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刘志丹是如何陨落的

作者：信力建 

随着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日展开，一个人又从历史深处的暗流中浮出水面，进入了人们视野——这就是刘志丹。在习仲勋生前的 1993年10月4日，他专门撰文悼念了这位被他称为老大哥的陕北根据地创始人，文章包含深情地写道：“说起来，志丹同志感人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志丹同志身上学的东西很多，以后我工作很自然就用上了。我今年已80岁了，但想起来，他的教诲还很有用， 好作风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在纪念他90诞辰的时候，不忘他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的革命作风，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那么，刘志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又是如何在那个乱云飞渡危机四伏的年代被迫害并迅速陨落的呢？

刘志丹（1903—1936）：保安县（今志丹县）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后来被评为中共卓越的36位军事家之一，陕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长征后，陕北根据地是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仅剩的唯一一块苏区，正是这块根据地给北上的中共中央和各支红军队伍提供了落脚点而没有继续流亡下去。陕北红军和根据地在关键时刻为党和军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可也就在这时作为陕北根据地和创始人的刘志丹却遭到了从然鄂豫皖苏区长征来到陕北的红25军的领导人的整肃。这一迫害行动的执行者是25军参谋长兼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西北保卫局局长）的戴季英。

戴季英（1906-1997）湖北红安人。1927年6月，戴季英受党委派，回家乡发动农民运动，担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代理书记；11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1928年5月，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兼共青团黄麻县委书记。后历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鄂豫皖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4月，任红四方面军25军74师政委；1933年4月，戴季英升任红25军政委，同时兼第74师政治委员、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成为鄂豫皖根据地重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11月，红25军进行整编，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1935年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参谋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西北保卫局局长），参与和制造了“陕北肃反”。逮捕了刘志丹、高岗等红26军营以上领导干部和陕甘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给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撤销了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至于整肃的目标为什么指向刘志丹，也很简单——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是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刘志丹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才能，在长期与中央无法联系上的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开展对敌斗争，创建了陕甘根据地。在陕北地区民众中具有崇高的威望。陕北民歌《东方红》的原唱就是歌颂刘志丹同志的“太阳出来满天下，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领穷哥们闹革命，呼儿嗨哟，他带领队伍打横山。”可也就是这种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成为他被整肃的重要原因。 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戴季英率红25军于到达陕北后与当地的红26、27军整编为红15军团。刘志丹不把自己一手创建的红26军红27军视为政治资本，而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以红25军为主体的改编和降级，自己甘愿做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而外来的红25军主要领导徐海东、程子华任军团长政委。然而，此举并不足以消除对方对其“先入关者为王”的担心，25军主要领导对刘志丹还是欲除之而后快。

不妨先介绍一下红25军的来历。鄂豫皖苏区红25军1931年10月成立于安徽金寨麻埠，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第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吴焕先932年秋，主力随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1932年11月30日，奉命留守的红二十五军一部编成新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第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戴季英；第七十五师：师长周希远、政治委员高敬亭。1933年1月，红二十八军并入到红二十五军。1934年，第二次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再次并入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下辖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全军共3000余人。不久，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1934年11月，奉命开始长征1935年9月到达陕北苏区，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尤其值得一提发是，这支部队过去隶属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在积极执行张国焘的肃反滥杀中表现得很左，特别是戴季英曾经担任鄂豫皖保卫局的审讯科长，是配合张国焘肃反滥捕滥杀的主要干将之一。红军的著名将领许继慎就是他杀害的，在四方面军里可以说是血债累累。这次迫害陕北红军干部他又是一马当先不遗余力。

迫害从1935年9月下旬拉开序幕。10月1日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5人，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戴季英不但动用了酷刑，而且亲自动手。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刘志丹是在10月5日这天被捕的。当天早上，刘志丹接到命令：“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他立即刘马不停蹄地返回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进一步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因而得以亲眼看到对方“目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的密命。他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讯员：“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说完，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10月6日凌晨，刘志丹抵达瓦窑堡，很快被“请到”了政治保卫局。刘志丹对戴季英说：“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戴季英作为老牌的肃反专家，也对刘志丹竟然主动“归案”感到奇怪。接下来，当然就是给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据说，审讯期间，戴季英屡次亲自动手用皮鞭狠抽刘志丹、高岗，还把刘带着5岁女孩的妻子投入了劳改队。很快，强加给刘志丹的“罪状”下来了：一是执行“富农路线”，指土改中，刘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二是“捎山主义”，指刘坚持农村割据，主张“有击更有游”，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轻易冒险攻打大城市；三是“投降主义”，指刘在统战工作中积极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中的一些人，等等。凡被捕人员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除刘志丹外，关押在王家坪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备受煎熬，红26军领导人杨森、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黄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打。10月的西北已是秋冬之际，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员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长满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殴打。至于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更是重点逼供的对象，昼夜不停地殴打。刘当时已患有重病，被打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认刘志丹是右派，反而说：“如果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站稳脚跟尚需要借重刘志丹在陕北的威望，所以，不仅立即释放了关押中的刘志丹，还对肃反执行者戴季英予以撤职，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与此同时，却对此此肃反的真正责任人却是鼓励有加：1935年11月初，党中央率领中央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彭德怀等到陕北甘泉县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接见了徐海东和程子华。1935年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徐海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中央在陕北站稳脚跟后东渡黄河，到富裕的山西省去，在那裏招兵筹款，如有可能建立根据地，再向北去苏联卫星国外蒙古边界。东征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开始。就像长征一样，口头宣传说东征是去打日本。红军在山西招了些兵，了些财物，但不等靠近外蒙古，就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回了黄河以西。就在这场短短的征途中，刘志丹死去，年仅三十三岁。现在有人怀疑刘志丹死于谋杀的。刘志丹死的那天是四月十四日，在黄河渡口三交。官方说法是一挺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進攻的红军时，打中了他的心脏。但刘志丹并没有在进攻的红军行列里，也没有在两军的交叉火力线上，他在两百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观战。如果打死他的真是一挺机关枪，那挺机关枪也太神奇了：它本来在朝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射击，突然一下子转了个大弯，就那么一颗子弹，从两百公尺外准准地射在刘志丹的心脏上，精确度真能使神枪狙击手汗颜。这么着，《东方红》主角易人。

究竟如何，恐怕只能等待党史档案的进一步解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