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洋:重审苏格拉底 (书评)

《希腊精神》

[美]依迪丝·汉密尔顿著
葛海滨译
华夏出版社
2012年7月第二版
312页,32.00元


法国画家雅克·达维特在1787年创作的油画《苏格拉底之死》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古典希腊仍然是个十分模糊的世界,除了它孕育的几位伟大哲学家以外,国人的眼光大概也就落在了在那几尊给人以无上美感的大理石雕像上。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还需要依靠西方人的著述来给我们拨开一些云雾。依迪丝·汉密尔顿的《希腊精神》(The Greek Way)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

汉密尔顿是位饱受古典学熏陶的美国教育家,也是古典希腊的诠释者与古典知识的传播者,在美国曾产生广泛影响。她这本著于1930年的书颇具文采,行文流畅而简朴,亦不乏真知灼见,在美国再版和刊行数十年。但这本书表达的强烈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也许和它对希腊精神的赞颂一样,也是其长盛不衰的原因。对此国人却似乎并未在意或有所警觉。在书的一开头,汉密尔顿就安排了“东方与西方”一章,着力勾勒出东方和西方两个对立的世界,而把希腊描述成西方方式的源头。具体而言,这源头就是在雅典诞生的“一个新的文明”,它“和所有过往文明都不相同”。古典雅典短暂却绚丽夺目的天赋绽放“如此塑造了思想和精神的世界,以至于今天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与众不同。因为两千四百年前希腊一个小小的城市在一两个世纪里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与众不同”。古代希腊和现代西方思想和精神的血脉相承如此紧密,以至于可以说希腊人“就是最早的西方人。西方的精神亦即现代的精神是希腊人的发现,因此希腊人的位置是在现代世界”,而不是在古代世界。

在此,汉密尔顿把西方知识界的传统希腊表述发挥到了极致:古典希腊文明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由于古典希腊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现代西方文明因此也是独一无二的。希腊是属于西方的,希腊人和现代西方人是同义词。诗人雪莱曾经喊道:“我们都是希腊人!”古典希腊由此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奠基神话。就是说,古典希腊被抢夺和强占了,是作为西方的过去和根源被表述,被赋予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和现代西方文明相关联的一些因素得到了强调和凸显,而与之相悖的因素就有意或无意地受到了忽略。毋庸置疑,古典希腊文明极大地启发了西方的“现代精神”,但现代西方并非单纯由古典希腊哺育出来的文明,它还从犹太传统、罗马文明和日耳曼历史中汲取了重要的养分。因此,古典希腊和现代西方之间的系谱并不像汉密尔顿或者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所表述的那样紧密而单纯。所谓“希腊精神”实际上和现代西方文明大相径庭,希腊人的生活方式、观念与态度迥异于现代西方人。即连“希腊精神”中的核心内容民主政治也大不同于现代西方的民主制。汉密尔顿所说的在雅典诞生的“新文明”以民主政治为标志,其间所有年满二十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公民组成公民大会,以讨论和投票的方式直接决定所有国家大事,城邦绝大部分公职以抽签方式任命,而且任期限于一年,不能连任。除了妇女和奴隶被排除在外这一我们不可用现代道德标准苛求的历史局限外,这种政治方式远比当今任何一个标榜民主政治的国家都要激进得多。它强调公民之间近乎绝对平等的权利,将政治决定权真正赋予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乃至赤贫者在内的普通公民,而非一个以出身、财富抑或是教育为基础的精英阶层,这恐怕是当今任何一个政治家(无论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都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如此种种使得一些更为清醒和超脱的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古代希腊其实是“异己得无可救药的”(Paul Cartledge语)。一位法国学者(Marcel Detienne)甚至以“希腊人和我们”这样的短语来为自己的书取名,以表明希腊人终究不是现代西方人。

在汉密尔顿的言说中,和希腊乃至西方相对立的是东方世界和东方的方式。在希腊以外,整个古代世界的方式都是东方式的,并且这东方的方式一直延续到现代:

就我们所能够重构的程度而言,古代世界的每个地方都带着同样的印记。在埃及、在克里特、在美索不达米亚,只要我们能够解读其一点历史,都会发现同样的情形:一个专制者位居王位,他的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和极端情绪是国家中的决定因素。他统治下的是悲惨的、服帖的民众,智识领域被交给一个巨大的祭司组织。这是我们今天所知的“东方”国家。从古代世界以往,它延续了几千年,在根本上从未出现变化。只是在最近一百年里——不到一百年里,它表现出了变化的外貌,做出了在表面上符合现代世界要求的姿态。但是贯穿它的是永不变化的“东方”精神。从古代世界以下历经各个时代,它始终如一,永远疏离所有现代精神。

在汉密尔顿看来,即使连罗马的方式也是倾向于东方的,而和希腊有着根本性差异。只有希腊是独一无二的,代表了真正的西方精神:“区分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区分西方和东方的是思想对人类事务的主导性,而这产生于希腊,而且在古代世界中只存在于希腊。希腊人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在一个非理性占据主要地位的世界里,他们作为思想的主角站了出来。”

古代希腊人无疑具有独特的思想创造,一如其他伟大的古代文明一样。也甚至可以说,希腊思想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兴起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问题在于,这本国人广泛阅读的关于希腊精神的启蒙之作充斥着西方文明优越论,却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和反省。

和汉密尔顿对希腊精神毫不吝啬的褒扬相反,国人却在根本上否认希腊精神的现代意义。在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几位伟大哲人推崇备至的同时,却完全把他们和孕育他们的社会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因此才有《不自由的希腊民主》(阮炜著,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7月版)这类著述堂而皇之地出版,才固执地认为雅典民主政治是“人民的暴政”或者干脆是“暴民政治”,而人民一旦掌握权力,就会敌视和迫害精英,因此才有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处死的悲剧。

苏格拉底的死的确是个悲剧,既是他本人和哲学的悲剧,也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悲剧。从此以后雅典民主制就背上“暴民政治”的恶名和骂名。但如果说苏格拉底被处死是冤屈的,那么雅典民主制背上这个骂名同样是冤屈的。因为民主制下的雅典并未想要置苏格拉底于死地,他的死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或者说是出于他本人的选择。这样说可能让读者难以置信,因此我们需要回顾苏格拉底受审的情形。

公元前399年,雅典的三位公民墨勒托斯、阿尼托斯和吕孔联名将苏格拉底告上法庭,罪名是不敬城邦之神、发明新神和腐蚀雅典青年。这个事实的诸多方面需要予以解释。首先,姑且不论罪名是否成立,普通公民能够提出这样的指控,对现代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任何现代社会,都只有国家公诉机关才能提起类似指控。这应归功于梭伦的立法。公元前594年,梭伦对雅典城邦的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和立法,将起诉权赋予雅典的普通公民。无论是从法律史还是从政治史意义上说,这都是一项革命性的举措。它意味着,所有雅典公民都有权针对伤害公共利益即城邦共同体利益的行为提出指控,也意味着雅典公民可以对任何官员的渎职和腐败行为提出正式指控。这实际上是现代司法体系中公诉人制度的来源,只不过在现代司法体系中,公诉人是由国家指定的,而在雅典,所有公民都可以充当公诉人。十分明显,相比起来,雅典的制度要民主得多。当然这也意味着,雅典的司法诉讼十分频繁,以至于把它说成是诉讼之邦也不为过。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因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而受到起诉。因此,苏格拉底被控到法庭,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其次,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苏格拉底被控的罪名似乎是莫须有和不可接受的,因为并没有直接导致伤害的确凿罪行,而以信仰入罪则是违背基本人权的。但在古代雅典,这些其实是非常严厉的指控。对希腊人来说,敬事城邦认可的神明,以合适的方式祭奉神明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任何差错和亵渎都会招致神怒,而给城邦共同体带来严重的后果。更有甚者,古希腊人的政治概念不同于现代政治概念。对希腊人而言,“政治”即“城邦事务的管理”,因而敬奉神明是城邦政治最重要的一部分,亵渎神明可以被看成是颠覆城邦政治制度的行为,是城邦所不能容忍的。至于信仰自由,这完全是一个现代概念,并不能简单地以此为尺度,来对雅典社会做肯定或是否定的判断。

审理诉讼案件的法庭称作陪审法庭,乃因全部判决均由规模庞大的陪审团投票做出。按照民主雅典的法律,审理私人之间纠纷的案件时,陪审团最小需由两百人组成,案件严重时需四百人;审理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时,陪审团最小需五百人,多时可达一千人。最为严重的案件可由公民大会直接审理。陪审团成员从普通公民中抽签产生。每年城邦从年满三十岁的志愿公民中抽签选出六千人,担任这年的陪审员。在案件审理日再从这些陪审员中临时抽签选出当日所需数量的陪审员,组成陪审团进行审理。现代人多半会认为,如此复杂的程序效率低下,但一味追求效率本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对古代人而言这并非十分重要的事。雅典人重视的是大量公民的直接参与和机会的均等,同时大规模的陪审团和临时抽签的做法也有效地防止了贿赂。案件审理的程序是由原告宣读诉讼词,再由被告宣读辩护词,其间双方都可以援引法律条文或是提请证人出庭作证。为公平起见,原告和被告演说的时间相等,以滴漏(或谓水钟)为据。之后由陪审团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人并没有现代技术手段来获取科学和确凿的证据,这给控辩双方留下了发挥的空间。可以想见,在陈述事实的过程中,控辩双方都会尽可能使用一些演说技巧,以博取陪审团好感和同情。古代雅典保留下来的大量诉讼演说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如果陪审团多数票判定被告有罪,则由原告和被告分别提出对被告的具体刑罚(即量刑),再由陪审团进行第二次投票,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即为被告的最终刑罚。这样的制度看似荒唐,因为原告一定欲置被告于死地,所提出量刑很可能偏重,而被告提出的是针对自己的刑罚,无疑会尽量提出较轻的刑罚。但实际上陪审团的投票对双方都会起到限制作用。因为如果一方提出的量刑与罪行相差太大,即会迫使陪审团投另一方的票,而于己不利。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双方都会尽可能在量刑得当的范围内提出有利于自己的建议,以争取陪审团的支持。

苏格拉底一案就是在这样的司法制度下进行审理的。陪审团的规模为五百人,说明雅典人并不把这看成是一桩惊天动地的案子。实际上,在当时的普通雅典人眼中,苏格拉底还不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伟大哲学家的形象,是在他死后他的弟子柏拉图通过其不朽的对话录塑造出来的。因此雅典城邦及其公民陪审团也不会认为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在他们的眼中,苏格拉底不过是一个行为有些古怪的智者而已。在苏格拉底受审之前二十四年即公元前423年,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雅典最隆重的公共节日城市狄奥尼索斯节上公演了《云》一剧,其中把苏格拉底刻画成一个教授诡辩之术、行为举止怪异的形象。很有可能阿里斯托芬刻画的苏格拉底形象更接近普通雅典公民眼中苏格拉底,毕竟成千上万的雅典公民观看过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甚至时隔二十四年之后坐在法庭上的部分陪审员都有可能观看过这部戏。而真正认识和了解苏格拉底的雅典人只能是极少数。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极力说明,自己和智者有着本质区别,但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大部分雅典人会这么清楚地区分他们。

无论如何,在原告提出指控后,苏格拉底发表了辩护演说,但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他是如何进行辩护的。柏拉图后来撰写了《苏格拉底的申辩》,声称是苏格拉底的辩护词,但几乎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在柏拉图之后,色诺芬也撰写过一篇苏格拉底的申辩,内容和柏拉图撰写的苏格拉底申辩十分不同。不管怎样,如果他们所撰接近于苏格拉底发表的辩护演说,那么苏格拉底的辩护并不是很成功的,因为他非但没有博取陪审团的好感和同情,而且还宣称自己是最有智慧的,并以诘问的方式,质疑雅典公民的智慧。即便如此,他仍仅以两百八十对两百二十票的接近票数被判有罪。也就是说,假如他以更为友好的方式辩护,再赢得三十票而被判无罪并非十分困难的事。接下来,原告提出的刑罚是死刑。此时苏格拉底如何提出刑罚是关键。出人意料的是,他提出自己非但无罪,而且对城邦有益,因此不仅不应受到惩罚,而且应获得在国家食堂免费吃饭的殊荣。接着又提出,他没有钱,如果真要处罚,自己只能承担罚款一百德拉克马(大约相当于一个体力劳动者三个月的劳动报酬);而后又说,他的弟子柏拉图、克里托等愿意承担罚款,那就罚款三千德拉克马。这样的态度无异于藐视甚至戏弄陪审团,结果陪审团以三百六十票对一百四十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这就是说,在此轮投票中,他不仅没能争取更多的票数,而且把原先支持他的八十名陪审员赶到了对方一边。考虑到前一轮票数十分接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苏格拉底提出适度的刑罚比如流放,他是完全可以避免死刑的。事实上,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已经十分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只不过苏格拉底坚持认为自己无罪,不应遭受流放的颠沛流离,而不肯提出这样的刑罚。

至此应该不难看到,民主的雅典并非想置苏格拉底于死地,他最终被判死刑和审判过程中涉事各方态度的微妙互动有关,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本人的选择。他的审判在雅典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绝大部分这类审判也并非以处死被告而告终的。只不过在这起审判中,苏格拉底宁可选择牺牲生命,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从而成就了一个伟大哲学家的千古英名,但也使得雅典民主制从此蒙受恶名。但这并不意味着,雅典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或者民众是压制和迫害精英的,也不意味着雅典民主制下公民没有自由。恰恰相反,雅典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这既包括公民参与城邦政治的自由,也包括公民选择自己生活方式、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亦即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很难想象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为什么能在城邦官方节日上演的一系列喜剧中,露骨地挖苦和嘲讽当时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克里昂,也很难想象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开始雅典何以能一跃而成为希腊世界的知识与思想中心,吸引希腊各地的智者前来传道,也很难想象柏拉图这位一贯反对民主政治的哲学家如何能够在雅典公开开办学园,收徒传艺,更难想象亚里士多德这位没有雅典公民权的外邦人如何能够在雅典办学传道。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雅典可能早就采取强制措施,迫使苏格拉底保持沉默了,而无需等到他已届七旬之时,才把他送上法庭。当然,古代雅典的公民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观念仍有很大差别。现代人认为个人自由(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了保障个人自由,需要对公权力严加限制。这种观念根本不存在于希腊人的思想之中。民主的雅典城邦给予公民充分的参与自由,也在极大程度上包容了个人的自由。但在根本上,雅典人和所有古代希腊人一样,认为城邦共同体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因此,当共同体认为个人自由伤害到共同体利益时,城邦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制止它所认定的伤害行为,乃至惩罚施害者。归根到底,这是苏格拉底为什么会受到控告和审判的原因。

那些认为雅典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或者“人民暴政”的人,其实是想当然地和幼稚地(也是无知地)认为民主制将精英阶层排除在外了。事实上精英阶层的成员非但没有被排除在外,而且在雅典民主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领导角色。雅典的公民大会民主制将国家大事的决定权直接赋予普通公民,但公民大会所讨论和决定的所有事务,其草案都是个体公民提出的。提出草案的公民需要对国内国际形势有充分的了解,需要能够设计和构想合理而可行的解决方案。最为重要的是,他需要有能力站在公民大会的主席台上,向几千个公民解释和阐述自己的主张,说明其有益之处,而且在出现不同意见和方案时,能够和对方展开辩论。这绝非普普通通的雅典公民所能做到的,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成员才有能力提出政治主张,设计方案,并以雄辩的演说进行辩论,说服公民大会投票支持自己的方案。最终只有成功说服公民大会采纳自己主张,而且这些主张付诸实施后证明对城邦有益的提案人,才算是成功的政治家。希波战争中的希腊英雄第米斯托克利是如此,雅典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伯里克利是如此,即连被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恣意骄横的政治家克里昂也是如此。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戴维斯系统而细致地研究了所有雅典政治家的出身和家谱,发现他们几乎全部出自最为富有的阶层,亦即那个社会的贵族阶层。因此,雅典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充分发挥精英作用,但决定权掌握在广大公民手中的一套政治制度,而非柏拉图试图让人相信的和后人通常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农民、工匠和小商贩的“暴民统治”。这套制度和当今形形色色的政治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那个社会的部分精英成员愿意,或至少是接受将自己置于普通公民制约之下的安排,而今天的精英分子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的。

断言雅典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的知识分子也许并非出于真正的无知,而更多的是出于无可救药的精英主义意识。因为其实无需太过专门的历史知识,只要想一想希腊文明最为辉煌的知识、思想和文化创造大多出于古典时代的雅典,就不难想到这辉煌的创造和民主政体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进而也就不难想到,一个农民、工匠和小商贩的乌合之众所统治的国度,是不可能产生如此辉煌的创造的。令人费解的是,尽管这样一套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制度和成功实践激发了现代民主政治,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政治思想,却为当今一些知识分子所不屑一顾,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一些饱受西方教育、深谙西方传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说什么古希腊的民主不过是村庄里的民主,对庞大而复杂的中国没有任何意义;与其从希腊或者西方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还不如从中国传统中寻求出路。

1935年,在为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的英文版所做的序言中,赛珍珠生动地描绘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对西洋的心态,颇有值得回味之处。她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在自己国家现状不佳之时,增加“理想的崇拜西洋热度”。接着她话锋一转说:

倘西洋能继续其繁荣而保持和平,中国人的心理又将若何,殊不易言。不过西洋却未能如此顺利持续,也就够了!中国人好像狠着劲儿的欣赏世界大战之爆发,企业繁荣之崩溃、不景气,以及科学家尝试挽救此等厄运之失败,时而感到满足,他们于是说,中国毕竟还是不坏。然而在我们的眼前,分明各处都是饥荒,遍地都是土匪,彼此彼此,谁也没有比谁好了些。照这样说来,或许古代中国倒是不错的,不妨追溯前代,看看中国的古代哲理如何。

接着她不无嘲讽地说:

今日所显现的结局,则又为古代经典格言底反复重演,父老吃了酸果,致令儿孙为之齿软。少年中国已经厌倦于父兄的革命热情,方且退而有复古之倾向。看了他们勉为十足纯粹中国人的不自然底决心,样子很是有趣;……中国有许多欧化青年今日的欲行重返纯粹中国式生活,差不多是一种流行的时髦风尚而为外观的。恰如当初他们的父辈嗜尚西装革履,刀叉大餐而欲往哈佛大学留学,这些现代青年曾长期的穿过西装,吃过西餐,而且曾经留学过哈佛,又精通英国文学远胜于本国语言,现在他们对于这一切都感到头痛,而欲重返其远祖的怀抱。

笔者以为,我们如何对待西洋的和我们自己的传统,在当今的中国,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

2013年11月17日, 1:07 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