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中国的亿万儿童每天为了学业披星戴月,熬得深度近视,榨干灵魂和活力,只为争得一张进入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门票,而重点大学中又尤拼尽精力都要进入清华北大。但这所谓的一流学府还值得学子挤破脑袋、耗尽青春去奋斗吗?北大,还是那个北大吗?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也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明珠——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在1949年之前,这之后的北大,虽然还叫北大,但已如《红楼梦》中所云“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怎着桂花油”,名不副实了。

不妨先来看看北大的名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大学,严复出任首任校长。然而,因为积重难返,读书做官的传统思想依然统治着这个号称大学的地方,尸居余气,毫无作为。北大真正建立起它“学术重镇民主摇篮”的名声,是从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开始的。蔡元培上任之初,就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办学理念,使得北京大学思想解放,学术繁荣。是时也,林纾,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鲁迅,刘半农,刘师培,周作人,吴梅,黄侃等时代娇子或指点江山,或埋头故纸,或宏扬西学,或破除陈腐,或面向未来,真个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盛一时之况。其继往开来,无论思想,文化与学术等,均取得了非凡成就,为中华历史上所罕见。也因此,北大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和多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等北京多所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为学生运动三个代表,罗家伦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军警当场逮捕学生。蔡元培等学校领导当时为了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1930年,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的高足、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开始执掌北大,翌年一月正式就职。就任后萧规曹随,继续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并动工兴建新图书馆、地质馆、灰楼学生宿舍等三大建筑,修建了大操场;理科各系设施得到相当的改善。1935年,北大已建成实验室40多个,实验仪器6716件,标本15788种,药品及实习用具3100多 件,设备条件居于全国高校前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环境下,不仅继续培养出大量战时和战后国内战争建设所需的各类人才,而且为世界贡献出了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因此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大学复员北京,于1946年10月正式复校,胡适出任校长,整合了北平大学医学院、农学院以及北洋工学院在北平的部分师资和学生。北大在内战烽火中继续她造就人才繁荣学术的崇高使命。

纵观此时的北大,其特点,正如鲁迅在《我观北大》中所言:“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可是,这一特色在49年后,就不落花流水春去也,不再存在。这首先体现在人才的流失上。1948年末,根据国民政府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地,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到11月29日,共产党所属东北野战军会同华北军区主力共100万人,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联合发起平津战役,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60万人展开决战。国民政府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在蒋介石授意下,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很快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名单包括四类:(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因这一计划的实施,当时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不少:著名的有沈刚伯、钱思亮、毛子水、郑通和、余又荪、台静农、姚从吾、王国华、东方美、夏德义、李宗侗、英千里、杨树人、潘贯、萨孟武、杜聪明、彭九生、陈振铎等三十几人,此外尚有史语所抵台的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劳榦、高去寻、屈万里,连同晚一辈的陈槃、王叔岷、严耕望、周法高等年轻学者,这其中不少是北大的中坚。比如台大校长傅斯年,便是在五四运动中赫赫有名的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于1913年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受到章太炎门下弟子刘师培与黄侃等人的栽培。蔡元培校长革新北大后,傅斯年在胡适与鲁迅等五四先锋思想的影响下,与罗家伦、毛子水、顾颉刚等志同道合的同学,于1918年发起创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发表了大量鼓动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成为五四运动的一员中坚力量。除了史学上的卓越建树外,傅斯年还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1929-1937)、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5-1946),直至生前担任台湾大学校长(1949-1950),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比如傅斯年去世后,接替他出任台大校长的钱思亮是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也与北大渊源颇深。此外如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历史系教授姚从吾等,都是原来北大教授。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北大中文系原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才会这么说:“我在台湾大学教过一个学期的书。台大跟北大有很深的渊源,抗战胜利以后,帮助创建台大中文系的,好些是以前北大的教授或学生。所以,我在那儿教书很亲切。”

这还只是数量上的损失,北大精神或者说北大特点的消逝更体现在其质量上。这首当其冲的就是解放初期的院系调整与思想改造。政府于1952年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土、建4系合并到清华大学,化工系合并到天津大学,农学院、医学院、政法专业等脱离北京大学,或组建成新的高等院校,或并入其他相关院校。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迁校址于原燕京大学校址,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这个调整的最大特色是把民国时代的现代高等院校系统改造成“苏联模式”高等教育体系。在院系调整时北大也无例外地进行了“大换血”。当清华大学的186位教师喧宾夺主,进入燕园时,北大的八成科学家却告别了“红楼”。即使那按调整方针可以留校的27位理学专业的科学家,也有19位被调离,北大自己仅留了8位。北大不仅进行了“大换血”,而且调整后其拥有的科学家也仅仅达到调整前的六成。此外,诸如高校丧失教学自主权,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被停止和取消等措施也使北大元气大伤。更要命的是思想改造运动,即以学习苏联教育模式取代北大过去尊崇的欧美教育模式,而且这种学习是单向的,只允许老老实实地学,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或批判。开始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教育理论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甚至在专家讲课的时候公开提出质疑。为此,当局在各大高校相继开展的“人人过关”、“个个洗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年北大校长马寅就在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其中有云中:“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从此,北大既丧失了它“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的角色,也不再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的勇士。到文革十年,北大自身更堕落为“黑暗势力”,成为了统治着用来制造舆论愚弄百姓的有力武器。其集中体现就是文革中臭名昭著的“梁效”。“梁效”的前身是1973年10月拼凑起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1974年3月,人员调整后,改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它是江青直接控制、指挥的写作班子,设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湖畔的一座幽雅的小楼里。前后有数十人参加,多时保持在30人左右。这些“秀才们”根据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200多篇文章,其中有30余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文章的来头,反对他们的文章也会被视为“反动行为”而遭遇打击。江青曾得意洋洋地对迟、谢二人说:“你们都是我的排炮。”而他们自己也以此为荣。江青把“梁效”叫作“我的班子”,而迟群也曾表示:“班子要对我负责,我对江青负责。”写作班子里的成员也声称,他们是在江青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正是因为北大离真正的北大精神越来越远,所以,今天的北大不仅成为留美预备学堂,而且还丑闻不断:比如2005年,红极一时的北大校园BBS被关,自“北大未名”的转型后,全国高校纷纷跟进建立限制外部访问的“校内交流平台”;2010年,北大率先引进自主招生,标准引发争议、被指沦为“掐尖大战”;2011年,“偏激学生”、“会商制度”等名词又再度牵动社会的敏感神经。北大牵动公众神经的,不再是其在思想领域的作为,而是各种让人汗颜的举动。

北大虽然现在还叫北大,可它早已不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也不是蒋梦麟、胡适时代的北大,它只是一个“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北大教授钱理群语)的北大,一个面目全非名不副实的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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