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张鸣的评论称:“薄案之所以出现,固然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是一个契机,但即使没有这个过于戏剧化的事件,薄熙来现象或者说薄熙来事件,其实早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 “没有人会否认,所谓的重庆模式或者说薄熙来现象,带有浓重的表演性质,薄熙来通过媒体的运作,把自己迅速地变成了一个特别耀眼和有争议的政治明星,而争议本身,恰好能最大限度地博人眼球。同样无可否认的是,这样的领导模式,在此前中共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薄熙来之所以如此,无非是要搏一把,以一种速成和非常规的方式,提升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因此,当时很多人都料定,中共十八大薄熙来肯定会入常,甚至还有人预料他会进一步谋取大位。这样的猜测,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在此番换届之前,中共就已经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继承危机”

张鸣被视为中国著名的中生代自由派学者之一,现任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对薄熙来事件,他有深刻的观察。他认为:“实际上,作为一个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中国,在权力上依旧是一个帝制的结构。但尴尬的是,这个国家却无法按照帝制那样实行权力交接。单一血缘家族的权力传递,至少在理论上是不被承认的。所以,最高统治者的继承,只能依靠权威指定。”“在毛的时代,接班人凡三易其主,每次都伴随着动荡。邓时代,也是三易其主,同样伴随着政治动荡。其动荡幅度,甚至比毛时代还要大。”。

张鸣分析称:“更严峻的问题是,在进入后威权时代之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呈现出权威递减的现象。严格地说,邓以后就没有全党认可的权威了。可以说,胡锦涛是中共权威指定的最后一任领导人,胡以后的继承问题,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靠几个大佬协商,然后权威指定,实际上合法性是有问题的。换言之,中共的继承问题,有可能出现合法性危机。”“显然,中共十七大以后,这样的危机并没有缓解。在整体缺乏权威的情况下,预先确定接班人,以‘预立太子’的方式息争,显然不足以让所有人服气。所以,我们看到,薄熙来横空出世了。”  

张鸣接着分析称:“在当时,党内党外的许多人,其实是看好这种以‘政绩’搏大位之举的。一方面,中国多年的高速发展,留下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官僚机构尾大不掉,以及民生的难题。解决这些问题,很多人寄希望于政治改革。但是,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貌似不需要政改,只消以毛氏的铁腕统治和运动式治理,再加上一点市场经济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假象。在重庆,虽然没有文革式的大民主,但实在存在着官不聊生的现象。在大量的资金投入之下,重庆的民生问题,也的确得到了部分的缓解。一时间,重庆模式在中共党内甚至民间具有很高的声誉。另一方面,没有权威的权威指定接班人方式,的确问题多多。人们也厌倦了以往四平八稳,满嘴官话的领导方式,薄熙来这种全新的、张扬和个性化的风格,很让人们向往。”

张鸣的结论是:“不管怎么说,薄熙来现象被中止了。但是,这个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却没有解决。中共内部的合法性危机,并不会因为最高层位置的确定而宣告结束;内部的纷争和动荡,还在发酵。中共十八大之后令人反常的持续高压维稳,最大的可能是高层的问题。跟当年审判四人帮不同,此番审理薄案,政治问题完全被抛开。但是,薄案留下的政治问题,却作为隐患依旧存在。今后的中共政权,无论乐意与否,都必须得正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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