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8日,在銅鑼灣大坑街頭無牌擺賣三十年的雞蛋仔師傅吳伯伯吳旭輝生生,因病離世了。不同的傳媒都紛紛進行了報導,而悼念他逝世的面書專頁上,也盡是學徒,顧客或朋友憶述有關他生前的點滴。兩周後的喪禮佈置簡潔,氣氛平靜,當中只放置了伯伯的頭像。比較特別的是,熱心人士製作了一份很精美的紀念冊,封面的黑白照沒有他說來老實俊秀的樣子,只有他一雙職人的粗手,撥弄著一底鮮黃色的雞蛋仔,份外搶眼突出,卻又令人惋然,良久不能忘記。事實上,筆者與他不算熟稔,只是偶然在爭取的場合及學習班中談過一點。印象中的他習慣低頭說話,一臉生活上的無奈,只有在說起自己十分自豪的雞蛋仔時,才會兩眼放光。他會亳無保留的教授學員外脆內軟的秘方,亦會抱怨在大學內的技巧示範只可以電火製作,根本一點也不好吃。

吳伯的故事其實只是一個普遍不過的小販故事,但正是這種一個又一個總被揚棄的小販故事,建成了今天的香港。早於殖民時期,華南地區已充斥著奔走城鄉之間賣買剩餘生產的小商小販,也發展著各式各樣的漁農墟市。英國人後來的管治帶來了小販社群的系統規範,從設立牌照,規限面積,界定種類,到成立小販認可區域,都在控制打壓著非正規經濟的發展。這是因為他們都相信,小販經濟只是落後的經濟模式,早晚都只會被先進的工業及急速成長的零售業所取代。1970年代初,殖民政府已經停止發放新的牌照,基層市民如要從事小販售賣或服務,就只有鋌而走險,與做賊的沒有兩樣。回歸以後,特區政府更致力打造「沒有小販的世界城市」,一度打算全面取締所有的街頭小販,尤其在2003年沙士一役後,全力打擊無牌熟食小販更毫不手軟。直至2006年,相繼發生天星皇后事件及天水圍小販被追捕而喪命河中之後,政府才開始轉變態度,漸漸接受小販社群也可以是香港貧窮狀況及本土文化的體現,而相關的政策也漸次放寬了一點。2011年卻可又是轉折的一年。年初雞蛋仔伯伯被捕,揭示出不少低收入仕原來都需要從事無牌小販幫補生計; 而年尾則發生了導致人命損失的花園街大火慘劇。到梁振英上台後,政府在天水圍破格成立天秀墟,可惜其效不彰,反引來不少劣評。另邊廂,近來各區各地卻越見越多自發成立的午夜墟或天光墟等,倡議重新發牌及設立合法墟市的民間聲音,更為不絕。由無牌到發牌,再由有牌到無牌,小販社群的歷史發展彷彿又兜轉了一圈。驀然回首,卻已是百年之身。

今天,當我們說到特區政府願意投資多少多少去發展西九M+的時候,我們都以為我們真的是在「發展打造」世界級別的香港文化,與國際看齊;卻全然沒有了解到,真正的本土文化其實是不可以這樣被煉成的。它需要市民的參與、歷史的沉澱、甚至公眾的認同,討論及意覺。以小販墟市作為例子,它反映著的便是近日不少論者都提到的一種庶民文化,一種小販文化。這種低下層的本土文化,當然不是外貌精緻而高貴優雅的。相反,它經常流露著一種靈活變通,不守規矩,絕處逢生,卻又交織著人倫草根的價值。在這種小販墟市的交易裏面,金錢回報不是不重要,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溝通,及檔與檔之間的守望相助卻更為實際而令人窩心。由於門檻極低,致使競爭條件較差的小販都可得以糊口,也容易造就一種自僱職業的自豪。受著經濟規模的限制,連鎖專利是不 可能的了,倒不如想想如何提升改進自己的職藝或貨品價值,以得到生存的空間甚或口耳相傳的讚譽。雞蛋仔伯伯精益求精的技藝(炭火的烹調及製成後的放涼)及重視對顧客食物安全的態度(買剩的就全棄掉),便是一例吧。也正是因為經常遇上政府的驅趕打擊,小販們更變化出自己你來我跑,你停我佔的回應策略,不論是有牌的或是無牌的,都與政府隱然存在一種認許默契,都與社區建立起一份依存記憶。

吳伯伯走了,最終遺留給我們一點什麼?我認為就是:街角牆邊那道熟悉的身影,巷里轉角那份濃香熱暖的味道,充斥漂蕩於我城之中。

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專任導師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3年9月9日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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