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发展到节骨眼的时候,发挥关键作用的,往往不是伟光正的主义,而是赤裸裸的金钱。” -
《隐动
力:中国史中的金连载作者 学荣 自序


 


 


 

《隐动力》之吴佩孚撤兵要价:60万毫洋


 


 


 

学荣


 


 


 


         
当然,在中国近代史上,收受敌方钱财、因而背叛首长、违抗军令的,其实远远不止冯玉祥一个人。鲜为人知的是:大名鼎鼎的北洋军阀吴佩孚,也曾经在内战中,收受敌方的钱财、因而撤兵停战。


 


         
这件事,要从孙中山所发起的“护法运动”说起。


 


         
1917年,段祺瑞平定了张勋复辟,但是,段祺瑞拒绝恢复1912年孙中山所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是,孙中山果断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对抗,此事史称“护法运动”,意为“保护《临时约法》的运动”,后续引起的战争,称为“护法战争”。


 


         
孙中山在广州举旗造反,北洋政府当然要派兵南下镇压。1918326日,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攻占长沙,抢了征南(平定南方)战争的头功。不久,北洋军队皖系张敬尧,也率部赶到长沙。


 


         
论功行赏,“湖南督军”这个职位,应该给吴佩孚,因为吴佩孚有战功。历史上有一个惯例:谁打下城池,谁当土皇帝。


 


          
可是,当时控制北洋政府的段祺瑞(安徽人、皖系)派系观念很严重,他委任了同为安徽人(皖系)的张敬尧为湖南督军。这在吴佩孚心中,就成了“直系打仗,皖系做官”。吴佩孚十分不满,从此不愿再南进一步,并以“部队长期作战,士兵十分疲劳、需要休整”为由驻兵不动,而且暗中与南军(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


 


          
19205月,广州军政府瞅紧了这个挑拨离间的机会,果断派人、给吴佩孚送去了六十万毫洋的贿赂。吴佩孚笑纳了。


 


         
吴佩孚收受了广州护法军政府的钱之后,不顾北洋政府的军令,于1920525日,下令全军开始北撤,一直撤退到汉口。护法军则迅速收复了长沙。


 


          
这一来,段祺瑞“武力统一南方”的计划功败垂成、宣告泡汤。因此,段祺瑞恨死了吴佩孚,仅仅几个月之后,段祺瑞就对吴佩孚开打,史称“直皖战争”。


 


         
当年通行于广东、广西两地的这种“毫洋”,价值如何呢?据广东所保存下来相当多的资料显示:当时的“毫洋”一毛钱,就可以买一市斤的大米。吴佩孚所接受的这笔“六十万毫洋”,可以购买六百万斤大米。如果依照今日大米人民币3元一斤计算,则“六十万毫洋”约等于今天的人民币一千八百万元。


 


         
当然,这仅仅是个粗略的估算。


 


         
那么,吴佩孚接受“广州护法军政府”的贿赂,这个事情有没有证人证言呢?有的。证言有的是。

 

         
其中,冯玉祥对于此事,就有如下的证言:


 


             
“…….在护法战争的时候,皖系的军队在湖南屡战屡败,多亏了吴佩孚的军队表现较佳,一直打到衡阳,若论功行赏,湖南都督一职,应该属于吴佩孚,但是,段祺瑞却任命张敬尧当了湖南都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直系打仗、皖系当官,吴佩孚大为不满,其他将领也打抱不平。孙中山看中了这个机会,给吴佩孚送去毫洋六十万元,吴佩孚于是果断撤兵北上,止戈不打了。到了七月间,直系就对皖系开打了。当直皖战争在北方开打时,南方革命势力赵恒惕、谭延闿则趁机率部进攻长沙,湖南都督张敬尧顿时抱头鼠窜……..”


 


 


 

(参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书店1947年初版,第387388页)


 


           
冯玉祥的这个证言,似乎有一点点瑕疵:孙中山在19205月的时候,因为此前受到“广州护法军政府”的排挤、已经下野,其人似乎在上海租界暂避。换言之,给吴佩孚送去“六十万毫洋”这件事,似乎与孙中山无关,而是由唐绍仪、岑春煊等人控制的“广州护法军政府”的作为。


 


          
当然,或许读者会说:冯玉祥与吴佩孚有冤仇,他对吴佩孚的评价,可信吗?


 


          
在这件事上,我们再来听听吴佩孚幕僚的证言。


 


         
吴佩孚的贴身幕僚汪崇屏,对吴佩孚收受贿赂一事,也有以下的证言:


 


“……曹锟与段祺瑞不和,直、皖的裂痕日深,段的智囊徐树铮对付直系采取饥饿政策,不听话就不发饷,吴(佩孚)派张学颜到北京去交涉,还是领不到饷,民国九年五月,吴佩孚拿了广州(护法军)政府六十万毫洋发饷,自衡阳北归,这是吴佩孚撤兵与主和的主要原因…….”


 

(参《吴子玉先生幕中见闻》(注:吴子玉即吴佩孚),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版《汪崇屏先生访问纪录


 


           
不但如此,我们再来看当年“护法战争”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军阀赵恒惕的证言。


 


           
赵恒惕在其晚年所写的《夷午九十回忆录》里面,也提供了相同的证人证言:吴佩孚的确收受了“广州护法军政府”的贿赂,而且数额是和各方史料吻合的:六十万毫洋。


 


         
赵恒惕的证言是这样的:


 

……..民七以后,皖军进据湖南,以直军吴佩孚驻衡阳,扼南军之吭,西南岌岌可危,谭公与余,乃商张其鍠钟才宏论吴,泯南北纷争,恢復法统,共御外侮,九年终促成吴军北撒,广州护法军政府,且资助毫洋六十万,由钟才宏君亲解吴军,资其开拔,此时粤中即有联皖联直之歧见,其后吴佩孚开府洛阳,中山先生甘派徐固卿(绍楨)说吴,改革政治,合作对外,惜吴未能接受耳。吴军北撤,湘军躡进,相约不作战斗,唯湘军与张敬尧部遌於湘潭,则痛击之,遂復长沙,其后又破之岳州,至是北军之留湘者尽熸,湘省护法之役,乃告终结………


 


          
吴佩孚在内战中,接受敌方的钱财而撤兵,这件事不但有冯玉祥、汪崇屏、赵恒惕等人的证人证言,而且吴佩孚收钱之后不久,就开始在湖南公开使用这批“广东毫洋”,并立即被段祺瑞侦知了。


 


           
段祺瑞得知吴佩孚收了敌人的钱并且撤兵的事实之后,192078日,
段祺瑞向当时的总统徐世昌,提交了以下一篇控告文,总统批准吴佩孚。在本文的最后,就让我们来读读当年的这份控告文:

  “呈揭劾奸凶,呈明拿,以整纲纪而振人心事。窃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法制纪纲,人人所恪守。封疆大吏,膺方面之重寄,群众所具瞻,宜如何正己率属,恪供尔职,双国家倚畀之隆,而尽守法服官之。若曹者,始以第三师长奉派入川,无功而,尚无大,适直隶督军员缺,遂以畀之,意尚不张勋歃血盟,秘复辟。突起厂,声威甚盛,曹,乃义军首鼠两端功已属可耻。事未几即定,而彼增三旅,并要上将头衔,比因湘方亟,姑予可,授以两湖宣使之任,兼第一路司令,俾率众南征。彼徘徊上,兵不前,假吴佩孚转战之力,岳,而曹不以喜,反从而嫉妒之。政府任吴佩孚湖南督,曹锟则再四力阻,惟恐其名位出己上,嗣授以孚威将,而曹仍怏怏,出怨言,政府将其所部。于是委北旋,逍遥津保,嗾使吴佩孚叛。一请经略四省,再则恳求增兵四旅,挟,不不休。政府欲资劳以收一之效,遂不惜委曲以徇所欲,尽允其,而卒未出保定一步。今大总统选时,吴佩孚以曹部将仍敢妄肆诋毁,称曰五朝元老,至就任后,犹称海先生,未一尽敬上之礼,与入衡前行止异。文具在,海内切齿。曹不惟不加束,反曲代解,容指使,情已属然。吴佩孚守衡州,暗与通,受贿六十万无,沿途使用广毫洋,据确无可。擅自撤防,叛不奉命。逗留鄂豫,吓踞京汉陇海各路,检查邮电,梗阻交通,搜行人,碍及商旅。又监视兵工厂,私留部械,扣阻陆军部采米,意令京军绝食。截留发给江西之枪弹,意令赣军。目无政府省,跋扈恣睢。而曹乃派兵横出京奉、津浦各路,监视兵工厂,遥与为应,且令所属津保一带队伍,群向京修筑炮台,作长围。其胆大妄,罪发难。此次湖南失事,全出曹所蔽,自知湖南陷,无居湘、鄂、川、四省略之名,乃更觊觎直、、豫、晋四省巡觊觎而不遽得,羞惧无可掩妄造黑白,攻西北使,迫挟元首,法出令,以泄蹇之气。外蒙全境,大逾内地数省,辛苦收回,未国家一失湘省兵弃械,害民商,相去何啻天壤。不知进贤,乃独数数勾通荣廷,惑元首,屡起用复辟罪魁之张勋不知是何肺矣。至其黩货,不恤士卒,尤堪痛恨。南征军费数百万元,……其一切贪谋,均由其弟曹锳之布画,亦也。本上将军创建民国,至再至三,参一役,尽苦心,我国国地位,始超迁。此后正当整饰纪纲,益巩国基,何能听彼鼠,任意坏法律,惹外交,希图摇动邦本。用揭明罪状,上总统明令,褫、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官,交祺瑞拿。余众概不株。整饬纪纲,以振人心,而定国是,去腹心之患则统一可足而待。兵队现经备齐,伏祈当机迅断,立大号,与天下更始,不激切屏之至。呈大总统。”


 


          
段祺瑞发出此文仅仅六天之后,1920714日,直皖战争爆发。(直=吴佩孚。皖=段祺瑞)


 


          
吴佩孚当年作为北洋军阀,理应听命北洋政府,但是,他在镇压广州“护法运动”的时候,却拿了敌方(广州护法军政府)的钱。可是,吴佩孚对外打出的却是“和平救国”的口号、为自己撤兵的行为找借口。历史有两层:公开的一层是表面的,再深一层却是隐藏的。而所隐藏的这一层,则往往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隐动力”。


 


          
今天的故事暂时讲到这里,下一篇,我再给大家讲新的。


 

冯学荣
20131023日 写于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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