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开、不透明的黑箱操作,一如香港政府过往在众多事件上的做法,成为激怒公众的引爆点。然而这一次不过是拿起遥控器选择电视节目的权利,对香港人而言,这似乎触碰了那条最基本的底线——我们就快丧失所有的自由。

 

上个星期天(编者注:10月20日),12万香港人走上街头,高举“不要黑箱作业,交待发牌准则”、“还我选择自由”、“反对媒体垄断”的标语,抗议政府未向“香港电视”发放免费牌照。上街的人数虽然少于七一游行,但在香港近两年由单一议题引发的游行中已属罕见,不少媒体和公众都拿此事与一年前轰轰烈烈的反国民教育科运动相提并论。

的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香港电视未获免费牌照一事在城中引发轩然大波:一个名为“万人齐撑!!!快发牌比香港电视!!!”的Facebook专页一夜之间就有逾30万人点赞,到笔者落笔时人数已达49万;而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一场由香港电视主席王维基主讲的论坛,现场人数则近3000人。

为什么一家电视台未获免费牌照会如此轰动?此事件折射出的文化意涵究竟是什么?这或许就要从香港的电视生态谈起。

1967年,邵逸夫、利孝和、祈德尊创办无线电视(TVB),成为香港首间商业无线电视台,因采用无线广播,不用安装线路,因此亦成为首间免费电视台。1973年,根据广播发展工作小组的建议,香港政府决定增加两间无线电视台,最终收获牌照的是今天亚洲电视(ATV)的前身丽的电视和佳艺电视。佳艺电视尽存活了三年就因亏损严重倒闭。自此后香港政府没有再增加无线电视台,TVB同ATV垄断香港的免费电视长达四十年。

大气电波频谱有限,是稀有资源,而电波又能深入每个家庭,属社会公器,政府需要规管。1987年广播事物管理局成立,其职责就包括处理广播电视牌照的申请、续期、撤销等事宜。港英政府希望透过广播事物管理局为电视管治立下规范,形成制度性方案,以降低97后中国政府对香港媒体的直接影响。但广播事物管理局并不具有完全话事权,它需要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建议,最终是否发牌则由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

无可否认,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TVB、ATV的存在对于大众文化的构建、香港本土意识的生发起过重要作用。由这两家电视台制作的港剧,尤其是TVB的剧集,风靡全球华人地区,学习粤语曾成为一时风尚,“善恶到头终有报”、“人生还要靠打拼”这类通俗的社会价值也透过电视剧广泛流传。同时,电视业的兴旺也推动了其他相关产业,如电影、流行歌曲等。公共电视与香港经济起飞、公共房屋政策等因素一并建造了香港人的主体身份认同。

然而九十年代后,虽然ATV偶有不错的收视,比如《还珠格格》、《纵横四海》,但大部份时间都被TVB远超。随着收视积弱和长期亏损,ATV管理层也多次变动,在两家免费电视台的竞争中逐渐丧失竞争力,近两年更是只能靠节目回放勉强维持。TVB一台独大的局面致使其节目质素越来越差。剧集粗制滥造、品味低劣、缺乏创意,桥段数十年不变,情节不合常理,制作技术水平低下。而数量颇大的饮食节目常常是软广告,间接为食肆或商家宣传。比如在网络常被取笑的《May姐有请》,无论做什么菜May姐都要加入某牌子的鸡汁,就因为该品牌是节目赞助商。

2009年,广播事物管理局举办“对亚视及无线公听会”,与会者对ATV节目欠缺观赏性,TVB垄断整个市场的现象意见颇大,纷纷要求政府增加免费电视牌照。不久之后,香港政府决定让香港唯一的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在未来数年设立免费数码电视频道。而香港三间收费电视经营者城市电讯(香港电视网络)、有线宽带(奇妙电视)和电讯盈科(香港电视娱乐)先后向广播事物管理局申请营办免费电视台。

提交申请后,王维基执掌的城市电讯便开始为其免费电视台做准备,一方面在将军澳兴建电视中心,另一方面从TVB、ATV挖角。因数倍于TVB、ATV的薪水,为创作人员提供充分创作空间的制度和人性化的管理模式,香港电视网络在业界获得不错的口碑,亦被认为是在三间申请机构中准备最为充分的一间。然而,10月15日政府宣布奇妙电视、香港电视娱乐获得免费电视牌照,唯独香港电视网络的牌照申请不获接纳。同时,政府却未能给出不予发牌的具说服力理由,只是以“一篮子因素”的含混说法和行政会议内容需保密的言辞搪塞。

不公开、不透明的黑箱操作,一如香港政府过往在众多事件上的做法,成为激怒公众的引爆点。然而这一次不过是拿起遥控器选择电视节目的权利,对香港人而言,这似乎触碰了那条最基本的底线——我们就快丧失所有的自由。而香港过去引以为傲的文化创意产业因政府的决策再度被打入冷宫,这座城市的优势似乎越来越少,这大抵也预示着“我城”的前途,如TVB近年来唯一受好评的剧集《天与地》中的台词——“The city is dying”。

注:本文原刊于《新新闻》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墙外新闻实时更新 欢迎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