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

作者：信力建 

大和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们自明治维新以来，迅速成长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以及二战后，在一片废墟中，通过几十年努力，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这两点看出来。然而，伟大的民族也有伟大的缺点，日本民族在精神上也有巨大缺陷——这就是他们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

所谓军国主义，乃是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日本军国主义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形成并发展，其思想渊源为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道精神。而在军国主义意识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成为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思想的工具；对外则疯狂扩张，踏上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同时也将日本民族引向灾难，成为侵略战争的罪恶之源。

从历史上看，日本军国主义源于其武士制度。1192年武士集团首领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在镰仓地区建立的大将军府）为标志，武士阶级掌握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国家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第一个武家当政的政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达676年。到16世纪末，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并于1592、1596年两次出兵侵朝。丰臣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集日本统治者之大成，达到空前程度。丰臣之后，日本的统治者及许多思想家，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力倡“海防论”、“开国论”、“海外雄飞论”及“攘夷论”的日本经世学家及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们，如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泽安、吉田松阴等代表性人物，都大肆鼓吹对外扩张思想。这些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

而1936年日本法西斯的上台，则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这种极端形式的形成，与日本裕仁天皇继位后大肆宣传“武士道精神”直接相关。其核心是对日本民众加强思想教育，即将绝对服从天皇为核心的思想灌输给日本民众，并把宗教和皇权集中到一起（即天皇就是神，服从天皇就是服从神的旨意），从而达到控制本国民众的精神和思想的目的，这为后来在本国内发展法西斯主义奠定了群众基础。而其具体表现则是军人干政的肆无忌惮。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及此后一系列刺杀活动。“九一八事件”是军人踢开政府的擅自行动。事件发生后，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日本代表 9月25日在“国际联盟”宣布日军将立刻开始撤退。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由于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的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于是向政府请求派驻朝鲜的日军增援。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拒绝了关东军的请求，向驻朝鲜军队的司令官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但林铣一郎竟自行派出3万多军队增援关东军。当时，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但关东军的军官们却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再次使出了“下克上”的手法，反而在10月18日又向驻守锦州的东北军发动猛攻。当时在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的高层交涉，试图解释政府希望和平解决的方针，但关东军的军官竟然拔出军刀来威胁说：“你是不是想要干涉我们的事？”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未作抵抗，很快全部撤入山海关内，东北全境沦陷。到这年12月11日，年过七旬的犬养毅出任首相。犬养毅是孙中山先生的老友，他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12月20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这一秘密和谈被曝光，惹怒了军内的激进派。1932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犬养首相却没有承认“满洲国”，这更加激怒了激进派军人。1932年5月15日，一伙狂热军人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杀害犬养毅首相。

犬养首相被杀后，日本政府在1932年9月15日正式承认“满洲国”，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令人深思的是，当时日本的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首相的凶手，认为狂热军人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 ”、“爱国无罪”，还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要为凶手开脱减刑。一些少女甚至写信，说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犬养毅被刺杀后，斋藤实继任首相。他是海军军人出身，他的上任标志着日本进入了由军人出身者担任首相的军国主义时代。但斋藤实的主张相对温和，延续前任的稳健政策，令军部中的激进势力大失所望，将他斥为“维护现状派”。1934 年，斋藤实辞去首相一职后，担任冈田启介内阁的内务大臣，其政策仍然招激进派的憎恨，被列入暗杀黑名单中。当时担任藏相(财政部长)的高桥是清出于对军部势力抬头的担忧，努力抑制军费高涨。高桥是清是日本当时最为德高望重的财政和经济行家，曾于1921年原敬遇刺之后短期担任首相，1922年辞职后，长期担任藏相一职，无论首相是谁，属于哪个政党，都热衷于邀请他担当藏相，他总共担任了7任内阁的藏相。这么多首相都青睐高桥，除了他在财经方面的能力和经验外，他对军部的不妥协态度也是重要原因。在大萧条中，日本的财政金融危机频发，高桥主张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这就与野心勃勃的军部发生了矛盾，也使自己成为激进派眼中的“卖国贼”。1936年2月26日，受到法西斯主义思想影响的“皇道派”军人发动兵变，袭击首相和大臣驻地，杀害了斋藤实和高桥是清等人。首相冈田启介等人侥幸逃生。事后，直接发动兵变的一些“皇道派”尉级军官虽然被镇压，但暗中支持他们的上层军官却没受到追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治派”军人趁机控制了政权。经过这起“二二六兵变”，政府中残存的温和派人物有的遇害，有的被迫下台。日本从此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侵略道路。

日本所以会出现这种军人独大以下克上的军国主义，自有其背后深刻的其原因：首先，日本军国主义有其浓重的历史根源。日本是一个军事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岛国，有着一脉相承的皇国战略思维传统。日本历代的以扩张、侵略为主的理论为军国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日本长期的内战与对外扩张实践为军国主义孕育了肥沃的历史土壤。扩张政策与战略的结合产生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的实践中，这种军国主义不断得到深化与提升，其固有的历史特性使其在二战结束后虽遭到失败却难以从根本上被清除。其次，日本军国主义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一方面，天皇制的确立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制度其次基础，而神道教将日本军国主义推广，使其深入到日本人内心之中，成为宣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两者的结合使军国主义广为传播并得到一般日本民众认可。另一方面，千百年来深刻在日本民族心灵上的武士道成为军国主义猖獗至极的助推力量。畸形发展的武士道精神已与日本军国主义融为一体，成为危及和平的危险因素。最后，日本的民族特性决定了军国主义的存在。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唯我独尊的特征使日本人产生民族优越感和“日本中心论”观念。这种民族特性本身就带有扩张的自大性质，因此，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容易导致军国主义的形成。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下，迅速刷新国内政治，走上现代民主政治之路，根据《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精神，美国占领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日本政治民主化的命令。9月10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对日本政府下达了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命令。26日，又下达了取消一切通信自由的限制，并鼓励日本人民批评政府的政策。10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了题为《撤消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命令，废除了日本所有限制基本人权的法律和法案。这项命令后来被人们称为日本的“人权法案”。10月4日，占领当局发出了“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仰自由的限制”法令。10日，又释放了全部在押政治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对日本来说是继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又一次大变革。而对日本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给予致命打击的，则是日本宪法第66条的明确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必须是文官。”由此，源于欧美国家的“文官统治”思想成为战后日本的立国之本，军人则没有对国政发表议论的资格。如果说前一次变革（明治维新），是基于西方压力作出的反应与选择，那么第二次变革（战后改革）则是扫除日本军国主义，摧毁前“大日本帝国”而进行的全面强行改革。“明治维新”是日本主动从西方引进君主立宪的专制制度，而战后改革是西方社会向日本强行导入现代民主制度。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与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近年以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不甘寂寞，不甘心“战败国”体制，野心不死，蠢蠢欲动，军国主义也开始抬头。日本通过改变宪法解释的方式，谋求拥有“集体自卫权”。日本宪法第9条第1项规定，不维持武力，不行使交战权和集体自卫权。这是遏制日本军事大国化的马其诺防线。最近，日本却频频发出修改“和平宪法”条文的信息。此外，日本现在“爭岛”动作频频，暴露出向外扩张的野心。比如日本和中国爭钓鱼岛，和俄罗斯爭北方四岛，和韩国爭独岛都是例子。历史已经证明：日本民族的伟大将因为其伟大的缺陷军国主义而大打折扣——这是他们应该吸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