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昌平:活在不断被推迟的未来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被神话的过去,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被推迟的未来。

三中全会这个符号,其实在35年前就已奠定了一个天花板。如果仅仅只在一个可以视见的房间内打转,何来真正意义的解读?

但恰恰,一个曹雪芹能养活上千名红学家,一份决议书能反哺一群马屁精。

若有两条类似于上证指数的K线图,来描述过去60多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轨迹,我们能够看到,经济指数是扶摇直上,尤其最近30多年陡坡急涨;政治指数呈箱剧烈震荡,时上时下,目前大体是上行状态。但是,今天所做的,只是对过去数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下探的一次反弹,反弹的高度与“股民”的期望存在差值。

谁的行为不及或超出预期,谁就拥有更大的破坏性。总体而言,还是在进步。作为历史潮流中的浪花,我们通常更注意当下,所以感觉步伐不大。
针对这次会议,于个体而言,人身权与财产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自由流动的空间,这是改革的关键标志;于政体而言,一个侏罗纪时代的恐龙想要挪动它笨重而懒惰的身体,很难很难。变,总比不变的好,这是适者生存的前提。

我更看重未来十年会发生什么,我们又将做出怎样的应对?

 劳教、计生、信访“集中红利”

这份决议一举涉及对三大恶制的改动,一是废除劳教,二是单独二胎,三是网络信访。“一废一放一增”,跟会后的集中供暖一样,可谓改革的集中红利。
其实,关于劳教、计生的先兆信息早已释放,但直到今天才同时得到确认。这一手法不同于十年前的收容遣送制度废黜,每一次改革必须触及一个或多个利益集团,既然如此,与其单兵突破,不如集团围歼,这就是顶层设计的意义。

也有人觉得力度不够,认为后两者一举废除更佳。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持的担忧:“收益还没有拿到,但改革成本已经付出了。”这中间的权衡,应该还是以保守、维稳占据主导。
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属于天赋权利,谈不上是增量红利,而是基本权利的归位。至于言权,至今仍然坚冰不破,寸步不移。

如此改革思路,基本可以说,在经过十数年的犹豫与反复之后,重回邓公改革路线,K线图在经过不止两轮下探之后,重拾做多预期与上升动力。

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双重流动

如前所述,对个体而言,人身权与财产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自由流动的空间,是改革的关键标志。其中,劳教、计生都算是人身权的一部分,另一项最为关键的是户籍,“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可以肯定的是,十年前我来北京闯荡,与今天一名毕业生想要北漂的机会成本是完全不同的,门槛提高了不止十倍,大多数鲤鱼选择了放弃。

财产权可以抽象理解为除身体之外的所有附加权利,比如你所拥有的货币、地产、税费成本等。这个过程中,土改无疑是关系国本的基础改革,也是无法绕开的一道坎。

同样引入K线图,将过去60多年的人身权、财产权伤害,粗略量化为人权指数,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曲线趋势:对公民的人身权伤害比较过去已有收敛,呈现稳定趋平走向;对公民的财产权豪夺,正在逼平人身权伤害的峰值,尤其是无处不在的征税、雁过拔毛式审批、金融摊薄等。第二根顶牛指数有煮蛙效应,重心虽有位移,但容易被受害者忽视。

此次全面改革将对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进行高度集中,同样遵循金字塔结构,即塔尖的牢牢抓住,塔底的逐步放开;高附加值的紧紧控制,低附加值的让步民间。这里涉及官与民、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多重关系的调整。

可想而知,顶级权贵的利益受损较少,次级及末级官僚的受损最大,在未来的行权流程中,他们必须会通过对普众的财产权合法伤害,弥补自己的损益。

 阳光法案

在全球通用的“阳光法案”,成为决议中含糊表述的一个符号,“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这里头,“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可以理解为官财公示制度雏形,可谓一个重要的突破。所谓“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民间以不同代价呼吁,终有响应。试点的意义,也是为今后的全面推广争取时间与空间。

比这更重要的是一项基础工程,即:“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至少房姐龚爱爱的案子证明,没有这个数据平台,完全可以架空阳光法案。

不过,这种突破还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党内反腐模式之上,尽管提了“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但远不如纪检体制的强化来得直接。比如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都在体现集权的特征,这是逆法行权。

应该肯定一些改革的积极意义,如果说决议中缺了什么,就是少见法治建设与言路拓宽,等于缺少了社会监督的必要工具和条件,无助于纠错,无助于发挥社会能动。一个没有制衡机制、没有言权自由的社会,如何能保证好的提议不会最后落空,甚至变成权力寻租的新工具?

 移动网络是民间最大的活力

决议全文原计划11月19日公布,但因在微信中泄密并传播,被迫提前四天发布。这就是技术带来的进步。

有人认为,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推进的,具备了非法的天然特征;而众多重大既利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表象上看往往是合法的。我更看重自下而上的推动与倒逼。

小岗村的意义就是越界和松绑,对下来说就是要越界,对上来说就是要松绑,中国经济由此开始了30多年的腾飞。当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突破了集体经济禁区,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如今淘宝网店所体现的样板价值和叛逆精神,并不亚于当年的小岗村,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希望所在。

新经济特别是网络人经济的兴起,将弥补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加之此次改革红利,作为个体,应该洞悉其中的机遇。但是,这也对政府形成考验,因为市场需要小政府大社会,需要服务型政府和自组织社会。这是最强有力的倒逼。

移动互联推动的并不止于经济领域,还包括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当技术赋权提供了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任何逆向操作必然适得其反。即使胡锡进也表示:“回过头来看,微博是反映民意无可取代的平台。微博不会式微,也绝不能式微,因为中国的确需要它。让互联网对尖锐意见的表达常态化,也让社会有能力承受它、达成平衡,这是中国改革的决定性领域之一。”

决议中提出的“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也算是对这一变化的呼应,但“国安委”的成立又意味着严控,会否因此失去民间活力,进而失去发展契机,值得重视。

 政党意志如何转为国家意志

此次确定的两个抓手,一是保安全,设立“国安委”;二是促改革,成立“中改组”。这有点类似周伯通的独门绝学“左右互搏”,一心二用,防守兼备,难度空前。
改革与法治之间的矛盾也由此凸显。比如,政党意志如何转为国家意志,并执行到位,是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流程。

以两个新的机构为例,“中改组”可以现时成立,作为党的一个部分;“国安委”则是国家机构序列,必须经由全国人大的法定程序方能实施,有待明年全国两会。
由此类推,劳教、计生、土改等一切主张,均须通过法定程序进行。

这就对应两项重要的倒逼改革,一是坐实人大制度,让其在法定程序、透明财政、违宪审查等方式有所作为;二是真正独立的司法系统。从目前的方案来看,司法的变革余地还非常非常大,目前无法满足需求。

 最大的矢量在下一次交接

一个力度少见的改革提议,一个更为强势的中央政府,就此启程。

就目前来看,所有的对立力量都会消失在萌芽状态。这意味着未来十年,除非外部不可预计的因素,否则难有大的变数,执政党掌握了关键性的底牌。
关于权力合法性问题,第一个30年来自于革命创业;第二个30年来来自于经济绩效。未来十年,新型城镇化提供固定的财政增数,如果钱袋子不足以保障枪杆子、笔杆子、手铐子的支出及贪腐成本,即可能通过做大或变卖国资补偿。故而存在这次将国企收益提高到三成的上缴新线。

更大的问题,在于施政并无考核,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水平再到和谐社会,每次到期未见评估就已转为另一口号。这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要素。

我们似乎不可避免地进行了“寡权循环”,即集权-分权-集权的转换,单一循环过程分七步:①建立寡权,权力被集中;②财富必然集中;③产生严重阶级分化;④社会畸形发展(如法律失效,人权沦丧,悲剧潮涌);⑤最后的辉煌(财富集中能做出人们难以想象的事情);⑥衰落与摊薄;⑦再次建立并进入下一个七步。

集权制度大多都能创造经济上的奇迹,却未必能保障普众的基本权利,因此难以长治久安。任志强认为:“当这种极权向个人权力转移时,就更加可怕了。无论是好斗的敎皇,仁慈的皇帝或民选的元首都同样。也许必须找到权力能被制衡的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

最大的考验将在2022年,即下一次权力交接之时,即使不考虑民众的诉求,内部必然出现不同的竞争者。现实赋予了他如此大的权力,如果这十年能够平顺闯关,在关键的交接时刻,个人的选择无疑会影响这个国家的选择。

一名网友给我留言:“不悲过去,非贪未来,心系当下,由此安详。”没错,尽管自由是天赋的,但需要自己争取,看清未来十年的路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历史定格,可以既利,可以分红,可以享乐,可以参与,可以逃离,可以平视,可以争取……不可能再由一人决定所有,最终的抉择源于数以亿万的微小选择的集合。这,才是最核心的。

2013年11月18日, 3:42 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