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中国在世界的中心，还是边缘？

作者：信力建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有云“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很生动地写出了历史上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在世界地位上的两种看法：“中心”与“边沿”——因为是“中心”，天朝上国，无所不有，所以可以采取“闭关主义”；因为是“边沿”，就只能向真正的中心上贡，所以是“送去主义”。而这两种看法的分界线就在于1840年“给枪炮打破了大门”的鸦片战争。

先看看“中心”论时代。中国古代社会是等级制社会，这种等级制不仅体现在从国王到大臣的等级序列中，体现在家庭长幼尊卑的序列中，还体现在居于统治地位的华夏和其它民族“四夷”的关系中。早在尧舜时期，就有域外部落首领前来朝贡。商代的王都所在地为王畿，王都以外的居住区叫鄙。在商王朝控制的区域内，分布着许多邑，邑是商代社会的基层组织。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实行一种外服制，即侯、甸、男、卫四服，是地方向中央必须履行的几种服役制度，既是一种地方行政区划，又是一种经济剥削关系。商王朝还把其统治地区分为畿内和畿外两大部分。畿内是商王室直接统治的地区，畿外是众多方国分布的地区。畿服理论源自周代和秦汉时期诸如《尚书·酒诰》、《国语·周语上》、《尚书·禹贡》和《周礼》等几种文献中。它们由简至繁，内容也不断充实发展。大体而言，畿服理论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按照地理距离的远近安排中心与周边地区的亲疏关系，其中在《周语》和《禹贡》中存在五种中心与周边的关系，而《周礼》中存在七种或九种这种关系；二是按照这种地理距离的远近体现出的亲疏关系来确定周边对中心的义务。这种义务以贡期和贡物的不同由内向外递减。以《周礼·秋官·大行人》中的记载为例，依照侯、甸、男、采、卫、要六服的顺序，贡期分别为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四年一次、五年一次和六年一次；贡物分别为祀物、嬉物、器物、服物、财物和货物。

中国人这种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中心心态在明朝达到了高峰，明朝是中国朝贡制度的鼎盛时期，来华朝贡的国家数量之多，朝贡的规模之大，手续之缜密，组织管理之完善，皆为历朝所不及。据《明会典》、《外夷朝贡考》、《明史》、《明实录》等记载，明朝时的朝贡国家共有100多个。当然，在数量众多的朝贡国中，偶有一两次朝贡纪录的国家不在少数；名为国家，而实为一城一地者数量众多；同时，受华夏中心意识的支配，把一切对外关系一概视为具有君臣主从关系特征的朝贡关系。从实际情况看，从朝贡次数、周期长短、及其与明朝的关系的疏密而论，明朝的主要朝贡国有朝鲜、琉球(今日本冲绳)、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暹罗(今泰国)、日本、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苏门答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真腊(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部分地区)、渤泥(亦作淳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和文莱一带)、撒马儿罕(今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等十几个国家。

所以会有这样的心态，两个原因：首先是在明朝及其之前，中国文明的确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有此实力，自然难免居高临下；其次，则是因为自然和社会经济的限制，东西方文明没有有效展开对话，中国人不知道除华夏文明外，还有同样灿烂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所以，当时中国人的中心感，也算是师出有名。

清朝延续了这种中心意识。17世纪晚期，台湾收归版图，清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重新开海贸易。但是它的对外政策仍以“朝贡”模式为指导原则。在政治上，它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其他国家为“朝贡”国，按“朝贡”仪式处理一切国与国的关系。在经济上，它力求将对外贸易纳入“朝贡”贸易的范围之内，在时间、地点、次数上都加以严格的限制。这种中心心态，在1792年英国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由．派马夏尔尼使团前往中国时有典型的表现：英方致中国中央政府的信函中说，英国国王为了“与中国皇帝发生友谊，并增进两国之邦交，扩充两国人民之商业”，决定派遣马戛尔尼使团采华。使团携带有英国国王赠送给中国皇帝的许多精美礼物，以表达英圆圆王的真诚心意，从而“发扬两国之利益，建立两国水久之协和”。很显然，英国这次派使节来，就是为了开辟中国市场，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制。可在当时的中国皇帝乾隆看来，这却是天边的蕞尔小国在向中心的天朝大国输诚乞纳，因此在致英国国王的回信中他这么写到：“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赉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批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赉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徙，推恩加礼。以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筳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德普沾恩惠，一视同仁。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中心意识，可谓十足。

事实上，17、18世纪，欧洲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经济腾飞，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不断加快，到处建立殖民统治。人类历史进入了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进入了经济国际化日益明显的时代。要说中心，这“日不落帝国”才是真正的世界中心。果然，1840年，闭关自守，拒绝变革的中国终于抵挡不住英国的军舰大炮，被迫打开了大门。英国人用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大国的迷梦，强行将中国纳入现代国际秩序中。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从一开始就是强权的产物，它起源于欧洲各国间的互相征伐，继而又挟炮舰之威传布全球，对于中国人而言，这种秩序是被动接受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使中国威风扫地，雄视东方的大国，败于泰西蕞尔小国，现在回顾历史，这确实是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一下从中心变为了边沿。

这种讨好他人“送去主义”的边沿心态，在1900年的“庚子事件”中有集中体现。当时，当政者慈禧因为怀疑西方洋人要她归政光绪，于是煽动义和团与洋人死磕。结果是数十万义和团和正规军攻打只有四百洋兵把守的东交民巷和四十一条枪的西什库教堂，整整六十五天不下。这时，八国联军从天津大沽登岸，一路击溃十数倍于它的手持最新式洋枪的清军和义和团，攻入北京。慈禧挟着光绪仓皇出逃。八国联军在北京和保定等地大抢数日，杀义和团无数。逃到西安的慈禧这时乞求李鸿章出面，解决局面。李鸿章抱老病垂死之躯，与洋人勉为周旋。联军拟出处死当初极力主张灭洋的朝廷大员的名单和赔偿银两四亿五千万两（列强们说，中国人均一两，以示侮辱。这笔款额可建一百六十支位于世界第六的北洋海军）。慈禧一看没有”还政于光绪”的条件，大喜，于是一一痛快答应，还说出了那句让边沿味十足的名人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这种边沿心态，其具体表现是：要么怨妇——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我们冤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比窦娥还冤。总是在哭，总是在闹。不仅哭闹，还时不时要掀起衣襟给人看：我这伤疤就是当初你弄的。要么泼妇——凡事讲打。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如果当时的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那外国人根本进不来，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要么情妇——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尤其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如果这些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就觉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给被殖民国家带来文明，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和奴役。这种心态，其实有点变态。而无论哪种表现，其边沿性，欲尽入中心或讨好中心的意愿，都是一目了然的。

事实上，无论“中心”心态（“我是老大，你们都该来朝拜我，服从我”），还是“边沿”心态（“您是老大，我服从您，服务您，当然心中怨恨您”），都没有把自己和其他国家的人放在一个平面上。也就是说缺乏一种平等的，多元的，共生和谐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现代人观念。如果我们真正认为世界是多元的，中国不过是世界诸多国家中的一员，中国人也不过是人类之一平等分子，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发展，也就不会有谁是中心，谁是边沿，谁该向谁进贡的问题了。

而如果采用这种人人平等，无所谓中心无所谓边沿的眼光看自己看他人，那我们就必须接受人类的普世价值。一个人的行为由他的观念来决定，君子有君子的行为，小人有小人的方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国家如何对待他国，说到底是这个国家民族的价值观决定的，特别是这个国家的掌权者的价值观决定是，因为是他们在左右国家的事物。如果人人平等的，无所谓中心边沿的观念起作用，那么必定会接受民主，崇尚尊重他人的、普选产生代表民众意识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基本也能做到尊重他国，建立合理的国际关系，比如欧盟的产生。如果是以中心和边沿来划分世界，就必然会产生独裁者和极权的政府（所谓独裁与集权，其核心都是以我为“中心”，他人是“边沿”），他们连本国国民都虐待，何况他国呢？比如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要之，普世价值之所以为普世价值，就在于它体现了人类的共同追求和共同价值所在，决不会因不同国家不同的“中心”不同国情而失去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