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3日,台湾金马奖就要50岁了。在第50届金马奖提名名单上,台湾本土电影出现率不超过三分之一。金马奖执委会计划把过去50年的金马影帝、影后聚拢一堂,台湾人在数量上也谈不上优势。

   “金马奖就是要六亲不认。”在台湾“文化部长”任上行走了近两年,2013年11月,龙应台坐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笑容和喜好都没变——依旧讨厌电视拍摄。

   但她很难不出现在电视上。每年秋季开始的台湾“部门质询”还在进行,2013年11月20日即将通过最艰苦的一道关卡:立法院质询。即使在这样的档口,11月8日下午两点四十分,龙应台仍然来到香港,专门为“台湾月”站台。

   “台湾月”每年一次,由台湾文化部门在香港专门设立的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举办,旨在把台湾的艺文项目在一个月内集中展示给香港市民。2013年是“台湾月”的第八个年头,但在“龙部长”手里,这是第二次。每次“台湾月”,龙应台都会来香港亲自推广台湾文化。

   2013年“台湾月”的主题是“野台湾”,10个剧团31场演出来到香港。龙应台亲自去看了三场——其中两场在露天。就在维多利亚港旁边的香港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上,小雨淅淅沥沥,席地而坐的一千多位观众们套着一次性雨衣,没有挪动。

   没人知道广场后几排的阶梯上,坐着龙应台。直到演出结束,主持人上台感谢,龙应台才起身,没穿雨衣、没有打伞,白衬衫黑裤子齐耳发,向所有人致意。人群中略有骚动,有人用粤语小声说:哗,真的是龙应台。

   可这很难为几天后的“立法院”质询上加分。立法院和在野党总是不断敲打龙应台:“部长,你应该让人民‘有感’。”所谓有感,用大陆语汇解释,就是“政绩工程”。可龙应台花了两年工夫,在调整和理顺“文化部”这个混杂着“新闻局”、“文建委”,还有各种博物馆、文物机构的“大部制”。

   另外一部分工夫,龙应台花在了像“台湾月”这样,让台湾文化“国际化”的努力上。而“立法院”和在野党们火力凶猛:“你们‘文化部’为什么要编那么多的预算在和大陆的交流上?”

   台湾和大陆都应该焦虑

   南方周末:香港电影,如果不北上,票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死胡同,台湾电影业也有这种焦虑吗?

   龙应台:台湾也有比较大的忧虑。一方面,希望全面地进入大陆;另一方面,很多台湾导演因为大陆的审批制度,不得不放弃大陆市场。

   我们从剧本到完成一个电影,从灯光、音乐、服装、行销,直到放映,其中有些链条是我们不太在行的。比如特效技术我们就很弱。

   通过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ECFA),我们跟大陆谈判,包括电影配额、电影合作、合拍;包括演员、艺人的工作权;包括我们让不让你来到台湾来经营电影院,如果来的话,是什么样的,是合资还是独资,如果是合资的话是什么样的比例。

   这中间的苦恼很大,一些人想要去适应那里的市场,一些导演就觉得那你就可能要牺牲你艺术创作的一些原则。

   南方周末:但大陆的资金确实吸引了很多台湾人。

   龙应台:台湾人自诩在文化的创造上是相当好的,但现在他们发现大陆有那么大的资本,就发生了一种磁吸效应:写歌的也去了,做后台的也去了,做灯光的也去了,做设计的也去了,然后就形成了一种焦虑。

   大家以为这个焦虑只有台湾有。我反倒觉得,台湾和大陆两边都应该焦虑。因为大陆真正要发展、要变成强国,不可能永远只靠有资本、有钱,永远用买来主义或者拿来主义,买来和拿来的东西是生不了根的。

   你说,德国的电影到哪里去了?它自己本土的电影、它本国的电影在整个市场中,票房的占有率非常小、非常低,法国则是靠它的保护政策来维持,大概还有40%左右的占有率。德国就是已经被好莱坞的磁吸效应都拿走了。

   南方周末:大陆进入台湾的影片,台湾方面会有什么限制吗?

   龙应台:没什么限制,完全看市场上有没有人爱看。

   南方周末:你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可能愿意不做任何限制,但是“立法院”会做限制吗?

   龙应台:没有,这是行政权,跟“立法院”无关,“立法院”不能扩权。

   南方周末:能够进入大陆市场或者期望进入大陆市场的台湾电影、电视、音乐、图书,现有的状态下有多少?

   龙应台:每一个行业都不一样,最强的是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整个产业结构在转变,现在台湾的流行音乐艺人,不是以贩卖CD来赚钱,而是依靠演唱会和衍生品,他们在大陆比较强。

   最弱的是出版。

   南方周末:香港对于台湾来说,在文化战略的地位上是不是很特殊?

   龙应台:是的。成立“文化部”后,我们希望并不只在香港“放烟火”,而要找出一种运作方式,在热闹背后,是有深度的。所谓“放烟火”,就是后面没想法,花笔钱热闹就完了。

   香港过去十几二十年,最重要的是草根精神觉醒、社区意识生长。而这些“觉醒”,台湾其实是走得最远的,台湾社区营造的概念已经走了三四十年了,我们称它“泥土化”。

   这回在“台湾月”演出的纸风车剧团,花了五年,去过台湾319个乡、最偏远的山区。精英有种态度,我的艺术是服务庶民的。这次,我们没把纸风车送到天水围去,但把它送到了文化中心的广场上,就在港湾边。希望跟香港觉醒的社区意识形成交流。

   其实光华中心在以前两岸冷战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冷战期的光华承担着比较多的政治任务,怎么样让大陆人通过香港的光华更了解台湾。

   当两岸的高墙逐渐被推倒的时候,我希望光华中心可以跟香港社会有更深入底层、更有机的联系,同时一定要照顾到澳门,澳门很容易被忽略。

   南方周末:香港和台湾文化交流的状况如何?

   龙应台:在早期的时候,像我这一代,或更早的,殷海光先生他们那一代,那时台湾是一个思想闭塞的地方,我们有好几代人相当依赖从香港偷偷流通进去的杂志和书籍,曾经有一个时代,香港是闭塞的台湾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的窗口。

   过去二十年,我觉得才是台湾和香港真正开始文化深层的来往。我们有非常多专业的来往,设计界、表演艺术界都有非常深的接触,更别说电影界了,密切程度有点像台北和高雄的关系。

   观光客的数字也加倍了。以前香港人去台湾,都是比较浅层地到一些景点看一下,现在他们会到真正有人文涵养的乡下,这代表他们对台湾的了解已经更深了一层。

   我觉得香港人也在寻找某种价值的连接,当你的文化一直朝精致的、高层的、极端现代化的方向发展,那台湾就提供了跟草根、跟泥土联系比较多的文化。

   一边当局长,一边扫地

   南方周末:回到2003年,我刚才看了你卸任局长时开怀大笑的照片。现在好像跨越了十年。是怎样一个契机,让你再度跳下来任职?

   龙应台:没什么太大的学问。2003年我离开台北“市政府”,为了跟台湾保持一点距离,直接去了香港。在那之前三四年,我基本上就是全身投入、粉身碎骨式的工作方式。

   几乎是刚好整整十年过去,我再进来,我想跟一个念头有关,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台湾未来的关切,是非常强烈的。这几年,台湾人自我感觉不是太好,有相当程度的忧虑。

   马英九第二次上任后,找到我。在台湾进入政府是一件大家公认是一件官不聊生、跳火坑的事情。我已经到了六十岁,这一生如果还要做这种激烈的苦工的话,这大概是最后一次。

   南方周末:你就任,在什么时候开始要带一套路线图来做这件事?

   龙应台:进来时不会有个路线图,你只带着你一辈子的涵养,以及你原来的想法跟风格。小到比如过中秋,礼物满天飞。礼物都是小礼物,柚子、水果,或者是月饼。可我就不送,也不编送礼预算,因为我觉得太多了。

   2012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之后的,第二个一百年的元年,我们成立了“文化部”。我所接到的工作之艰巨,我相信没人体会到,包括我自己。

   1999年我进入台北“市政府”时,全台湾没有“文化局”,我从零开始。做局长是我,扫地也是我。相比起来,现在这工作比十年前的工作要辛苦好多倍,原因在于新跟旧。

   以前是开疆辟土,你要它长什么样子,它基本上就长什么样子。现在是让它彻底转型,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我没有预料到的是,组织改造。

   如果我是第三任、第四任“文化部长”,我可能进来就带着我的路线。因为那个机器它已经每个齿轮都到位了。现在是,每个齿轮都要看看它应该被放在什么位置。

   同样是12岁的孩子,他们的文化资源一样吗?

   南方周末:在“文化局”,你等于是个接收大员,那时候只是一个收编。到“文化部”,实际上就意味着你必须提交一份蓝图。

   龙应台:我2012年2月进来,大概3月就提出了你所说的路线图,我们称之为文化政策。因为你第二年的预算,是从3月开始。所有的政策落实,全都体现在你的预算怎么编。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花起码三个月去做大盘点。我要求我所有附属机关——我们有十九个附属机关,包括博物馆、美术馆、交响乐团、县市和地方文化中心——做大盘点。大盘点时,每个机关主管,要把他的预算是怎么分配的,整理出来。

   我提出四大方向。第一个是泥土化。什么叫泥土化?意思是公民文化权彻底的落实。就是我会要求我各层的官员主管,你问一下自己,我们作为政府文化资源的再分配者,在台北的核心,最富裕的一个区,一个12岁的孩子,跟在台东山区里、部落里的原住民,同样12岁的孩子,他们之间,所享受的文化资源落差有多大?

   南方周末:落差有多大?

   龙应台:太悬殊了。台北市一个12岁的孩子,他在学校接受音乐教育、美术教育;他走五分钟可以到一个电影院;也许坐地铁十分钟,就可以去看一个音乐剧;在他走路的范围之内,就随时随地可以听到作家的朗诵、可以走进美术馆看最新的展览。但在台东的山区部落里的孩子,他有什么东西呢?除了大山、大水、大江之外,他的资源非常少。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这就是我们各个层级的文化首长,必须要紧紧放在心里的问题。台湾总共有22个县市,有319个乡,总共有7835个村。泥土化同时就有一个7835村落计划。

   南方周末:这是第一个路线,其他的呢?

   龙应台:第二个路线是国际化。台湾有一个悖论:它的文化含量很饱满,很充沛,但因为种种原因,它在国际社区里被孤立。可能台湾人要做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倍的努力,通过文化的方式,跟国际社区有正常来往。

   第三个路线,我称之为价值产值化。多少年来,台湾人在文化上,我觉得是比较温和、保守,或者说相当传统。它非常重视文化的纯粹性,比较少从产业方面去切入。真正地把文化当作产业来做,还是近十五年、二十年以来的事情,你现在还会碰到很多的创作者反感产业。

我还想做一件事情是,内容的产值化,内容的加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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