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国家转型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诸如对私人所有的承认;私营经济的发展;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拉大;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认同;加入WTO组织;接受世界认同的贸易条件等等。这些变化,为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而且,凡是与资本有关的过时的政治信条和意识形态,如:剥削、姓社姓资等等,都被无情地扫荡出局。成功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可能倒退的市场经济之路,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也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值得骄傲的。也因此,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第一次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二。与此同时,另一组数据则是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从1960年第78名下跌到2010年第127名;而在官民比上,中国高达1:28的比例,不仅远远高于美国(1:187)、(1:150)、法国(1:116)等现代化国家,而且还高于印尼(1:98)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贡献率上看,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可能还不如古代的巅峰时期明代,据经济学家估计,当时中国的贡献率达到50%。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虽然有进步,但离真正的国家转型还有不少距离。那么,一个国家转型究竟要多少年?

我们不妨先看看日本。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国内是一片废墟,经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物资匮乏,失业剧增,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成果几乎化为乌有。面对当时的经济困境,日本的第一部《经济白皮书》曾无奈地承认:“政府、企业、家庭皆有亏损”。然而,不到三十年时间,却又是另外一幅“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景致:据统计,1960年~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6%,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3%。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1986年,日本的黄金储备达到42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1987年,日本的外汇储备超过联邦德国,居世界首位,1988年,日本的人均收入达1.9万美元,超过同期美国的1.8万美元。1988年,根据权威的美国《商业周报》统计,世界排名前30名的大公司中,日本占了22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1972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同时,日本在日美同盟的前提下展开了所谓的“多边自主外交”。1972年9月,日本和中国恢复邦交。1982年上台的中曾根康弘首相在多次场合公开声明,日本还要谋求做一个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并积极争取得到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军费逐年增加,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伙伴。

再看韩国。韩国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人口众多,是世界人口稠密地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韩国被日本侵占,是日本的殖民地,经济畸型发展,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粮食、原料供应基地,工矿业十分落后。战后,日本工程技术人员撤走,韩国的工矿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再加上通货膨胀、物品短缺,国民经济进一步陷入混乱。直到50年代末期,韩国经济一直没有明显的发展。然而,让人惊讶的是:60年代以后,韩国开始推行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开发战略,实行宏观调控发展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及时调整发展战略、经济政策、部门结构、产业布局等,经济取得迅速发展。结果,长期属于落后农业国之一的韩国,一跃成为与新加坡、、香港并列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韩国从1962年开始实施经济发展计划以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以上。1962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3亿美元,到1991年增至2808亿美元;按目前物价水平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增至1991年的6498美元。韩国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962年的37%降至1990年的9.1%。同一时期,制造业部门所占的比例,则从14.4%增至29.6%。服务部门在1962年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1%,但到1990年增至61.3%。对外贸易从1962年的5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1283亿美元。国内储蓄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62年的3.3%增至1990年的35.3%。通货膨胀率自1982年以后也被控制在百分数一位之内。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韩国经济重新崛起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也就是说,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都在不到三十年时间(实际上主要是上世纪60-7年代这20年间),就顺利完成了国家转型,迈入现代国家行列。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在进行经济振兴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日本而言,在美国占领下,日本迅速刷新国内政治,走上现代民主政治之路,1945年6月11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SWNCC150号文件。文件提出要铲除日本人心目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个委员会在随后的文件中进一步提出“必须鼓励日本人民培养起争取个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愿望”等内容。这些文件在经过大量文字修改后,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于9月22日公开发布。 根据《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精神,美国占领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日本政治民主化的命令。9月10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对日本政府下达了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命令。26日,又下达了取消一切通信自由的限制,并鼓励日本人民批评政府的政策。10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了题为《撤消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命令,废除了日本所有限制基本人权的法律和法案。这项命令后来被人们称为日本的“人权法案”。10月4日,占领当局发出了“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仰自由的限制”法令。10日,又释放了全部在押政治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对日本来说是继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又一次大变革。如果说前一次变革(明治维新),是基于西方压力作出的反应与选择,那么第二次变革(战后改革)则是扫除日本军国主义,摧毁前“大日本帝国”而进行的全面强行改革。“明治维新”是日本主动从西方引进君主立宪的专制制度,而战后改革是西方社会向日本强行导入现代民主制度。、在看韩国。美国在韩国政治方面成功地引入结构分离与权力制衡思想。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机构的分立、权力的分化,变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为相互独立、彼此监督的各个机构。韩国光复后在美国的军事管制下成立了议会、建立了党派,尽管带有浓厚的宗派主义、权力争夺的性质,但毕竟在韩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张勉的第二共和国广泛地扩大了国民的民主权利,大幅度地调整了国家的权力结构,向西欧式的民主政治体制迈进了一大步;尽管最终导致了共和国的崩溃,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失败,而只说明没有同本国国情相一致的简单的制度移植只能归于失败。在美国积极的政治干预和强大的思想渗透下,韩国的民主进程得到推进:释放了反对党领袖金大中,强化了国会的权力,缩小了总统的权限范围,增强了最高法院的独立性,恢复了地方自治制度,金泳三“文民政治”和金大中的“小而强的政府”正说明了真正的三权分立体制在韩国正在逐步确立。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大与市民意识的兴起呈正相关关系:市民意识的形成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包括政治参与扩大在内的政治现代化的必要前提。随着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60美元一举跃至1995年的1 万美元。韩国中产阶级的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60% ,中产阶级已成为韩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 宝岛台湾也是例子。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经济与大陆一个水平级别的,生活水平也相接近。台湾经济真正的发展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经过一番痛定思痛,终于下定决心,要对台湾地区进行全面的变革,以求得对付大陆的资本。经太子蒋经国的襄助,终于搞出了台湾社会与经济改革的大的方向。经过十余年的运行,台湾开始走上了正常健康的发展道路。

反观大陆,三十多年来,政治体制几乎一动不动。我们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政府与资本关系改革调整的同时,并没有在改变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有多大进展。其表现为:人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仍旧很低,渠道很少。各级政府官员仍旧主要产生于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公共预算和财政仍旧是“看不见的政府”。在最需要透明的政府信息方面,如:政府财政的收支信息;主要政府官员的产生信息;政府办事程序的信息等,我们还做得不够。政府的运作在很多方面对人民来说还是一个黑箱。这种现状产生的最大恶果便是官员的腐败。这已经不是个别的官员,而是普遍的现象。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反映了中国改革在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对计划体制在干部管理制度、人民参与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公关预算的民主化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长期落后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的程度。我们说现阶段我国处于转轨时期的矛盾高发期,一方面从客观上讲,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产生诸多矛盾。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讲,我国长期以来在上面提到的这些制度创新方面,行动迟缓,也是造成矛盾和冲突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种跛脚的改革,或许就是虽然已经进行了三十年,却至今尚未完成国家转型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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