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到连岳兄的大家专栏文章《读书究竟有没有用？》，正好又为《财经》杂志约了两篇稿子讨论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有几点想法，写出来大家讨论下。
无用之用
连岳兄的自由主义立场我早已熟悉，所以我理解连兄的结论：“读书有没用？这得交给个人去决定，没有标准答案。”
从读书里预期收益少的个人，没有必要绑在读书一棵树上吊死，因为读书的机会成本毕竟不低。只是我们在讨论读书是不是有用的时候，用来衡量“有用”的标准都是是否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例如要养活自己。尤其是高等教育在中国都被视为生产性投资，如果不能在未来产生相应的收益，“读书无用论”年复一年，不断重现。问题在于高等教育很有可能并不单纯是一个人力资本投资，更有可能是一种消费性行为，这一点很少有人讨论。
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有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意味着你是不是能够消费莎士比亚或者康德。尽管质量低劣的高等教育依旧未能促使学生有效消费莎士比亚和康德，但他们消费此类“产品”的机会和可能性就远远大于那些没有受高等教育的人。当然不能排除少数天才横空出世，受高等教育与否不影响其消费类似产品，但对大部分普通人而言，高等教育是个很强的刺激，有和没有，大为不同。简单来说，一个浙江大学的毕业生比一个浙江舟山渔村的渔民更有可能消费莎士比亚和康德，而此类思想产品通常很贵，意味着不仅费钱而且费时间，甚至要一个高等教育才能获得跨国消费此类产品的门槛。
更重要的是，此类消费行为往往会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性，思想市场上的创新往往是革命性的。想想今日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再回头去看司马贺（Herbert Simon）当年的设想，就能意识到这种外部性的惊人之处。所以，此类看似无用的知识一来提供消费时的效用，二来产生很大的正外部性。这就是所谓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读书的好处
这里我特别想讨论的是两种不同的教育，一种是义务教育，另一种是高等教育。我们常常说高等教育回报大，是指就统计意义上而言，一个典型的大学生其终身收入必然高于一个典型的只受过基础教育的人。连岳的叙事里是例外的个体。我的小学同学里也有收入远高于我的。但你如果计算均值，统计上并不能得出大学生的收入反而低于不受高等教育的人。因而当我们讨论一个普遍现象时，尤其在指高等教育或者普遍而言的读书是不是有用的时候，应该尽量使用统计意义上的人群，而不能拿个例来说事。否则就容易得出人人应该向比尔·盖茨一样从大学辍学的错误结论。
从事实上来讲，每年依旧有这么多学生挤入高等院校，就可以知道高等教育依旧是极其诱人的选择。也就是说，即便计算单纯的未来回报，而不考了其消费功能和正外部性，接受高等教育依旧是“合算”的选择。而只要这个高等教育的回报率维持在高位，那么目前的义务教育减负改革就不太容易成功。也就是人们对高等教育的看法直接影响人们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行为。
我最近约哈佛大学的毕业生陈默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徐轶青就中国义务教育减负改革为《财经》杂志写了两个评论，大致的意思是一定程度的强制学习是必要的，并且考试制度对考核教学质量而言，依旧是十分重要的手段，短期内也很难看到其他更为有效的手段来作为考试制度的替代。正如徐轶青所言，在高等教育回报高、考试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激励都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因此义务教育阶段的减负改革恐怕难成功。
美国的问题略有不同。作为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地方，美国的基础教育最近几年受到广泛质疑，公立学校教学质量堪忧并非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前几年耶鲁大学的蔡爱眉写了一本《虎妈战歌》引起广泛争议，正是对美国基础教育阶段需要的“强制”程度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大家吵成了一锅粥。想想也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这的确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但不难看出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国的强制程度要远远高于美国。
读书关乎自由
那么对中国而言，到底是强制程度高一点好，还是强制程度低一点好呢？这里还是想老生常谈，说一说规范问题和实证问题的差别。实证是说“是什么样”，而规范是说“该怎么样”。比如说强制学习固然成绩是好了一点（实证），但这就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教育吗（规范）？
从目前的实证结果看，强制程度高一些，考试成绩会好一点，从统计意义上来看，是比较显著的。当然这要控制其他的变量，比如说有钱人的孩子可能比较多接触到各类资源，课后请家教等，而穷人的孩子就缺少这类资源，这样的话，收入水平这个变量就需要控制。但控制了其他的变量之后，强制学习和考试成绩是正相关的。而成绩好的孩子普遍而言就更容易进入好大学。说穿了就是，要进入北大、清华、浙大这样的学校，不努力是不行的。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以为我会问一个“应该如此吗”的问题，然后谈谈不应该强制学习，而是应该讨论下教育要使人自由的问题。可能会令读者失望，因为我决定笔锋一转，说一说“现阶段为什么应该强制学习”。一种行为如果有外部性，不管是正面的外部性，还是负面的外部性，就“应该”有相应的机制去处理这种外部性。对负面的外部性而言，往往需要法律规制或者事先界定产权。而对于正面的外部性而言，往往需要褒扬，以彰显“正能量”，至于接受与否固然全在个人。而教育或者更广义的读书活动，恰好都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尤其是教育讲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功不在一朝一夕，而贵在持久。
在思想市场受到严格管制的中国现阶段，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抛出些读书无用论的说法，是值得原谅的。但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们来说，要更深入思考一下。因为在转型中国，精英们“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前两年网上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叫做“以前学英语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今天学英语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件事充分说明了读书学习的重要性。
在一个信息源头受管控的国度，读书人是负有责任的。你当然可以选择一个经济上有利你自己的位置，明哲保身。但就像我之前在“大家”的专栏文章《复杂的企业家-谈企业家的政治责任》中说过的那样，“企业家在商言商仅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不够的。企业家还需要捍卫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这是转型时期的企业家们无从旁贷的政治责任。”那么如果读书人作为思想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放弃了制定规则的权利，那么就无法指望其他的群体为你代言。这个思想市场毕竟是最关乎读书人自身的权益。所以参与捍卫和完善思想市场及其制度基础，也是转型时期的读书人无从旁贷的责任。因为此时此地，读书关乎自由。
所以对读书人来说，当然应该要强调读书的好处，这不仅是实证意义上高等教育带来的高回报，更是规范意义上读书人需要承担的责任。读书是好事，是一件值得褒扬的事，应该要鼓励所有人读书。当然，如同连岳担心的那样，读书也是件凶险的事情，因为一不小心读成脑残的也不乏其人。但我们还是要从统计意义上去看这件事，更多时候读成脑残是因为垫在脚下的书本还不够多的缘故。
我经常在各种各样的图书馆和书店里看到类似的画和标语。画面上是一个小孩，脚下垫着书本，使得小孩的头刚刚好超过窗框或者墙头，旁边写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的确是的，尤其对于“翻墙”而言，我想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标语了。
（责任编辑：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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