是不是显示了我更深一层的焦虑或者欲望？这类念头和情绪，是不是应该认可、鼓励、或者最好压抑、铲除？我们也会考虑，在技术上，走路健身能不能完成我预期的目标？反省这些问题，便进入了辩解、说理与分析的层面。
就人类而言，诠释与说理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经验与活动的构成部分，是我的经验与行动之所以“属于我”的条件。若再加以分梳，诠释与说理至少涉及了三个方面。第一，它们乃是一种后退一个层次的思考：经由诠释和说理，活动者对自己的经验与作为，建立了更深、更见脉络的了解；其次，诠释与说理也是一种回归自身的思考，藉着观察自己提供了甚么样的意义和理由，当事人对自己这个人的真相，可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第三，它们还是一种具有批判效果的活动：藉着对意义与理由的反省，对于经验的真确及行为的合理、同时也对于自己的信仰与偏执，可以开拓出修正以及检讨的可能。在这些意义上，反思乃是一种独特而架高一个层次的“动脑筋”，我们特意以“思想”名之，以资彰显其独特性，是有道理的。思想并不是与想像、记忆、知觉、推理等对立、并列的另一种心智功能；只要主体开始对一己的想像、记忆、知觉、推理等等展开诠释与提供理据，他就开始了思想的努力。这种诠释与说理的系统化，就构成了通常所谓的“思想”。并且，思想做为预设，也反过来塑造着学术、艺文、评论以及整个文化生活的进行。
这么说来，思想主要涉及了三件工作：意义的提供、自我的界定、以及对于既有的意义、理据和身分认同去做检讨和批判。大致言之，历来的思想家以及思想系统，无不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去理解。当然，意义要溯自甚么源头、理由要满足甚么标准、人之为人被赋予甚么样的身分与能力、批判的对象和根据又该如何认定，各家思想随时空不同会提出迥异的说法。但是，“思想”主要存身在这三个议题上，应该是很明确的。
不过，由于思想工作寄身于这三个议题，也就注定了思想这种活动具有两方面的特色。一方面，所谓思想旨在为一己的经验、存在以及活动提供意义，其实是说思想活动乃是典型的“实践”，也就是敢于自居为主体，视自己为意义和价值的源头，并且设法在现实世界中、为现实世界追求意义和实现价值，不屈从于一套客观既存的秩序。由于这种实践成分，思想有助于创造一个人文与伦理的环境；学术、艺文、乃至于其他的人类活动，藉着思想才获得了人文与伦理的意涵。其次，实践与说理的结合，形成了向着合理与开放的前途推进的动力。思想的批判性格，促使人们对于现状与事实保持一定的怀疑距离，不以“客观既存”为足[2]，也时时修正着实践的方向。实践与批判这两项特别属于主体人的特色，是藉着思想才成为可能的。
三、思想作为思想状况
思想活动具有这些特色，那么它的存在需要甚么条件？整体而言，思想活动必须寄身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以公共互动的方式存在。因此，思想还具备着一种社会与公共的面向。
首先，在认知面，不言而喻，诠释、认同与批判，都需要超乎私人拥有的资源，至少需要语言、概念、价值等几方面的公共性资源。黑格尔之后(其实不劳维根斯坦或者其他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我们已经知道，思想无法在像笛卡儿所想像的一个隔绝孤立心灵的内省冥想(“我思”)中产生，而是需要在具有特定内容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里，才有成形的可能，因为唯有这些脉络，才能提供语言、概念、以及较为完整的价值参照系统，让思想取得面貌与内容。举例而言，即使“健身”这样一个似乎只以个人需求为指涉的概念，仍然需要以某些社会制度、社会价值观为背景才具有意义；而健身可以算做一项能做、该做的事情，也需要先肯定一些在健身活动中表达、落实的社会性的价值；至于健身究竟应该被赋予甚么程度的可欲和正当性，则要取决于它与其他被认可的价值，处于甚么样的关系之中。缺少了这些支撑，健身这个看似单纯的概念，根本没有意义可言。
其次，昔人尝在“私人困扰”(troubles)与“公共议题”(issues)、在“个人生命”(biography)与“历史过程”(history)之间有所分辨，强调二者的有机关连，避免历史遭纯粹个人化、也避免个人遭历史大势所吞噬。可是在今天，由于能量足以感动、凝聚无数个人的燎原信仰已经逐一熄灭，于是将思想问题化约为个别个人的心理挣扎，似乎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的特长。往往，个人在生活中间面临旁徨失落，会求助于思想的指点，却未意识到，个人感到迷惘困惑，其实正反映着个人与外在、内在的宏观大秩序有所疏离和对立。探本究源，个人有所困扰之时，首先不能不追问，个人为甚么无法继续与一个超越个人的意义世界维持联系？为甚么公共生活丧失了足以供个人安身立命的能力，迫使个人要退守一己的贫乏资源？在思想史层面言，既然问题出在公共性的意义源头已告枯竭，思想工作要想要对症下药，就必须先对思想的公共性格有所认知。
第三，在政治面，既然思想涉及了意义的提供、认同的建立、以及批判的可能这几个领域，那么由于它们的重要与敏感，思想工作便难以避免与相异观点冲突，也很难躲开政治势力的介入。既然思想塑造社会成员的认同、影响他们眼里的世界与言行、甚至还直接涉及体制的正当性，相异的思想取向，便不免要竞争和交锋；而政治势力也会希望掌握与控制思想。思想涉及了意识型态与世界观，涉及了以“应然”加诸社会群体，便不可能自说自话，而会在社会群体之间形成观点的竞逐。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工作势必卷入公共性的讨论、争议、甚至于斗争。昔人不惮于强调思想的“党派性”；我们或许可以换个说法：思想处在社会之中，因此思想是在经营关于集体生活的诠释与批判，自然呈现了集体性的自我认识与向往。其间差异，通常会以社会性的、集体性的争斗的型态表现出来。
从思想与社会之间这种本质上的紧密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在历史与社会的既定条件之下展开认识与行动，而同时又对这些条件施加诠释与批判、改造。由于这些既定条件属于宏观的社会层次，所以要谈思想，要认识自身与改造环境，往往需要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思想看成一个“状况”，用宏观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才能展现思想本身的运作与运动。在过去，哲学家注意到了思想的这种整体性格，曾经提出了“客观精神”的概念，企图将一个时代、一个文化传统的思想表现，看做某种超个人的人格主体之思维的“外化”。“时代精神”或者“时代的思想状况”等说法，即应此认识而生。其实，思想主体的社会性与反思能力，并不需要拟人的形上学预设，即可以加以描述。借用“思想状况”这样的概念，便足以突出思想的这种社会与历史面向。
四、思想状况与台湾近代史上的三大运动
根据上面的说法，在台湾的时空里谈思想，便不能不认真地追问：在台湾，“思想状况”是甚么面貌？台湾知识分子经营意义、界定身分、从事批判的时候，动用的是甚么样的概念与价值的资源？这些概念以及价值，是如何在台湾的历史与社会脉络里成形、作用的？既然这些概念与价值塑造了台湾社会有关意义、自我、以及未来选项的图像，对它们不时加以厘清、检讨，岂不是思想者的职责所在？尤其重要的是必须追问：我们所使用的各个概念与价值，妥当性与局限性应该如何判断？这些问题都很真实。在台湾，思想与思想史的工作应该着眼于此。
在此，我想提出一个建议：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检讨台湾思想的“状况”，有必要先回到社会本身的运动，而不是只看个别思想者有意识的总结。由于社会的大规模动态既是思想状况的产物，又必然冲撞、塑造现有的思想状况，因此，从社会本身的运动着眼，思想状况更能以其整体的面貌呈现。此外，运动本身，一方面能够凝聚、表达社会上相当普遍的感受与向往，二方面能形成广泛的传播与感染，三方面更可望积累形成较为精致的论述，最后终于铸成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这个过程，说明了我们应该从社会动态追溯思想状况的主要原因。
几十年来，推动台湾社会变迁、意识变化的动力，大体集中在三个主要的面向上：经济方面的成长发展、政治方面从党国体制转成民主国家、以及国族认同集体身分的重新界定。当然，在这三者之外，台湾还萌发过其他以社会为本位、由社会力推动的追求，例如妇女运动、环保意识、各种宗教性的集结等等。但是上述三个方面的能量要来得更为庞大浩瀚，各自造成了台湾的社会变迁与意识变动，推陈出新之余，几乎在所有的人与事身上，都留下了烙印，无论你在这三股巨流中居于甚么位置。这些动力各有其独特的内容与逻辑，一方面推动社会走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局限。就我们的关心而言，这三方面的动力，共同导致了台湾的思想状况走入较为偏枯的困境，不能不稍做检讨。
台湾的经济发展偏于资本主义性格的发展主义，论者已经很多，其详情无须赘述。这种由国家推动的后进式发展具有支配性格，一个结果就是经济性的关系与经济理性、经济价值，会逾越经济领域的界线，侵蚀原本属于政治、文化、伦理、知识生产等属于其他领域的价值与关系，以“现代化”为名，在社会生活里取得了支配性的优势。利润化、效益化、行政化、管理化的扑天盖地而来，便是明显的徵候。在昔日戒严体制之下，这种情况曾被誉为具有中和威权支配的积极意义，受到赞许。而由于经济发展与官僚效率构成了体制正当性的主要来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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