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王金平作为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并且高居“国会议长”,却经常充当“和事老”,不仅给民进党人留下好印象,还深深伤害了马英九政府。在正常的民主社会,“国会议长”难道不就是扮演各政党议员的统筹者和争议调解者?这种“以党领政”的传统思维已经成为国民党人的“政治是否正确”的标准。

 

“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入关说,引爆国民党政治风暴。王金平否认关说,强调自己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国民党考纪会11日上午做出处分决定,王金平被撤销党籍。根据国民党党章规定,党员若遭受撤销党籍处分,经过一年以上,可以申请恢复党籍,意即王金平最快一年后,即可申请恢复国民党党籍。

所谓“关说”的意思介于打招呼、说服之间。台湾人民超有文化,很多词大陆已经不用了。“关说”出自《史记.佞幸列传序》,“公卿皆因关说”,用言辞打通“关节”。也就是说,国民党认为王金平为了民进党立委召集人涉及到的案件,向法务部部长打招呼,此举干涉了“司法公正”。

根据《台湾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公职人员之关系人不得向机关有关人员关说、请托或以其他不当方法,图其本人或公职人员之利益。本法第八条定有明文。其中所称关说、请托,指其内容涉及机关业务具体事项之决定或执行,且因该事项之决定或执行致有不当影响特定权利义务之虞者。

事态下一步会怎样?

台北地方法院11日下午证实,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已经委托律师邱太三,派人到法院递状提出“假处分”诉求,要求国民党将撤销党籍的处分暂缓送至台湾“中选会”,另外也同步提出“确认党籍”民事诉讼。

王金平如果依循前台湾“立委”许舒博模式提起上诉,在没有确定处分前,就可保留不分区“立委”资格,而且胜算很高。

许舒博曾因涉及中药案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不分区“立委”身份差点丧失,最后却以1000万元新台币取得“假处分”裁定书,国民党被法院要求不得在审判定案前注销许舒博的“立委”资格。

在许舒博成功告赢国民党再度夺回党籍身份后,国民党已修改党章,明订“申诉期间,不影响考纪会决议执行,”也就是所谓的“许舒博条款”。在该党章的规范下,国民党员如不服党内处分,就算向法院声请“假处分”,也无法在申诉期间阻止国民党将决议送交台湾“中选会”。

因此,台湾媒体分析,如果国民党在做成撤销王金平党籍身份决议后,立即将决议送达台湾“中选会”,王金平将立即丧失“立委”资格,亦即将一并丧失立法机构负责人一职;届时,就算王金平再声请假处分,亦无任何实益;因为法院不可能有办法在一天之内完成收案、分案、开庭等作业程序。

苏式政党的政治遗产

有关马英九与王金平的心结,不得不提及2005年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2005年,国民党完成了历史性的首次差额直选党主席,台北市市长马英九成为新党魁。他用选票击败了党内最具政治实力的王金平——当年,王金平已经连任三届“立法院”院长。

过去百余年,这个自诩为“亚洲第一个民主政党”的权力交接从来都是“钦定”接班人,公众提前多年就能目睹接班人的成长。党的改革甚至远比地区民主化进程还要慢。

彼时,刚完成大陆“世纪之旅”的连战宣布不参选,但连爷爷没有表明自己属意的接班人是谁。当连战走到投票所投票时,他希望能留下这个历史镜头,彰显自己的让贤之举,因此在投票时多停留了几秒钟,配合媒体拍摄。但也因此,电视媒体事后通过技术手段证实,连战将票投给了王金平。

连战的决定,代表的正是党内大佬的真实想法。若不是马英九人气旺盛、实为党内最有希望在2008年胜选的人物,论资排辈远远轮不到他。1954年,江丙坤从政时,马英九才5岁;吴伯雄1973年担任桃园县县长时,马英九刚从台大法律系毕业。没有地方人马和党内派系支持的马英九,无疑是第一个从党内民主中受益的主席。

2008年以后,马英九开启了国民党深化改革之旅,包括党产的处理、地方派系的整合。中常会选举透明公开化,并且在有贿选疑云时,立即宣布改选。但显然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且马英九的能力和他身边的学者政客们往往因为魄力和能力受到各种质疑。

2012年年初大选时,国民党曾经营造出极为团结的场面,几乎每个场合,马英九和其现任及未来的副手萧万长、吴敦义等纷纷上台演讲,连战、吴伯雄、王金平等党内重量级大佬纷纷站台,试图对外说明国民党无比团结,大佬们没有因为马英九启动的改革而与之产生心结。

但是这些大佬们的表现,显得毫无新意。在吴伯雄到场时,前排所有人均起立迎候,唯独萧万长岿然不动。直到连战到场,较连战更晚当上“副总统”的“微笑老萧”才赶紧站起来,频频致意。

这种特殊的文化,让国民党看起来极为不像民主社会的选举型政党,苏联式政党的文化展露无遗。比如在两岸交流过程中,国共平台是最主要的途径,因此国民党党内的各个大佬极为重视自己的职位,以便于在两岸交流中获得自己的地位。比如国民党十八大时,为了调整各方利益,设置了八个副主席,被台湾媒体调侃为方便与大陆九常委交流。

在这次马英九与王金平的政治风波中,很多人认为,王金平作为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并且高居“国会议长”,却经常充当“和事老”,一些举动不仅给民进党人留下好印象,而且还深深伤害了马英九政府,比如一些法案,国民党籍立委明明在“立法院”占据多数,通过却很艰难。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国会议长”难道不就是扮演各政党议员的统筹者和争议调解者?“国会”难道不应该严格审理政府的每一项法案和决议?这种“以党领政”的传统思维已经成为国民党人的“政治是否正确”的标准。

台湾的政治制度与这种思维有很大的关系,国民党人在解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受到党内保守派(当年马英九也属于保守派,他反对“总统”直接选举)的影响。当年,改革派认为,直选符合民意,而且美国式“总统制”正成为所有新兴国家效仿的对象。保守派则坚持孙中山的“五权体制”,认为国民大会不能废除,过去的“总统、内阁混合制”可以有效制衡权力。最后的政治制度的确立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为了满足“以党领政”、延缓执政生命的需求,孙中山的五院制度被保留,“总统”也被允许直选。因此台现行“宪政体制”既不是“总统制”,也非“内阁制”,被称为接近“总统制”的“半总统制”。“总统”、“行政院”以及“立法院”三者之间的也常因权责不清而导致政局纷乱,王金平与马英九的冲突也与此有关。(壹读-台湾边角料有删节)

(郑东阳:专栏作者,曾供职于凤凰周刊等媒体,历任记者、主任记者、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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