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 日，《中国经营报》的一篇 报道 称，该报 从财政部湖北专员办获得的一份名为《对湖北省武汉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调查与思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债务余额为2037.05亿元，债务率已经超过美国最高警戒线的1.5倍。
该报从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获得的最新统计数据也显示出武汉市这座中国中部最大的省会城市满城建设的热闹图景：2013年武汉的工地数量高达11012个，这座面积为8494平方公里的城市，工地密度达到1.3个/平方公里。
今年8月底，中国另一份经济类报纸《经济观察报》已经获得了上述报告，该报据此的报道还显示，武汉市的债务余额对比该市政府综合财力1058.22亿元，得出的债务率数字高达185.64%。其中直接债务1448.45亿元，担保债务588.51亿元。
财政部湖北专员办那份报告还显示，2013年和2014年是武汉市政府的偿债高峰时期，其中，2013年偿债规模为310.59亿元，2014年偿债规模为311.76亿元，这就意味着最近两年武汉市政府每天都要偿还大约1亿元的债务。
而武汉市也只是中国30多个省会级城市城市建设大跃进的缩影。
今年8月初，《中国企业报》公布了一个“中国内地省会城市债务压力排名”的排行榜，该排名是基于专业财经资讯网站环球老虎财经的统计口径。排行榜显示，15个目标省会城市中债务压力排名最高的10个为：南京、成都、广州、合肥、昆明、长沙、武汉、哈尔滨、西安和兰州。
随即，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表示，不清楚这份所谓榜单的数据出处，其可信度存疑。
江苏省内的一份报纸《扬子晚报》也采访了南京市政府，南京市政府称此前市政府已经自查家底，在这一轮城市大建设大发展中，政府债务高位运行但风险可控，偿债能力较强。
“债务风险是否可控”只是该市单方面的回应，并无具体的数据证明。但地方债务压力尤其是省会城市的债务风险已经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今年8月1日，中国展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地方债审计，审计范围囊括县级城市。
今年6月份，中国审计署已经发布过一份引起普遍关注的审计报告。该报告源自审计署针对中国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的一次审计。其中就包括武汉、天津、上海、重庆等18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审计署的这份报告还强调了一些省会城市债务突出，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可达到188.95%，但审计署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哪9个城市。
有报道称债务率居高的省会城市还有云南省昆明市。据《理财周报》的报道，昆明的负债率数字超过122.9%。这个数字是通过加总包括昆明交通投资公司、昆明城建投资开发公司、昆明自来水集团和昆明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几个主要地方政府投资平台的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作为债务总额。
目前，中国并没有关于全部二线省会级城市的权威债务统计数据。但这些城市的债务现状能清楚显现出中国地方债务压力沉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刘煜辉近日接受道琼斯通讯社采访时称，中国通过大量举债来刺激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模式可能在短短两年内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翻了一番，达到约人民币20万亿元。他指出，当前这种依赖大量借债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对于武汉市目前的财政与债务状况，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给纽约时报中文网要求采访的回复邮件中称，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导致武汉债务率高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武汉市上马了多条地铁项目。”叶青说。根据《长江商报》今年2月21日的报道，武汉市今年同时有10条地铁在建设当中。
而该市的“城建攻坚五年计划”显示，从2012年到2016年的5年时间内，武汉市计划投资8000亿元，全力建设城际铁路、港口、机场、地铁、四环线、二环线、排水等基础设施。
武汉市的投资狂热发生在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中国很多城市都犹如一个个个巨大的工地。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曾康华对纽约时报中文网分析说：“中国自1994年分税制以来，地方的财力被削弱，但事权仍集中在地方。地方政府不但要促进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又要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地方官员还需要追求政绩，但各地投资资金普遍紧张，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寻找筹措资金。而在财政收入不能满足需要时，地方政府就只能发债。”
但随着债务规模如滚雪球般膨胀，债务风险不断累计。并不断被认为有引爆危机的可能。
但今年8月初，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前景等情况举行吹风会上，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作出明确回应，并称我国当前的债务问题为财务困境并非债务危机。他还称，中国的城市不会出现底特律式的破产。
但宋立作并没有说清楚财务困境与债务危机之间存在哪些本质区别。
而中国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出台解决危机的一些措施。9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研讨会上表示，预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优化整个改革蓝图，未来地方政府收支责任与其所拥有的财力不相匹配的状况将得到调整。
显然，债务重压之下的地方政府更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出台匹配地方财权事权的改革措施，缓解地方债务压力。
但中国需要更进一步反思的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中国著名的市场派经济学家吴敬琏今年6月初于天津举行的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上就指出，政府海量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难以持续。
吴敬琏呼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经济转型。他说，有人认为，强势政府的优点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现在看来这条路是有问题的。
9月14日，在一个由某媒体举办的“读书会”上，吴敬琏强调中国要破除体制性障碍。吴敬琏认为，所谓体制性障碍，一是政府仍然掌握了太多的配制资源的权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不但没有加强，而且反过来弱化了；二是把 GDP 增长看作政绩的主要标志。所以各级政府都要运用自己手里配制资源的权力，去投资，用资源投入去拉动GDP的增长。
吴敬琏说：“各级政府都变成了公司，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总经理，他们决定发展什么产业，运用什么技术路线，支持哪些经济活动。这样一来，当然就不可能真正的实现转变。”
席治通是纽约时报中文网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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