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朱雨晨:格瓦拉制造与制造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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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雨晨:格瓦拉制造与制造格瓦拉

2007-09-14 14:03

在东西方的50年的联手塑造中,切的脸逐渐清晰起来,又模糊开来。实际上这幅肖像的主角还不是格瓦拉。肉身的格瓦拉都只是一具法器,一个祭坛,上面供奉着一切20世纪最完美的精神元素:爱、反抗压迫、平等、解放、自由……

四十年来,关于切·格瓦拉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但问题几乎停留在原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无休止的争论中,那张脸反而模糊起来了。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起点去,去看那张脸,从不同角度。

在卡斯特罗的左边

起初,切·格瓦拉是一支政治火箭,和卡斯特罗一起升空。和当时他们的对手,古巴独裁者巴斯蒂亚相比,他们实在明亮得耀眼。

1957年初,仅仅从墨西哥偷渡回古巴后一个月,还没在马埃特腊山区站稳脚跟,卡斯特罗已经开始积极联系美国媒体的采访。2月,《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深入山区后发表报道,证明卡斯特罗还活着,古巴的反抗运动仍在继续。一系列文章把巴蒂斯塔在道义上打入死角,因为他一直宣称卡斯特罗早已被打死。

此后两年,去采访卡斯特罗,而且是到巴蒂斯塔的军队都无法控制的深山里去,成了南北美洲(尤其是美国)媒体间的一项极限运动比赛。其效果和当年斯诺发表《西行漫记》极为相似。1958年,格瓦拉的名字也出现在了《纽约时报》上。不过在60年代之前,格瓦拉只是卡斯特罗麾下的第一小提琴手。而卡斯特罗才是指挥,一举一动都伴有镁光灯的闪烁。

格瓦拉的独奏开始于1960年,这一年次上了《时代》周刊(Time)的封面,一张亦正亦邪似笑非笑的肖像,背后是缩小数倍的赫鲁晓夫和毛泽东,融入在一片血红底色中。虽然这一期《时代》标题为《卡斯特罗的大脑》,格瓦拉的个人形象已经丰满起来,后来闻名全球的三样东西都有了:贝雷帽、绿军装和络腮胡子。

此时革命已经胜利,“猪湾入侵”还没有发生。前一年卡斯特罗以古巴总理身份访美时,还强调不会没收私人财产,甚至重申了反共的立场。这会他也还没有宣布自己“早就是共产主义者”,只坚持说进行的是“左翼民族主义革命”。不过很明显,卡斯特罗正在向左。而在他的左边,是格瓦拉,这会已经是古巴银行行长,正在主持古巴的土地改革,将企业收归国有(主要是美国企业)。

《时代》这样形容古巴三巨头:33岁的卡斯特罗是“灵魂和心脏”;其弟,29岁的劳尔·卡斯特罗是“拳头”,握住“革命的短剑”(指劳尔已经取代格瓦拉成为最高军事长官);而32岁的格瓦拉是“大脑”,其职责是——“促进古巴走向极左,远离他仇恨的美国,并和苏联结盟”。

后来发展果然不出所料。直到格瓦拉出走,古巴的每一次“左满舵”,基本都是顺着他的号子进行:国有化、转向社会主义、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输出革命……一直到格瓦拉死后,他早年提出的“新人”概念也被卡斯特罗当作社会建设的首要目标。

什么是新人?格瓦拉的定义为:“这样的人是革命机器上的‘有觉悟的、幸福的齿轮’”——是不是想到了“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20世纪中叶前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革命成功后就开始了革命者对人性的改造。和中国一样,古巴也发动了历次运动,目标直指人性改造。这种“巧合”,应该不是偶然的。尤其是 1969年的“革命攻势”,和“大跃进”颇为相似。这一次卡斯特罗甚至用破釜沉舟的语气说:“如果我们是因为相信人能变得更好而失败的话,那就让我们失败好了,但我们永不放弃对人的这种信念。”

说回来,塑造“新人”理想的始作俑者,是格瓦拉。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古巴在格瓦拉走后,实行的是“没有格瓦拉的格瓦拉主义”。

“因此,格瓦拉是最迷人的,也是最危险的一个。”1960年,《时代》这样总结道。最迷人自不待言,但这个“最危险”,含有另一层涵义,就是比卡斯特罗更仇恨美国。按照格瓦拉的话来说,那叫“扬基帝国主义”(Yankee Imperialism)。为弄懂这个“最危险的”为什么如此仇恨美国,《时代周刊》花了不小的成本跨国采访,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到格瓦拉的父母和小时候的玩伴。答案渐渐清晰。

格瓦拉的仇美,受家庭影响不小。其父藏书3000多册,多为左倾的社会学和历史,是格瓦拉世界观之源。其后父母分居,格瓦拉随母亲,政治光谱从“客厅论政的粉红”转到“莫斯科红”。

还有一切反美愤怒青年共通的经历:格瓦拉曾在酒吧遭遇美国水手调戏阿根廷女孩,年轻而瘦弱的他愤然动手。虽然身体条件相差悬殊,格瓦拉却苦战到底——最终酒吧里众人都被发动起来,一起将美国佬赶走。

1953年,格瓦拉为躲避庇隆的兵役流亡国外,直到危地马拉。这里是整个拉美左翼流亡者的乐园。格瓦拉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第一任妻子,秘鲁人希尔达。她借给格瓦拉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革命书籍。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流亡者发动政变,推翻了中立但进行了土地改革和没收美资公司的危地马拉政府——手法和几年后的“猪湾入侵”如出一辙。

至此,一个极端反美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出炉。截至1960年,卡斯特罗到过美国两次,第一次是度蜜月,居然动了念头想留在纽约读大学;第二次是作为革命后新政府总理。而格瓦拉只去过美国一次,是1952年游历南美后偷渡到迈阿密,最后被美国移民局遣返。

离开危地马拉,格瓦拉和希尔达流亡到了墨西哥城。按照《时代》的记载中,是希尔达把卡斯特罗兄弟介绍给了格瓦拉,劳尔还是俩人婚礼上的伴郎。1960年时格瓦拉正大红大紫,希尔达谈起当年事却已颇为凄凉:“这两个家伙除了革命什么都不谈。为了古巴革命,我把丈夫给输了。”

后来就是格瓦拉参加古巴革命直至胜利了。

值得注意的是,《时代周刊》从一开始就对革命和暴力的关系进行了诘问。1959年1月革命胜利之初,卡斯特罗第一次成为封面人物时,《时代》的报道主体,就是革命的报复性杀戮,并称之为:“那些为了旧式理想——民主、公正和诚实的政府——而刚刚赢得这场社会革命的人们,已经捡起了他们推翻了的,独裁者的傲慢工具。”

说回格瓦拉,1960年的《时代》封面,是他在西方媒体聚焦中的第一幅肖像,应该说以描写为多,基本没有判断。虽然在材料的选用中,记者的判断和好恶难以避免,不过这幅肖像已经准确地描述了格瓦拉怎么一路走来成为“切”,和革命刚成功时的切。直至今日,用这篇报道对比各类格瓦拉传记,其事实部分的准确性仍然不容置疑——很多出处含糊的传记中,有关切早年的描述明显就是摘自它。

倒是1960年就记录在案的一些问题,被后来不少传记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比如,切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废除金钱的社会,那身为国家银行行长,他是不是个合适的银行家呢?其父对《时代》说,当知道切成了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时,他是全天下最惊愕的人,“因为格瓦拉家族从来没人能做生意挣钱。”

那些年古巴忙着和美国佬掰腕子,经济表现并不好。虽然后文中《时代》说切已经能很像样的操着各种术语谈银行问题,但他的银行家生涯(还有一年以后兼任工业部长)是否成功,还是一个悬念,至今还没有解开。笔者手头有一本没有注解的《格瓦拉传》,封面上赫然印着:“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金融家、经济学家。”内中煌煌八百多页,没有一个字谈及金融家和经济学。

丛林烈士

至1967年格瓦拉战死于玻利维亚的丛林,《时代》七年前为他刻画的肖像上,只多了三种色彩:反苏、神秘和壮丽。

格瓦拉是古巴革命胜利后,最早推动与苏联军事结盟的人。几年后发表演讲几乎公开批评苏联的也是他。这一路走来,内政外交背景错综复杂,但可以找到清晰的一条脉络,还是格瓦拉的“左”。

60年代共产主义阵营中,古巴在苏联的左侧,而格瓦拉还处在古巴的最左侧,其与苏联的距离也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最后关头,赫鲁晓夫偷偷和肯尼迪达成协议,而古巴人是在广播里才知道了苏联撤走导弹的决定,“梁子”就结大了。

格瓦拉是其中最愤慨的一个。后来每提起此事格瓦拉都愤恨不已,说按钮如果在古巴人手里的话,导弹早就打过去了。据说几个月后和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的会谈时,格瓦拉不动声色地抽出手枪递给翻译说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

而掌控古巴全局的卡斯特罗,相比格瓦拉则持重得多。一年前美国中情局策划了拙劣的“猪湾入侵”,把卡斯特罗逼进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宣布古巴“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此时他也没有太多选择余地。至1963年卡斯特罗访苏归来,进而宣告:“苏联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

那边厢切的脸色肯定不好看。此时的中苏论战正酣,而格瓦拉是毛泽东的小学生。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从此渐行渐远,直至1965年格瓦拉出走。

格瓦拉出走古巴之前,和卡斯特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节点不仅当时就是世界之谜,40年后仍然神秘重重。这种神秘感大概也只有在古巴才能制造出来,海那边的美国政客,就是连发烧打个喷嚏都要顾忌着政敌捕风捉影,争相向新闻界披露,哪里敢像格瓦拉一样长达几个月不见踪迹?

在冷战对峙中,格瓦拉可谓独树一帜:反美又批苏,坚定不移革命到底的气概,过硬的游击战履历,还是个神秘性感的美男子,而且私生活方面毫无道德瑕疵。距离一个完美的结局,格瓦拉就差一死了。

格瓦拉也死得漂亮。堂堂一个国家领导人,为了理想放下一切,重回烟瘴之地打游击,最后马革裹尸。无怪乎1967年的《时代》再次报道格瓦拉之死时,标题煽情无比——《一个传奇的终结》。

这篇报道扎实得足以列入新闻教科书。它发表于10月20日,距离格瓦拉之死仅两周,而玻利维亚军方坚持称格瓦拉在战斗中身亡。《时代》报道详细记录了格瓦拉在最后一战中左侧大腿中枪,另一颗子弹将其手中的半自动卡宾枪磕飞。然而格瓦拉的尸体上,却有枪伤7处,其中致命的一枪击中心脏。尸检结果是,格瓦拉死于战斗之后24小时。也就是说,格瓦拉是被俘之后处死的——事实上玻利维亚还是个废除死刑的国家。

用今天确定的史实来对比,《一个传奇的终结》仅有一处失误,以为格瓦拉的尸体被火化了。而事实上是被埋葬了30年,直至1997年又得见天日。

虽然格瓦拉被册封为“传奇”,《时代》对于他运用何种手段达到目的,也没有停止追问。而这一点对于革命清教徒来说,是从来不成问题的。报道中写道,游击队在玻利维亚发动不了农民,也因此无法得到当地人的协助。格瓦拉不得不以招工的名义从街上招募新兵,然后胁迫他们为自己作战。

《时代》的一句评价是:“和卡斯特罗不一样,格瓦拉显得冷酷也更注重实际。同一个切,可以平静地下令将违纪同志斩首,然后去参加篝火晚会,带领大家讨论马列经典,并大段背诵马克思主义诗篇。”

《时代》在60年代为格瓦拉作了两幅肖像,其间相差不大,构成了流传至今的,格瓦拉的基本面貌,也是当时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典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玻利维亚一战,不仅是一个传奇的终结,竟是另一个传奇的开始。

下一个传奇的主角,也叫“切·格瓦拉”。

“我们时代的完人”

切战死玻利维亚以前,他的另一幅肖像已开始流传。画师不是别人,乃是大名鼎鼎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肖像名为“我们时代的完人”(the most complete human being of our time)。此语出自1960年,萨特做客革命后的新古巴,写下长篇格瓦拉访问记。以严谨而著称的哲学家都这么说,不由得你不信。

问题是,萨特一生在论及现实政治,恰恰和“严谨”二字最不沾边,倒不如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曾有名言:“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为此不惜说出一大堆让后世知识分子都替他脸红的话,诸如:“苏联人民不是不可以自由出国旅行,而是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美丽的国家。”

“古巴梦”正酣时,萨特被卡斯特罗完全征服,竟然宣称卡斯特罗式的“直接民主”(萨特是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少数人之一),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虽然他指出这场年轻人的革命在很多方面是孩子气的、不成熟的,但他又强调这是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的。

什么是“直接民主”呢?是指卡斯特罗独创的方式,在数十万人的群众集会上通过扩音器和群众问答,用群众的欢呼声显示其政策受到支持,并直接通过予以实行。这种方式,大概也只有创下演讲48小时记录的卡斯特罗才能运用自如了。

和上文提起的,卡斯特罗对改造人性的悲壮宣言颇为相似,萨特对古巴革命也怀有类似的悲壮激情:“卡斯特罗就是整个古巴岛,因为他没有为自己占有一寸土地。古巴人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

到底是古巴革命更需要萨特,还是萨特更需要古巴革命?

同样的问题是,到底是格瓦拉更需要萨特的评价,还是萨特更需要那个——“我们时代的完人”?

几年后,卡斯特罗对外宣布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扑灭“布拉格之春”。萨特等与其彻底决裂。已经完美死去的格瓦拉,就成了最后一座灯塔。福柯赞美道:“当我们要表达,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怎样的人们时,我们可以革命家的精神,热烈地说出,就是要他们成为像切一样的人。”

据说一位法国女记者见到格瓦拉突然高叫起来:“天啊!切·格瓦拉!你多么像一首诗啊!不仅整个拉丁美洲的少女会为你倾倒,整个法国的少女也会为你倾倒的。你真是上帝造出来的最美妙的诗行!”

至于这声尖叫是出自雌激素还是大脑,就请读者自行判断了。

总而言之,这幅肖像的特点,是灿烂得无法形容的“完美”——基本可以说,在这幅画像中,格瓦拉不再是人,而是耶稣转世。

问题在于,神是不会有缺点的;但格瓦拉作为人,经不起每一寸肌肤,每一秒钟经历都放在放大镜下灼烧。此中矛盾,被知识分子以抽象化的方式解决:我们纪念的不是格瓦拉这个人,而是他的精神,他那无私的爱。也就是说,这幅肖像的主角还不是格瓦拉。肉身的格瓦拉都只是一具法器,一个祭坛,上面供奉着一切20世纪最完美的精神元素:爱、反抗压迫、平等、解放、自由……

其结果,就不是一幅格瓦拉的肖像了,而是沿袭至今的,一大串被概念化了的格瓦拉,关键看你想从里面抽象出什么来。如果你反抗美帝,格瓦拉大概是头号反美标兵;如果你崇尚自由,没问题,格瓦拉追求的就是个性解放;如果你要求毒品交易合法——和格瓦拉似乎有点远,但也搭得上茬,他那一头长发有那么点意思……总而言之,格瓦拉可以用来代表对一切现存秩序不满的情绪。至于他所追求的目标,他要塑造的“新人”,都已经被“抽象”掉了。

这种抽象派加印象派的画法,集大成者是1968年。格瓦拉死得恰到好处,堪堪赶上了1968年。那是20世纪一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井喷。

现在去看1968年,法国的大学生们举着格瓦拉的头像要的是什么?——说起来都让人不好意思——“要做爱,不要作战” !要自由进入异性宿舍的权利!——这些难道是格瓦拉追求的?

那年和格瓦拉沾得上点边的,大概只有全世界学生反抗越南战争了。但正好相反,学生要求的是和平,是美国佬滚出越南;格瓦拉战死玻利维亚,要的是在全世界开辟多个越南,把扬基帝国主义拖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68年5月3日,巴黎拉丁区的学生在格瓦拉的旗帜下,开始和警察巷战;而就在当天,这座城市被选定为越南战争和平谈判的地点——你们到底要什么啊?

当年《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进山采访卡斯特罗,并把他们塑造成民主斗士。几年后古巴倒向苏联,马修斯因此被美国右翼媒体围攻。马氏最后的辩解即以格瓦拉为例,说:“他本性就是一个反叛者,反对任何社会、国家、教会和现成制度的每一方面。因此从来也没有必要用共产主义去解释其思想和行动。”

1968年,一个格瓦拉倒下了,千万个格瓦拉站起来了。

20世纪最著名的肖像

激情的六十年代终会退潮,格瓦拉大潮却刚刚开始。左翼文艺继续敲骨吸髓地挖掘“我们时代的完人”。切死后不到一年,他的著作,或他的传记就出版了6本。1968年就有电影《El che Guevara》杀青,第二年又是一部《Che!》,都是他的电影传记。此后几十年,与他有关的书籍、歌曲甚至是舞台剧,层出不穷。

大致说来,过去四十年中共有三次“格瓦拉文艺浪潮”。第一次是1968年的余火,第二次是1997年格瓦拉之死三十周年,而且其遗骸被发现后归葬古巴,第三次由2004年的电影《摩托车日记》(the Motorcycle Diaries)开始,至今余波未平。

这些是文化层面上的“格瓦拉热”。在亚文化层面,如T恤、打火机、钥匙链和纹身上,四十年来格瓦拉更是长盛不衰,火爆无比。

要命的问题是,这一轮大潮的主角,到底是格瓦拉,还是那张照片?

据说这是20世纪最著名的一张肖像,摄于1960年3月5日。摄影师科达(Alberto Korda)本来没把它当回事,在墙上挂了整整七年没有发表,一直到格瓦拉死后,才作为其遗著的宣传画公之于众。不想这张照片居然风行全球,成了格瓦拉的符号。

说它“风行全球”,其实是有些夸张。除了古巴,这个符号化了的格瓦拉,只能存在于他生前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市场经济之中。在中国,格瓦拉的风行也是改革开放之后。而现在南街村和华西村,还是看不到格瓦拉的。其实这也难怪,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有自己的“红太阳”或“主体思想”,当然是精神空虚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寄生虫们需要格瓦拉去拯救了。

如此著名的一张肖像,全世界都在免费使用,只引起过一场版权官司。那是2000年,摄影师科达起诉一家伏特加酒厂,告他们非法使用格瓦拉的头像做广告宣传。科达说自己从来不要求版权,并欢迎大家使用,因为格瓦拉的头像传播到哪里,就说明他的思想传播到哪里。“但我不能同意他的头像被用于酒精之类的商品中,任何这类行为都是对切声誉的玷污。”老摄影师说。后来这个案子以庭外调解告终,科达得到了5万美元的赔偿,并全部捐献给了古巴的医疗系统。事毕,科达认为:“如果切还活着,他也一定会做同样的事。”

其实未必。1967年卡斯特罗就宣布不再承认国际版权规则,古巴放弃版权要求;另一方面,如果被酒精做广告是玷污格瓦拉,那英国名模伊丽莎白·荷莉(Elizabeth Hurley)拿着一个绣有格瓦拉头像的,价值4500美元的LV手袋招摇过市,不算玷污?另一位名模穿着有切头像的比基尼走猫步,是传播格瓦拉思想?

倒真是不妨看看格瓦拉思想的传播情况。

1997年年,又一部传记《切·格瓦拉,一个革命者的一生》发表,作者安得生回忆签名售书的盛况说:“简直是卖疯了,而且就因为橱窗里贴着的那张照片。很多年轻人连格瓦拉的名字都读错,不少人还拼不出来。他们就知道那个人‘cool’。”

2004年,相同的情况再次出现,小说《爱着切》(Loving Che)又一次引爆销售狂潮,作者安娜梅内德斯的评价也颇有不悦:“人们只是对那张照片着迷,而不是那个人。”

总之,照片上的切·格瓦拉成了一个商标,成了年轻人的硬通货。使用这个商标,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甚至连情绪都算不上,只是一种表达的模仿——至于照片背后的人是谁,有怎样的理想,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已经离题千里。

最痛苦的莫过于媒体。从理论上讲,媒体理应该保持被动和中立的态度,去应对世间新事物。当年镜头中的烈士,早已盖棺定论。但那个照片上的格瓦拉却是另一回事,而且成为新的焦点,逼着媒体跟进报道。前后不同的格瓦拉纠缠在一起,哪里还有真实可言?况且你要谁的真实?是格瓦拉的真实,还是那个商标的真实?

于是乎,1967年格瓦拉战死丛林后,有关格瓦拉的报道反而越来越多,距离革命者格瓦拉却越来越远。走笔至此,笔者查询了《纽约时报》中1981年以来有关格瓦拉的报道,共735篇。其中分类排名第一的,居然是“艺术”,达到305篇。

1999年,《时代》将格瓦拉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洋洋数千字,作者似乎也没搞清入选的到底是哪个格瓦拉。慷慨就义的革命者,只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作者不得不感慨:那个袭击敌人的游击队员格瓦拉已远去,那个充满对生命的爱的格瓦拉已远去,甚至那个略显阴暗的,可以不加审判就签名处决犯人的格瓦拉也已远去。

留下的是一个格瓦拉悖论。笔者曾经见过那张肖像,和马、恩、列、斯、毛的头像并排挂在墙上,表达一种信仰;笔者也见过格瓦拉和麦当娜、泰森、马拉多纳、科尔尼科娃并肩站在墙上,同样很协调。但是你把格瓦拉拿走,把那两组人放在一起试试?

《时代》也不得不自问:“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百人之一,格瓦拉已经变形为一个造反的符号,而且不再危险。也许,这是他入选的原因?”

二十一世纪的格瓦拉

二十一世纪,格瓦拉的面目再一次被抽象,这是2004年的著名电影《摩托车日记》(The Motorcycle Diaries),引发了新一轮“格瓦拉热”,至今余温未歇。

“这部电影和‘切’无关,描写的是那个成为‘切’以前的格瓦拉。”导演萨拉斯如是说。它讲述了1952年,大学生格瓦拉和好友格兰纳多开摩托车游历南美的传奇。

吉他声中。格瓦拉登场,竟是一个青涩腼腆的小白脸,轻轻道:

计划:4个月走8000英里。

目标:去发掘一个我们只在书本中知道的大陆。

方法:随机而定。

装备:一辆1939年产的摩托车。

吉他声继续。格兰纳多指着咖啡馆里打瞌睡的耄耋老人问格瓦拉,这是你想要的将来?

吉他声继续。送别时,慈母担忧的脸,父亲偷偷说:“我一直想做你将要做的事。”

吉他声继续,格瓦拉给母亲写信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我们身后,同时在我们身后的是可怜的生活,乏味的讲课、作业和考试。 我们面前的是整个拉美大陆。”

笔者观感是,一部《在路上》加《三毛流浪记》。前者指其生活方式,后者指的是格瓦拉一路看到的人间不平,如矿工、穷人、无权受教育的印第安人和被征地的共产党员,是他们引领格瓦拉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切”。

可在现实世界,剩下的只有前者——《摩托车日记》的社会效应,是促进了旅游业。各大报刊都有广告:“‘格瓦拉路线’有以下数种玩法……”

这哪里还有一点革命者的影子呢?

原载《先锋·国家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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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6日, 9:31 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