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李国强：中共九十年

　　 一、历史的三峡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给予中国近现代历史深远影响的领袖人物，有着完全迥异的性格特征。毛泽东的浪漫主义气质充盈在他那些汪洋恣肆的诗歌当中，庄子和李白的影子时时浮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仿佛人世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他。毛泽东说话平易，生活方式简朴，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和时时显露出来的幽默感。古人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同样，毛泽东的不拘小节是众所周知的，甚至当着外国记者的面也是如此。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79： p69)曾真实地记录到，有一天“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翻找衣服里面的虱子。

　　 另一方面，蒋介石给人的印象却是另一番模样，言语乏味，行为刻板，面无表情，严格自律。曾亲眼见到过蒋介石演讲的黄仁宇评价说，蒋介石“动作缓慢又刻意”，演说“既无冒险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无趣”(黄仁宇， 2001： p228)。从二十世纪30年代开始，蒋介石一反青年时期的作为，彻底戒除烟、酒和赌博的嗜好，仅有的娱乐就是散步，每日与夫人一起做基督教的祷告。蒋介石把晚清名臣曾国藩奉为终身楷模，讲求“内圣外王”，执着于“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他坚持写日记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日记中到处充满着他的反省和自我批评(Brian Crozier， 1995)。

　　 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曾经多次见过蒋介石，也很熟悉毛泽东，他对两人的观察是很有意思的：

　　 毛泽东懒散地躺在椅上的样子，就象是不留心丢在那里的一口袋土豆，蒋介石笔直地坐着的姿态，则好象他的脊梁骨是钢制的一样。毛泽东很随和，无拘无束，说话很有幽默感，使谈话气氛很轻松；我与蒋介石会见时，却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幽默的话语。毛泽东的书法是信笔成书、不拘俗套的，蒋介石的书法则笔直字方，一望成行。

　　 ……从各个方面来说，蒋介石都是一位讲风纪、有条理的人。用“整齐”和“清洁”来形容他给人们的印象，这是毫不过分的。毛泽东恰好与蒋介石相反，他的书房摆满了书报。如果以书桌的整齐清洁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位办公人员是否合格的话，那毛泽东准是不及格的。毛泽东的杂乱无章和蒋介石的井然有序，毛泽东的漫无拘束和蒋介石的循规蹈矩，都造成鲜明的对比(Richard M. Nixon， 1984)。

　　 同样，对于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人们的印象也是截然不同的。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国共两党的状况显然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民党组织松散，纪律涣散，上层颟顸腐败，下层脱离社会，造成军队丧失士气，社会经济政策糟糕，官僚主义横行；与之相反，共产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干部清廉，作风民主，政策运用自如，善于动员群众参加革命。这些情况不但当时的中国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心知肚明，而且抗战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也洞若观火，甚至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亦对中共称赞有加(Tang Tsou， 1997， 杨奎松， 2009： p12-17)。

　　 王奇生(2003： p356-357)认为，国共两党的组织差异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就已经很明显了，两党若仅仅比拼组织力，不夹杂武装力量斗争的话，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时间还会提前很多年。对于国共两党的组织差异，王奇生(2003： p357-358)曾做过一段很透彻的总结：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得到空前扩张，但大多数党员只是挂名党籍。党不能在农村、工厂、矿山、铁路以及其他部门中建立深厚的组织基础，也不能在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的政治领导。40年代的国民党几乎丧失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基本组织技能和活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推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当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国民党从来不是也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的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

　　 国民党执政以后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其控制只能及于政治表层，而未能深入社会内部。国民党不是派遣和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各级政治和社会权力机构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点，也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不加甄别地网罗旧的社会权势力量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那些人戴上国民党党徽，只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护旧的社会政治现状。

　　 这段话实际上从三个层次批评了国民党组织形态，肯定了共产党的有效做法：第一个层次是党组织本身是否严密，内聚力是否强大，意识形态是否统一，上级指挥下级能否如臂使指、灵活顺畅；第二个层次是党组织在整个政权中能否发挥核心作用，真正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政治、军事或经济机构当中；第三个层次是党组织能否深入社会内部，改造社会而不是被各种社会势力所侵蚀。国民党在每个层次上都表现欠佳，无法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支撑性力量，更无法承担起改造社会的重任。相反，共产党在每个层次上都取得了成功。

　　 如果把领袖与政党之间的组合加以综合考虑的话，那么民国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就呈现出一幅奇异的、引人遐思的图景：共产党方面，一位无拘无束、挥洒自如的领导人操作着一部严丝合缝的政党机器，飞速运转；国民党方面，一位不苟言笑、刻板严肃的领导人，拼命驱赶着一辆东倒西歪的牛车蹒跚前行。一位领导人以意识形态统率下属，集中精力锻造一架强大的组织机器；另一位领导人则在组织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力图用传统的道德力量约束部属，包括以身作则，重用黄埔系、浙江人，与各色人等进行兄弟结拜等等。这种治国理念的差异令人印象深刻。

　　 迈斯纳(Maurice Meisner， 1999)注意到，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始于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农民反抗运动，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达到高潮，两次运动的指导思想都来自的西方知识资源，而非中国传统，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迈斯纳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观察中国政治的，事实上，近现代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组织手段又何尝不是学自西方。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源自西方，而国共两党的组织模式都在模仿苏俄，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只是中共的学习和创造更为成功(王奇生， 2003)。

　　 那么，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呢？答案或许在于，近代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如此之严重，由“修身齐家”延及“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做法，已远远不敷使用；唯有借助于现代思想和现代组织手段，锻造强大的组织工具，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才是最具成效的解决之道(Pavel Osinsky， 2010， Theda Skocpol， 1998， 李泽厚， 1987， 邹谠， 1994)。

　　 自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世界大潮裹胁之下，不得不从传统的帝制和小农社会，转变为以现代工商业为基础的民主国家，这是一个化“走兽”为“飞禽”的艰辛过程，非两百年以上无以完其功。又譬如行船于长江三峡的惊涛骇浪之中，江水湍急，两岸枯绝险峻，稍有不慎就可能葬身鱼腹，而一旦顺利过关，前面就再无别的险阻(唐德刚， 1998)。在这样一个大转型的过程中，个人、组织、政党乃至政权的兴衰荣辱都取决于历史的主调，而国共两党的命运也被操持于历史之手。黄仁宇(1994： 5-6)写到：

　　 中国的抗战动员了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在统一的军令之下，以全国为战场，和强敌做生死战八年，其情形已是洪荒以来所未有。而紧接着又是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之下的土地革命，其程度与范围亦超过于隋唐之均田。兹后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共三十年仍未有定局。当中经过“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之酝酿，最后才有邓小平所主持的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已不复为一个坏名辞，已可以在北京的《人民日报》露面，甚至作为标榜。

　　 ……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脱离旧式农业管制之方式，进而采取商业原则作为组织结构之根本。传统农业社会各事一成不变，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有如中国传统所标榜之“尊卑、男女、长幼”的秩序。商业着眼于广泛之分配，务必促成社会内各事物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所以在“权利与义务”之大前提下，人与人之关系为多元，自此也才谈得上自由平等。

　　 可是要将前者蜕变而为后者，有等于脱胎换骨。首先即须创造一个高层机构，次之又要翻转社会之低层机构，以便剔除内部阻碍交换之成份，使各种因素能接受权利与义务之摊派，然后才能敷设上下之间法制性之联系，构成永久体制。因为牵涉广泛及于全民。干预之程度又深，影响到各人思想、信仰、财产、职位，以及衣食住行，所以每一国家必受有内外至大之压力，才如是豁然改图。在过程中也难免流血暴动，并且旷日持久。……

　　 二、漫长的革命

　　 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一个叫三座门的地方，一字排开了54门准备就绪的礼炮。下午3点整，礼炮发出28次震天动地的响声，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的礼炮之所以选择28响，而不是世界通行的21响，寓意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28年的奋斗历程(许述之 & 单纯刚， 2009)。很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曾于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体育之研究》，当时他的笔名叫做“廿八画生”。“廿八”者，二十八也。

　　 在这篇《体育之研究》里，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把个人身体素质与民族兴旺联系在一起(毛泽东， 1917)。文章认为体育锻炼的宗旨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即追求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强健，这样的修身之道已经明显有别于传统。1921年，毛泽东参与组建共产党，他的兴趣早由传统哲学转向共产主义，开始致力于组织工农大众参加革命。最初参加革命之时，毛泽东及其同伴们一定没有想到革命的过程竟然如此的漫长，更加不可能料想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另一个28年里，中国共产党仍然要继续保持其革命精神，甚至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著名口号。

　　 尽管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对革命的长期性没有思想准备，但对于革命的艰苦性与残酷性，他们似乎早有预感。1927年3月，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写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绝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 1991a： 17)。

在这篇报告完成不久，中国共产党就遭遇了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国民党血腥的“清党”和“分共”，导致被杀的左派人士和群众达到31万人，其中包括汪寿华、萧楚女、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等著名人物在内的共产党员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