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洪银兴:发展阶段改变和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在新历史起点上,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中国梦”的概念,过去的“中国梦”是要摆脱贫困,而今天的“中国梦”则是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新的背景和新的问题要求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进行转向。一是发展战略基点由供给驱动加外需转向需求推动加国际资源。二是发展目标由GDP导向转向以人为本。三是增长动力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四是发展目标由效率增长转向公平性增长。五是增长路径由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六是产业发展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七是城市化建设转向城镇化建设。

   一、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课题

   经济发展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发展经济学就起这种作用。发展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以二战后取得独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研究对象。这些国家独立以后面临的任务是摆脱贫困,推动发展,建立独立的产业体系,所以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是研究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起飞的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起过积极的指导作用。比如众所周知的经济起飞理论,强调经济起飞必须要以高积累、高投资为基础,近年来我国GDP增长如此之快,正是在高积累、高投资的思想框架内推进的。再比如对二元结构问题的探讨,现代工业和落后农业并存的结构如何改变?此外,早期发展经济学还广泛应用于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研究,以及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站在了新的起点上,认识这个问题需要考察四个标志性的指标。其一是2010年GDP总量达到40.1万亿人民币(5.8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7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二是2011年人均GDP达到35083元(5432美元),排名世界第89位,虽然与GDP总量的排名很不相称,但已经达到一般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5000美元的标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其三是2011年产业结构中农业比重降到10.1%,工业比重上升到46.8%,中国已经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其四是2011年城市化率达到51.27%,这意味着我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经是城镇人口,进入了城市化中期。这四个方面的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此背景下,世界把中国称为新兴经济体,进入“金砖国家”之列。因此,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摆脱贫困问题对于中国就不太适用了。当前中国所要解决的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的发展问题。

   在新历史起点上,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中国梦”的概念,过去的“中国梦”是要摆脱贫困,而今天的“中国梦”则是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是民族复兴、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的“梦”,在什么历史阶段就应该做什么样的梦,中国的确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尽管中国的人均GDP排名依然不靠前,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有能力做到那些人均GDP排在中国之前的国家也不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当然,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也有其不足,体量大但是不强、不富,所以“中国梦”就是怎样变得更加强大和富裕,当前中国面对的是如何由一个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问题。

   当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就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世界银行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论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6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原因在于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后,过去较长时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因此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压力首先是发展模式问题,或者说是发展方式问题。低收入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之初,往往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困扰,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因此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

   其次是收入差距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在一个以人均GDP为横坐标、以收入差距为纵坐标的坐标系中,人均GDP到4000至5000美元的时候收入差距到达最高点。广受关注的基尼系数正是一项收入差距的指标,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是0.48。贫富两极分化程度已经超过了美英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差距不完全是由于制度的原因,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较大关系。

   再次是腐败指数也达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时候,再加上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府权力太大,腐败的机会和数量都在扩大。

   面对“中等收入陷井”的压力,中国不能陷进去,必须要跨越过去,而实现跨越的基本路径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

   十八大把转变发展方式确立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主线。其背景正是为了解决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路径是解决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当人均GDP处于低水平阶段时,强调的关键是增长速度,而现在强调的是增长质量。

   世界银行2000年发展报告强调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同样重要,增长的来源和模式影响着发展的效果。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是什么?它要求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普及教育、加强环保、增加公民自由、强化反腐败措施相结合,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世界银行报告所强调的高质量增长并不是一种奢侈品,对国家抓住时机改善这代人和子孙后代的生活有决定性的意义,穷国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重视高质量增长。

   新的发展阶段、新的背景和新的问题要求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进行转向。一是要由研究摆脱贫困转向研究跨越“中等收入陷井”。二是要由指导经济起飞转向指导经济现代化。就现代化来说,目前对现代化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要追赶发达国家。三是要由单纯追求国富转向追求民富与国富并重。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倍增计划,立意深远,十年GDP总量翻一番和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并列,GDP总量翻一番是国富,人均GDP翻一番是民富。四是要由速度型发展理论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理论。

   二、发展目标的改变:以人为本

   当一个国家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的时候,发展目标主要是追求GDP,而且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应该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尤其要突出消费的拉动作用。

   以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的目标由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转向追求人民的富裕和幸福,这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但过去长期的发展方式并没有实现这样的目的,实际上是为生产而生产。

   过去的经济学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而不是研究消费的经济学,以往的经济发展理论基本上属于供给的经济学。中国不能停留在生产大国的阶段,还要成为消费大国,经济发展目标就要有所改变。

   列宁曾以“一条牛身上扒下两层皮”的比方来说明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状况。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市场售价比中国还便宜,这是被扒下的“第一层皮”。从美国很不容易赚回的美元遭遇贬值,人民币升值,“第二层皮”就被扒去了。用储备的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券,美国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债券贬值,“第三层皮”也给扒去了。中国人真的只需要生产不需要消费吗?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和生产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消费大国,扩大内需也就能成为现实,经济增长也就可以注入足够的动力。

   消费需求成为主要拉动力后,消费力、消费需求、消费业态就进入经济发展理论的视野。例如现代的市场营销理论,就不只是强调生产适应消费,而是要创造消费者,不断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者,生产才有不竭的动力。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要迅速改变多年累积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很难,使扩大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培育消费力和发展生产力同等重要。在《资本论》研究中,大家注意到了发展生产力理论,还有一个理论尚未被充分关注,就是消费力理论,没有消费力哪来生产力?我们过去只谈生产不谈消费是不够的。培育消费力有多种途径,一是在分配方面要解决收入提高问题,做到有钱可花,有钱敢花;二是要解决消费升级和消费业态问题。

   以人为本的发展涉及公平性发展问题。过去的30年中国的改革着力点是提高效率,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政策层面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3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在这个背景下是否仍然强调效率优先值得思考,现在需要强调的是包容性经济增长,也就是使人民能够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学习十八大精神需要特别注意几个表述。一是把GDP的翻番和人均收入倍增这两个目标并列,其深刻的经济学意义何在?强调人均收入倍增,不是指国家给老百姓的收入翻一番,中国不可能走向福利国家,国家财力也不允许国家给老百姓的钱翻一番,指的是人们挣到的钱要翻一番,需要给老百姓创造更多的挣钱机会。在研究当前的社会矛盾时,需要注意收入差距指数已经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顶点,因此政策导向需要调整,要由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变为让大多数人富裕起来。过去的几次党代会报告使用的提法是扭转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趋势。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政策层面的重大调整,意味着要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所谓公平正义涉及三个公平,一是机会公平,一是权利公平,一是规则公平,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这三个公平可以先行实现,过去强调效率性经济学,现在强调的是公平性经济学。在“中等收入陷井”面前,如果不讲公平,随之产生的社会矛盾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

   、增长路径的改变:创新驱动

   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回顾经济增长模型的演进,早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投入的函数,其后虽然加入了技术要素,但只是作为外生变量和“余值”起作用。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新经济,并相应产生新增长理论,就有了依靠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实现内生增长之说。因此“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成为新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描述。

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来,可以追溯到波特将经济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资源驱动。由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便宜,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大规模投入生产资源来推动增长具有必然性,因此该阶段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征。第二阶段:投资驱动。大规模投资以获得规模经济成为主要特征,同时由于技术物化于生产设备,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难以分割,因此,第二阶段是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的过渡阶段,兼具大规模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比重特征。第三阶段:创新驱动。创新取代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经济增长将表现出典型集约型增长方式的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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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6日, 11:16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