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发展到节骨眼的时候,发挥关键作用的,往往不是伟光正的主义,而是赤裸裸的金钱。” -
《隐动
力:中国史中的金连载作者 学荣 自序


 


 


 

《隐动力》之:伟人脱险记


 


 


 

学荣

 

 

 

         
大凡近代史上真正的伟人,基本上或多或少,都有过牢狱之灾,那么,伟人们在身陷囹圄的时候,靠的是什么脱身呢?是不是靠的满腔正气?抑或靠的是三寸不烂之舌?

 

         
其实,很多时候,靠的是金钱。

 

         
1848年,洪秀全的合伙人冯云山,在广西桂平县传教被桂平当局逮捕。冯云山的徒弟们在集思广益之后,四处筹钱、并贿赂了桂平知县王烈。知县王烈收了钱之后,冯云山很快就被释放了。

 

          
洪秀全在广西桂平的“拜上帝会”教徒,许多实际上是冯云山打下来的基础,如果当年王烈这个知县不爱钱,依法将冯云山治罪,“拜上帝会”是否还会继续发展壮大?是否还会有以后的“金田起义”?太平天国的历史,又是否会有所不同?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假设的历史也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已经发生的历史,却是很清楚的:桂平知县王烈,收受冯云山“拜上帝教”教徒的金钱贿赂、并放走了冯云山,使“拜上帝教”进一步发展壮大、因而最终酿成了太平天国运动。

 

          
在此,我重复一次我在《序言》中的话:中国近代史发展到节骨眼的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的,往往并不是什么主义,而是赤裸裸的金钱。

 

          
冯云山当然不是特例。我们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似乎也是依靠金钱脱的险。

 

         
黄宇和在《孙逸仙在伦敦,1896-1987:三民主义思想探源》(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书中指出: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大清国聘用的英国侦探公司跟踪,并被大清国公使馆设计逮捕,拟押送回中国。孙中山的生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当年,“凌迟”的刑罚尚未废除,孙中山一旦被押送回国,不但是必死,而且还有可能是凌迟处死。

 

         
十万火急。怎么办?孙中山在清使馆的狱中,给清使馆的英国仆人“柯尔”送了20块钱英镑,并请他为孙中山送《求救信》。送信给谁?送信给孙中山的师友康德黎。英国仆人收了钱,也帮了忙。孙中山因此最终得救。

 

          
这就是金钱的魔力。

 

          
试想,如果大清国公使馆所聘用的那个英国仆人,不贪图孙中山那20块钱英镑、不为孙中山送那个《求救信》,孙中山是否能逃出生天?中国的近代史,又会是怎样的一个走向呢?

 

          
在关键的时刻扭转历史,有时仅仅需要20块英镑。

 

          
现金是一种。有的时候,贵重的实物,也可以充当“脱身神器”。

 

   
       在工农革命的“湘南暴动”时期,朱德在湖南省汝城县兵败,受伤被俘,也是靠行贿脱的身。当时,朱德身上幸好带有一架望远镜,在当时,望远镜可是个值钱的家伙。朱德把那架望远镜,送给了俘虏他的国民党民团自卫队士兵。民团士兵收受了朱德的财物之后,很高兴,就把朱德给放了。


 

          
关于朱德脱险的这次经历,当年担任湖南省“清党”委员、“湖南感化院院长”、“湘粤边境讨逆民团总指挥”等要职的袁同畴,是这样忆述的:

 

“……..后来,范石生回师广东韶关,朱德脱离范部再度来到汝城,湖南为了地方自卫,发动民团组织,挨户组成自卫队,公推一姓何者指挥,于热水地方大败朱部。朱德受伤为一兵士所俘,但朱为人狡猾,以望远镜为饵,乘机脱身,以后乃逃到井冈山,被江西地方组织进剿不支,又回到湖南…….”

 

         
袁同畴的证言,收录在()中央研究院《袁同畴先生访问纪录》第49-50页。

 

         
关于本案,笔者饶有兴味地翻阅了史料《朱德自述》,以求证实。可是,不出所料,朱德在《自述》中,并没有提及此事,似乎是讳莫如深。

 

        
袁同畴是当年的“民团总指挥”,直接参与了“剿共”工作,此人所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此事若要绝对证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史料。可是,这个故事,是符合情理的,难道不是吗?

 

         
其实换了我被俘,难道我就不会同样这么干吗?会。

 

         
何止朱德?被捕之后,依靠金钱脱身的,还有彭德怀。

 

        
彭德怀在年轻的时候,于湘军营中服役。有一回,彭德怀派人杀死了(湖南益阳)南县的“土豪”欧盛钦。

 

       
 据彭德怀在《自述》里说:在事前,彭德怀交代部下王绍南、魏本荣说:“只杀欧盛钦一人”。不料,他的部下们,竟然把欧盛钦一家老少大小,妇孺幼儿,全部杀光了。灭门。够狠。

 

        
于是,彭德怀很快就遭到了湘军头领赵恒惕的逮捕,并押解到长沙,拟作军法处置,在当时,“灭门”案,那可是必死无疑的。

 

        
在被押解的时候,彭德怀灵机一动,允诺给负责押解他的士兵几十块钱,并借此脱身。对此,彭德怀在其所著《彭德怀自述》(第19-20页)里面,是这样写的:

 

“……..(押解)又走了几里,即要过捞刀河,离长沙只十五里了。想想自己的命,只抵偿一个恶霸的命,不合算,死在这狗财主之手,实在不甘心!决心在过河时逃跑。在渡船上,我叫徐排长说:大衣口袋里还有几十块钱,你们拿去吧!不要便宜了那些看管监狱的豺狼。徐排长说:(你)幸而得救时,仍然退还给你。万一不幸,(我)就(用这钱)替你办后事。我(彭德怀)说:用不着,你们拿走吃一顿,剩下的就分了吧。在船离岸不远,乘徐来抄钱时,(我)狠狠地给他一撞,他落水了,我一跃上岸,缚在手上的绳子也脱落了,便向东飞跑,士兵向天放了几枪,无人追赶。这二十多块钱,成了我的买命钱。谢谢他们…….”

 

          
彭德怀毕竟是个汉子。行贿就行贿。敢作敢当。敢做也敢写。我就敢写进自己的回忆录,你又怎样?枭雄之气,毫不收敛,令人汗颜。

 

        
 其实,深谙中国“国情”、会使“钱”这一招的,又何止彭德怀?还有更高的官儿呢。

 

         
中国知名的民族救星毛先生,在延安时期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采访的时候,也亲口讲述了自己在“秋收起义”期间被捕、并试图动用金钱脱身的往事。毛先生这段自述的原文,是这样的:

 

“……..当我(毛)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我的人释放我。普通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毛先生的这段自述,收录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新华书店1979年12月第1版,第141页。

 

            
冯云山、孙中山、朱德、彭德怀、毛救星……..在身陷囹圄、虎落平阳的时候,都是用的同一个手段(钱)脱险。是不是很有趣?

 

           
这些“救命钱”,除了冯云山的“贿赂金”数额还有待进一步考据之外,其他人的救命钱,分别是(孙)20英镑、(朱)一架望远镜、(彭)二十多块钱、(毛)几十块钱。


 


          
由此,我不禁想到了我们在耕读近代史第一手史料的时候,经常读到的一个词:“营救”。例如:某某革命同志,被反动派逮捕,同志们四处奔走,终于把某同志“营救”了出来。笔者在此不妨大胆推测:这个在史料中频频出现的、十分体面的“营救”一词,在许多情况下,其实应该就是指的“送钱”。


 


         
在中国,钱不但是很好的润滑剂,而且是绝佳的驱动力。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依我看,有钱,哪怕是叫“磨推鬼”,似乎也不无可能。


 


          
钱,当然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推动力。但是,钱的确也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而这股动力,往往是隐藏在桌子底下、鲜为人知的一股,我把它称作“隐动力”,就是这个缘故。


 

 


               
冯学荣 
20131105日 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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