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14日凤凰网举办的吴敬琏老师《转变中国增长模式》读书会上的发言提纲

  今天非常高兴参加吴老师的《转变中国增长方式》读书会。在来之前,我重新细读了吴老师这本书的PDF文档,最近两天,我也细读了吴老师的另一本专著《当代中国改革教程》。说实在的,读过吴老师的这两本书,不仅感到收益良多,也真得感到很震撼。实际上,最近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和及其相关问题的许多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吴老师在几年前都讨论过了。譬如,最近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坚持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还要靠政府投资来推动。如果这些经济学家认真读过吴老师的这本书,如果知道去年和今年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的实际投向,可能就不会说这类话了。

  由于今天读书会发言时间安排比较紧,我不想全面评价吴老师的这本书,这里仅对对吴老师这本书谈三点个人学习体会,也在后面也顺着吴老师这本书所讨论的话题和主要思路,对当下中国经济格局和未来走势谈三点自己的初步判断:

  我的第一点学习体会是,吴老师的这本《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仅仅是一本中国增长模式的现实研究,而且是是一本学术理论著作,是一本大视野、长时段、多维度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描述相结合的著作。吴老师一方面谙熟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也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乃至当代经济学中各经济学流派的经济增长理论非常熟悉。另外,吴老师对前苏联经济的演化过程和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史也非常熟悉,且亲身经历了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参与了一些改革方案的设计,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出过许多意见和建议,有些意见和建议也为数届政府所接受和采纳。在此理论的和实际的、广泛的和全面的知识背景下,吴老师能用一个历史的、现实的乃至前瞻性的发展观点来讨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形成及其演变过程,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既是一本讨论中国经济现实的著作,实际上也是一本理论著作;既讨论了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格局和问题,也更加指向未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第二,正如吴老师刚才发言中所谈,早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就曾讨论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文件中也有“转变增长方式”的提法,但是,可能今天无人置疑,在中国经济学家中,吴敬琏老师较早发现并在近些年一直呼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这些年来,吴老师几乎利用一切场合不遗余力地坚持宣讲要转变中国增长方式这一理念,他的主张也被上一届政府和本届政府决策层所接受。尽管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国家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但是,在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宏观经济增速下行,经济社会问题不断积累的情况下,目前说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估计没有任何人和任何经济学家持反对意见了。这应该是吴敬琏老师这些年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理论贡献。历史应该记住吴老师的这些理论贡献。

  第三,我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吴老师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发展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并用了近代和当代经济史上许多国家的增长数据和史实来说明这一观点。关注我去年在“FT北京高峰论坛”上所做的“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在下移”的发言以及我去年给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所做的两万多字书评的媒体界朋友可能注意到,我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并不主要源自更大规模的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而是要靠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现在看来,我和吴老师的观点和判断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前天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匡志宏总编把这本书的PDF发给我之后,我这两天细读了一遍全文,发现我去年两篇文章所讲的观点,原来吴老师在2005年就曾讲过。因而,作为一名后学,我更加佩服吴老师的洞识和先见之明!我的一个感觉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政府决策层,社会上的许多人士,乃至我们的许多经济学家,还没转变过来对现代经济增长实质的理解,老是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交易出来的,意识不到按照英国经济学家AllanYoung的看法,即社会生产越迂回,参与市场交易的部门越多,一国的GDP就越大。譬如,一些最新数据表明,在2011年美国的15.9万多亿美元的GDP中,制造业所创造的GDP只占11.72%,而金融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就占20.7%,服务业整体占76%以上。而在我国2011年大约7.5万亿美元的GDP中,服务业所创造的部分还大致只有43.1%,而整个金融服务业所创造的GDP份额还不到7%。这些数字说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还要靠发展服务业,或者反过来说,从服务业发展来看,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而这一点,吴老师早在6~7年前就有很多深刻的论述了。

  下面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谈三点自己的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尤其是政府体制不改,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可能就转变不了,或者说转变就会非常困难。正如吴老师在这本书中所说,尽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早在七八年前就提出来了,吴老师也几乎在一切场合不断呼吁这一点,亦为两任政府决策层所接受、为社会各界所认同,且胡锦涛和上一届政府领导人多次强调要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没有转变过来?我们目前还是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最近国家统计局和一些研究机构发布的数字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譬如,按照兴业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2004年中国的在建项目与GDP的比率为86%,2007年为100%,2012年已经攀升历史的高位134%,比2004上升了48个百分点。新建项目计划投资规模也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2004年至2008年间从未超过GDP的40%,但2009年之后却连年上升,到2012年已高达史无前例的60%新高,比2004年的31%高出了将近一倍。去年15.6万亿的新增贷款和社会融资,以及今年上半年超过10万亿的新增贷款和社会融资,又大部分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中去了。这一切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没有转变过来,目前还是主要是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

  可能吴老师还记得,大约在于2006年(还是2007年?),曾在我们复旦经济学院举行了一次关于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关于“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对话会”。在会上吴老师首先发言,讲了一篇很学术的文章,其中大部分观点应该后来都收入了这本书中了。听完吴老师的发言后,我当时就曾评论道:“吴老师,我非常同意您的见解和提法,恐怕全社会也都会同意您提出的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观点。但是在我们现在这种体制下,不可能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等于对一只老虎说:‘老虎同志,你不要吃肉了,你吃草吧!’这是不可能的!老虎本来就是吃肉的动物,它不吃草。”现在几年过去了,现在我们这个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因为政府这个具有巨大和超强资源配置权力的“老虎”不会吃草。实际上,吴老师在这本书后面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也说我们的体制不改,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转变,我理解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说政府体制不改,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转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政府还是一个发展主义的政府,还不是一个服务型政府,还不是一个公共财政型的政府。政府的首要“目标函数”,乃至政府官员的升迁,都还与各级和各地政府所主导的GDP增长联系在一起。从现实看,各级和各地政府官员要把本地区的GDP搞上去,或者说不让GDP增速减下来,可能政府投资,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投资最见效了。在这样的体制中,你不让政府官员靠基建投资来保GDP的高速增长,谁会听你的?再说没有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基建项目上马,一些政府官员又怎样从中为个人、子女、亲属乃至关系谋利寻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这几年一直讲,不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政府权力没有实质性的制衡,尤其是政府的财权没有实质性的制衡,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转变,而且会沿着目前的轨道越走越远。

  我这两年一直坚持的第二个判断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已经是个自然趋势了。观察一下二次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轨迹,我们会清楚地发现,对于一些赶超型的国家和经济体来说,经过一段高速经济增长后,经济增速不是缓慢地、渐进性地下滑,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移。就日本,韩国、、香港和新加坡而言,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体是例外。从产能过剩和潜在增长率来综合考察,中国经济增速下移或者说下一个台阶目前看来必不可免。如果政府决策层认识到这一点,顺应这一趋势,不再在宏观经济总体和国家发展战略上再指望靠发动一轮更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来维持目前有点“强弩之末”的高速度,目前看中国经济还没有多大风险,但是如果意思不到这一点,仍然想指靠更大规模的“铁、公、基”投资和高投资率来维持我国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人为“保8”或“保7”,只会加速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恶化,最后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当然,从人类社会现代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高速增长时期,都是投资的高速增长时期,当一个经济体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时,经济增速就自然减缓了。另外观察西方发达国家当代经济增长的轨迹我们也会发现这样一个普遍现象,当经济增长主要考发展服务业,或者反过来说服务业创造的GDP占整个GDP份额越来越大的阶段,经济的增速也自然下来了,如果说不是越来越慢的话。

  第三个判断是,要警惕并注意目前中国社会的这一特别显著的体制特征:政府既是一个巨大的投资主体,也是一个巨大的产权模糊不清的资产所有主体。原来我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暑假在外地跑了一下,做了一些调研,与一些实际部门的同仁做了些交流,才略有注意到这一问题,且觉得这个问题大得不得了!现在,请问哪个政府部门——如那个部、厅和局下边没有自己所下属的楼堂馆所乃至投资或资产管理公司?又有多少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正在利用自己所分管口子的政府资产为个人、亲属和“关系”进行经营乃至寻租?有多少政府部门拥有自己的豪华宾馆甚至豪华的度假区?又多少政府部门有自己的投资和融资公司?甚至我最近观察到,连民政部门这样比较权力“边缘化”部门,也可以从自己分管的殡仪馆和墓地中从中谋利。这些年来,随着我们各级和各种政府的部门利益分割、扩张和固化,尤其是随着一些当时在职分管的部门领导的退休和调离,我们一些政府机构到底有多少资产,多少楼堂馆所,连省长、部长、市长、乃至新上任的局长也说不清楚了。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现行的体制,实际上默认这种政府所有的资产为部门所有,并默许各部门运用这种自己所属和实际掌控的资产进行经营或承包出去收租赚钱,从而导致各部门的一些行政长官和公务员实际上成了运用“政府资产”进行个人寻租的谋利阶层。这是显性中国体制的一个显性的和主要的特征。去年,马骏、曹远征和李扬他们分别带领一个课题研究小组做了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评估。最近,他们的研究报告陆续出来了,得出来的数字可谓是差异甚巨,相互差别超过十万亿。这也实际上说明,到底我们各级政府及其各政府部门拥有多少资产,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最近听一个朋友说安徽省马鞍山市政府和其他地区的一些政府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叫“部门政府资产摸底登记”,进行政府资产盘查。他们的做法,先让各个局自报所属国有资产,瞒报者以后若查出来,均收归“市里所有”。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推广马鞍山市和其他一些地区政府的经验,进行政府资产盘点和登记,摸清和盘查我们各个部、各个厅和各个局的“国有资产”到底有多少。摸清了政府资产的家底,这样会减少一些政府官员利用这些国有或者说全民所有的资产进行个人寻租和为本部门官员和工作人员谋私利的机会和可能,也自然会减少贪污腐败,从而为地方的发展和减少政府负债创造一些条件。这说来也应该是为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

  概言之,只要政府还仍然是一个市场运行的统御者和参与者,尤其是一些政府官员实际上还是?一个个经济增长的“寻租者”和“谋利者”,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真正有所转变。因而,可以预见到,如果政府的权力得不到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尤其是政府部门在征收和分配资源上的财权不受实质性的监督和制衡,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问题,目前是、且在一个可以预期到的未来时间里将仍然是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唯一能最后解决“转变增长方式”问题的可能就是经济的“大萧条”了。通过大萧条来促使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最后完成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不愿看到和全社会应该尽力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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