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阮炜:民主对于大国意味着什么?

   2008年8月金融危机爆发,世界开始了剧烈震动。然而在这场突入其来的危机面前,西方各国政党与政党之间依然争斗不息,国会与总统总理之间依然扯皮不断,竟拿不出像样的对策来。恰成对照的是,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不仅使中国经济大体上避开了危机的拖累,对病重缺氧的世界经济也不啻是输入了新鲜氧气。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民主似乎不合时宜了。先前并非响亮的中国模式论声音,现在一下子提高了许多个分贝。先前某些民主的铁杆拥趸,现在竟然以鄙夷民主、不屑于民主争相标榜。问题是:民主真的过时了吗?如果民主真过时了,所谓中国模式是否可以用作民主的替代品?事实表明,即便某些人鼓吹中国模式,但还不至于公然宣称民主过时,民主有害。他们甚至认为,我国的现行做法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比西方民主还有效,换句话说,中国不仅已经民主了,而且比西方更民主;中国的民主甚至比西方民主更优越。可见,连中国模式论者也并不否定民主本身,而只是认为西方民主不再万灵,对中国不再适用,虽然他们一时还说不出中国的民主到底应该如何,更说不出民主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民主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并非不言而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是何种意义上的大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云云不能有效地说明中国是一个大国,尤其不能说明是何种意义上的大国。中国显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像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或东亚的韩国或日本那样,而是一个超大的文明国家,或者说是一个装扮成国家的文明。这也是规模意义上的中国。

   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历史上中国规模之大表现多个方面:它有着夏商以来无与伦比的历史连续性;它用汉字和汉文化将广袤土地上的数十个民族联合统一在一起,且影响遍及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在隋唐时代,它便开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科举制,而科举制是一种不看出身看才干的选拔和使用人才的制度,在历史发挥了重要的选贤举能之社会政治功能,与同时期其他国家壁垒森严的世袭等级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修建了以长城为代表的无数防御性城墙,以及以大运河为代表的无数运河沟渠,数量之大,其他国家的人们难以想象;在科举制的基础上,它开出了前现代条件下堪称“现代”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庞大、复杂而有效的科层制管理结构;[i]它开出并长时期维系了一种中国为中心的和平的东亚国际秩序,即“东亚朝贡贸易体系”;它还有无数科技发明,其中火药、印刷术、造纸术对人类文明的整体走势产生了关键的影响。以此故,在中国人自己心目中,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并不是一个通常所谓的“国家”,而无可置疑地是“上邦”、“天朝”,甚至就是文明本身。

   现代中国同样具有超大的规模。除了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域,还拥有比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人口加在一起还要多的13.5亿人口 — 13.5亿聪明勤劳、锐意进取、极富产力的人口。目前,中国虽然还不是美英法德日那样的发达国家,但从有关数据看,其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便已达到5.88万亿,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ii] 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519322亿元,即8.3627万亿美元,[iii] 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如果采用购买力平价作为衡量标准,则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早在2000年(并非2010年)就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iv] 据有关机构的最新预测,至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便会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v]即便目前我国人均GDP仍然很低,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因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本,也因城市化远未完成,我国经济仍有巨大发展潜力或上行空间,只要不发生意外,本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规模之大,还不仅只表现以上各方面。文明史上一个最令人惊讶的现象是,各大文明中虽然都出现过大帝国,如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但往往享祚仅两三百年便四分五裂,一蹶不振,[1] 唯独前现代中国是个例外。自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始,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全世界唯独中国大地出现了一幅王朝更替、绵延不绝的历史景象。王朝更替循环意味着政治统一 — 一个巨大地域范围内和一超大共同体中的高度政治统一。考虑到即使在分裂时期,汉族或非汉族局部政权也拥有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甚至超过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统一政权,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统一现象就更令人惊叹了(参“附录一:不能机械地理解政治统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仅有着无与伦比的政治统一史和王朝更替纪录,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就在一个巨大的空间内将亿万人口从文化上统一起来而言,其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最好的。换句话说,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政治统一的时间最长,而且政治统一下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也无出其右。

   然而大并非必然强,更非意味着国家会永远强盛而不会遭受挫折。较之工业化如火如荼的欧美各国,18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经历一个迅速衰落的过程。1840年至1901年,在西方和日本的挑战下,大而不强的中国经受了诸多屈辱,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败、庚子事变、军阀混战。否极泰来,从辛亥革命尤其是全民抗战起,开始了文明复兴的过程。抗战胜利以后,经过三年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迎来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此摆脱了被列强欺凌、宰割的命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49年-1979年期间,在外部势力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下,中国长期处于一种近乎战时共产主义的准战争状态,实施了一种政治和经济权力非常集中的国家战略,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完成了土地改革,修建了大量农田水利设施,建立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建立了完整的初等和高等教育体系,在人均收入仍然低下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农村医疗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经济起飞和政治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这一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的过程中,在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中,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严重滞后。为此,我们付出了反右、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革等沉重代价。至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连续三十几年宽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下,全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潜力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至上世纪末已实现工业化,综合国力得到了飞跃的提升,取得了公认的巨大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许和钦佩。与此同时,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诉求前所未有地高涨,国际社会也因此对我国的民主进程和国家形象有了全新的期待。

   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是,经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诉求的高涨,将发生在一个13.5亿人口的超大国家里,而世界对中国民主的期待,也无疑是对一个13.5亿人口超大国家的民主的期待。正如我国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那样(英国工业化结束时,人口约2300万;美国工业化完成时,人口仅约7000万),我国对民主的大力推进也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试想1850年代,当民主化进入快车道时,英国人口约2100万,[vi] 仅为13.5亿的58.3分之1;1860年代,当民主化进入快车道时,美国人口约3100万,[vii] 仅为13.5亿的43.2分之1。考虑到美国实行联邦制,约3100万人口分布在几十个州,各州又有立法权,则当时民主化进程中各政治体的人口相对于中国人口来说,就更小了,甚至可以小至千分之一以下。因此,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推进民主,难度之大,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前所未有。考虑到地区与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行业与行业间利益的不平衡、阶层与阶层间分配的不平衡,而每种不平衡都将涉及巨量的人口和庞大的既得利益,民主每推进一步,都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一场伟大的试验,前面没有现成的样板可资模仿,中国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但是在权利意识高涨且迅速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当今时代,实在没有其他选择,而只能大胆而稳步地向前走,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

   超大的人口规模仅仅是困难一个方面。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不仅有多个民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而且有着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统一传统。可以说,统一意识早已刻写在民族的基因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以政治信仰、党派立场为转移的神圣信条(即便在台独杂音一度甚嚣尘上的台湾,国民党也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民进党主流也不敢公然挑战这一立场)。这又使中国迥然有异于大多数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一类亚洲国家。政治统一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固然也很重要,但作为单民族国家,国家分裂的焦虑对它们来说大体上是不存在的。有着3亿人口的美国固然也是大国,但它并不是多一个多民族大国,而是一个多族裔大国。况且美国少数族裔并非以地域、宗教和文化划界,而是与主流民族混杂在一起,与之分享共同的现代价值观和现代文化,这就与中国以地域、宗教和文化划界的少数民族大异其趣。如所周知,我国有藏独势力和疆独势力存在,台湾地区也存在一定的分离倾向,在这么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同时又有着根深蒂固统一意识的大国推进民主,在人类历史上怎么说也是前所未有。作为中国人,谁也不愿重复当年苏联的老路,一夜间民主化了,却换来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经济衰退、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先前的超级大国骤然间败落为一个二流国家。推进民主而又必须保证一个超大国家不分裂,前面没有现成的样板可供模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我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只能稳扎稳打,大胆探索,逐步推进。我们已是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除了把这场伟大实验进行到底,并无其他选择。

   上文提到的“中国模式”论固然有问题,但其登场本身便说明,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进对民主的认识,甚至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开始有了独立于西方的民主论说。

   曾几何时,我们还对民主和自由不加区分,以为民主与自由总是肩并肩、手拉手,有民主必有自由,反之亦然,但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viii] 我们意识到,在18世纪前的欧洲和美洲,“民主”是一个带有否定意味的词,[ix]“只是一种治理形式,既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阶级偏好的一个晴雨表”;[x] 然而亘古不变的是,一切握有权力者都容易滥用权力,[2]而民主正好可以对治这一人类顽疾。由于种种认知上的进步,一度被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话语在我国已很大程度去意识形态化了,相异甚至相反的政治观点不再像从前那样彼此形同水火,绝对排斥,而是已能很大程度地相互包容。(参“附录二:民主仍需去意识形态化”)

   既有民主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民主不等于分散或削弱国家权力,而刚刚相反,应起到加强国家效力的作用。适度的权力集中对于任何时代、任何政体来说都是必要的,不如此便无决策效率可言,甚至不能有效提供社会管理和国家安全等基本的公共必须品,在实施赶超战略的工业化时代时代尤其如此。从国际上看,19世纪美国和英国、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埃尔多安执政的现土耳其,都是民主政府适度集中权力以进行有效治理的事例。事实上,较之其他任何制度,未被高福利侵蚀的民主制度(详下)更能使政府有效地集中权力,更可能使国家权威和社会秩序受到应有的尊重,从而更可能实现善治,获得强大的国家能力。

同样清楚的是,过度的权力集中,尤其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而法治又不健全时代的过度权力集中,又必然意味着继续维护乃至巩固既得利益,使既得利益集团得以继续以权力寻租、以特权致富,而不愿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如此这般,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公平公正难题要到解决,就得等到猴年马月了。这势必会给人民群众本已高涨的不满情绪火上浇油,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民的平等诉求、自由诉求和公正诉求日益强烈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使社会和国家陷入动荡和动乱的境地。换句话说,如果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已久,政治改革却依然停滞不前,公民参政依然停留在一个极为低下的水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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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8日, 1:01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