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我在华盛顿工作时。一位国内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要介绍华盛顿一位王太太来见我。我和王太太相约在乔治城大学西门国民银行对面的咖啡厅。王太太大概五十岁的样子,一身素装加上她得体的举止说明她曾经是一位优雅的“夫人”。但脸上的皱纹刻出深深的忧愁,握手时竟然发现她手上有硬硬的茧。电话中朋友介绍说,她丈夫是安徽省的一位厅级干部,五年前因贪污受贿被抓,判了无期。她和儿子在美国生活,幸免于难。

   “杨先生,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刚刚坐下,她就冒出这样一句,让我立马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要知道,华盛顿这个鬼地方,墙上的每块砖里都可能装有窃听器,街道上的每一根灯柱都可能是一个隐藏的摄像头。我不能不保持警惕。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语气明显有些冷淡地说,盯住她的眼睛。她有些惶恐,双手抓着斜挎的名牌小皮包,手指在无意识地磨擦着早就退了色的小黄牛皮,目光好几次扫过我,却始终回避我的目光。“您别误会,杨先生,我知道您在国内有关系,您能帮我。”她说着,幽幽地叹了口气。我们两人于是都放松了下来。

   我问她什么事。她开始讲起故事。她说,十年前,丈夫把她们母子两人送到美国来生活,他自己开始了在国内的“裸官”生涯。好在每年,他都会以出公差的机会到美国来一趟,后来国内收紧了干部出国,他就利用到香港或其它地方的机会偷偷飞来美国同她们团聚。当然,她和孩子也会在圣诞长假回国去住一个多月。

   看到我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她说:“杨先生,您别误会,我们也没有多少钱,在这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就给我们生活费和孩子的学费。”

   我“嗯”了一声,表示理解,点头示意她继续讲下去,她说自己直到他东窗事发,被判了无期徒刑,才知道他贪污受贿了一千二百多万,还有三个情妇、二奶。她说:“他被抓,国内的房产和存款全部被冻结了,恨归恨,但我们今后怎么生活呢?这才是我立即想到的问题”她说,这时她才突然想起来,他在美国国民银行开过一个保险箱。他每次来美国,都会去国民银行处理有关保险箱的业务。保险箱的钥匙就留在她手里,但他每次都严肃地交代,没有他的同意,绝对不许去打开保险箱。

   我“哦”了一声,一下子就来了精神,我挪动了一下屁股,心里想,她丈夫五年前就被判了无期,那么,她显然早就打开了那个保险箱,里面会是什么呢?难道我的机会来了?

   我的同事曾经处理过一个案子。那是一位副部级官员,被抓后,办案的中纪委同志发现他身上有一把保险箱的钥匙,追问之下才知道保险箱是美国洛杉矶美国银行的。中纪委同志不敢掉以轻心,通过相关部门安排,最后由我这位同事拿着已换成了他的头像的那位副部级官员的护照,“合法”进入银行取出了保险箱。

   好家伙,里面全是国家绝密和机密级的红头文件。经进一步审问发现,这位贪官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把国家绝密文件偷运出国,存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希望在某一天自己因贪污被抓后,手里有讨价还价的资本,至少能用绝密文件换回自己的一条命。但相关部门并不相信他,认为他有可能是在某一天发现自己已经无钱可贪后,潜逃国外,靠出卖这些绝密文件再赚最后一笔黑心钱。

   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竟然把保险箱的钥匙带在身边。结果,原本犯了罪不致死的贪污腐败罪,结果后来反而因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秘密处决了。成功处理这一危机事件的同志,包括我的那位同事都立了功,受到上级嘉奖。

   莫非,我立功的机会来了?我强忍住兴奋,假装低头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手表。果然,她注意到这个动作,急切地说,“杨先生,我知道您很忙,我马上就讲完。”

   她没有继续讲,而是向邻座的一位年轻人招了招手,那年轻人向我们走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老狐狸”竟然被一位家庭主妇给玩了,邻座被她安排了暗桩,我竟然没发现。她当然没有察觉到“老狐狸”心中的滋味,我听她说:“他出事后,我就打开了那个保险箱,保险箱是用我们两人的名字开的,有证件和钥匙就能打开。”

   “里面有什么材料?”我终于还是没有能够忍住好奇心,急切地问。她不解地看了我一眼,“材料?什么材料也没有。”我的提问显然是多余的,因为,那个帅气的年轻人过来微笑着打招呼后,已经把一个不起眼的纸质盒子从提包里取出来,放在咖啡桌上。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从保险箱里取出来的东西。

   王太太双手放在纸盒上,向我介绍这位“年轻人”,原来是她儿子,毕业才两年的医生,且因常常为华人社区免费服务而小有名气。我在当地华人媒体上看到过对他的报道。看到这位阳光、小有成就的年轻人,我怎么也无法把他和那位判终身监禁的贪腐厅长联系在一起。

   “五年前他被抓时,我就打开了保险箱,看到这些东西,”她说着,轻轻打开纸盒的盖子,我起身向里面看一眼,就立即明白了。除了一两本看上去是香港的存折外,其它的物件是江诗丹顿、劳力士钻石金表、卡地亚钻戒、珍珠项链等等,只要一眼,我就能够折算出,市场总价应该在300万美金左右。这个数字在当时还是很大的,而且是我只在香港商店橱窗里见到过的金银珠宝。即便我再训练有素,也忍不住惊形于色。

   反观这位王太太,反而显得很平静。她开口道:“他当时被指控贪污腐败的数字虽然有一千二百多万,但由于无法还回去而被判了无期。我以为他都把钱花在情妇身上。打开这个保险箱后,我才知道都放在这里。”

   她停了一下,继续说:“当时中美之间转移资金还不是太容易,每笔进来美国的钱都得有记录,他一定是利用人员进来可以随身携带自用的金银珠宝这个办法,把他贪污受贿的钱都在香港换成了这些金银珠宝,然后存放在这个保险箱里。”

   想起她手上的茧,我有些疑惑,她不是五年前就打开了这个保险箱,为什么手上还有干粗活的新茧。我换了一个方法问她,“你为什么现在拿这个箱子来找我?”

   她咳嗽了一下,示意让儿子回到原来他自己先前的那个座位上,然后开口对我说:“当时打开这个箱子,我惊呆了,由于害怕加重他的罪行,也担心牵连我们母子,我又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之后,我和儿子开始过隐姓埋名的生活,没有了他汇过来的生活费,我也开始学会打工养活我们两人。儿子从那时也开始变得懂事起来,身上的纨绔子弟味道一夜之间消失了,他努力学习,用最短的时间拿下了医学硕士学位。”

   她说,“两年后,事情平静下来,我想也许可以打开保险箱了,毕竟,里面大概有四五百万美金吧,拿出来可以改善我们母子的生活,我也不用去给杂货铺打工了。就在我打开保险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因为这些财物而失去自由的丈夫,也想起我平时看到的在美国生活的中国官员子女们,奢华无度,开名车住豪宅,却一事无成。如果我现在把这些钱拿出来,会不会不久之后,我儿子也会变成那个样子?”她告诉我,这个念头一起,她几乎当即就决定,把保险箱放回原处,不打开了。今天是她第三次取出保险箱里的东西。

   我想起了他儿子在华人社区的声誉,心中暗自承认她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工作关系,我以前也帮一些大陆领导的孩子在美国张罗一些事,我发现,这些孩子基本上都废了。有些商人和学者的孩子,虽然也有钱,可人家长大了,基本上都有一技之长。唯独这些“裸官” 的孩子,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父母是如何“空手套白狼”,轻松赚到那么多钱的,自然也不会珍惜这些钱,也不知道如何去“继承”父辈们赚钱的革命事业。久而久之,几乎个个成了比纨绔子弟还不如的东西。

   “可你现在拿出来给我看,为什么呢?”我问她。她苦笑一下说,“我们现在母子过得都不错,可他却被判了无期。这箱东西对我们真没有什么用处,还害他失去了自由。如果我儿子得到这些钱,会如何呢?”

   我“嗯”了一声,有那么几秒钟,幻想了一下这些钱可以包养多少大陆妹,超女包得到吗?还是《红楼梦》剧组的那些演员?我舔了舔舌头,强迫自己收回了邪恶的心思。这时她也切入了正题:“杨先生,我知道您神通广大,还有一些重要关系,我想请您帮忙,如果我把这个保险箱送回给国家,国家可以让我丈夫出来吗?我知道,他的身体很不好,我担心他在里面活不了几年。”

   这个故事就这样讲完了。我向一位领导做了汇报,结果被他狠狠批了一顿,他说国家缺这个保险箱里的破玩艺吗?我们国家都大国崛起了,几百万美金算得了什么?你竟然辜负党的培养,不务正业,差一点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我看你是见钱眼开!

   我被骂得找不到北,回华盛顿后也不好意思再联系王太太,只有时不时看到她儿子又有新的成绩,为华人社区做了贡献,心中暗暗高兴一阵。

   又过了五年,有一次我从香港登上飞往旧金山的飞机,竟然遇到了王太太。想起上次人家托我的事,我有些尴尬,但王太太却落落大方。她让我帮她把箱子拿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盖掀开时,我看到被丝绒缠着一个方盒子。我心中暗自惊讶,难道她把价值连城的保险箱带在身边?她看出了我的讶异,轻轻说:“这是他的骨灰盒。他得了癌症,保外就医一年后就走了。我回来带他去和儿子团聚。”

  

   不久,我就忘记王太太长得什么样子了,但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保险箱,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有几次,还进入到我的梦中,不过并不是什么黄粱美梦,因为那保险箱出现后,几乎都会一下子变换成了骨灰盒,弄得我醒来时发现自己一身冷汗。我一直想写出这个故事,却又不知道意义在哪里。后来,我对父亲讲了这个保险箱的故事。父亲听后想了好一会,才对我说,“我也给你讲一个保险箱的故事。”

   我差一点笑出来,我原本讲这个故事时,还担心父亲没有听说过什么叫“保险箱”呢,没想到,父亲也有一个关于“保险箱”的故事。更没想到的是,父亲所讲“保险箱的故事”比我碰上的那个更好听。

   父亲讲的是两位和他同龄的老年夫妇的故事。当然,回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们可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男的出生于一个拥有四十亩地的较富裕的农家,女的是贫苦雇农的女儿。两人相爱,发誓要天长地久。

   但那时要天长地久可不是太容易。日本铁蹄横踏中国,随后又三年更加残忍的内战。在日本侵略者侵入他们村子时,男孩子用床单裹起家里仅存的三根金条,缠在腰间,牵着姑娘逃难去了。那一夜他们以为会被追上杀死,或者被流弹击中再也起不来。他们跑啊跑啊……

   他们就是在逃难途中结婚的,当然那时没有什么结婚证,1949年后新政府成立后,补办了一个。结婚时相当简陋,新娘曾问起三根金条,要不要切出半条办婚事呢?新郎说,今后日子还长呢,我们不摆排场。新娘很赞成,于是成了他的妻子。

   没有想到的是,今后太久的日子里,也始终无法拿出那三根金条。1949年10月1日后,打土豪、分家财,土地革命,反右、大跃进、文革……一个接一个,别说把三根金条拿出来卖钱,就是被人知道你有三根金条,恐怕都难逃一劫。

   妻子一开始还不理解,在丈夫的反复劝说下,以及看到村里和公社的有钱人都被打趴下,甚至被枪毙、活埋,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她支持丈夫把金条深深埋进三米深的地下,这样,就是日本鬼子再进村,用探雷器也找不到的。埋之前,他们家已经揭不开锅了,她对丈夫说,她想看一眼那三根金条,结果被丈夫数落了一顿。隔墙有耳啊,丈夫说,现在知道这三根金条的,只有我们两人,今后再看吧,来日方长,我们不是要天长地久?

就这样,她亲眼看到丈夫忙了一晚上,把用旧床单缠得紧紧的三根金条深深埋进床下三米深的地方。但即便有三米,即便差一点在大跃进中饿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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