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际器官移植界对中国移植界的执行“三不”政策(不承认移植临床成果、不允许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器官移植临床文章、不同意中国移植专家加入世界移植协会),中国移植界长期被排斥在国际移植学术共同体之外。

《新世纪周刊》近日刊登了原卫生部副部长,现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技术应用管理委员会(OTC)主任黄洁夫就器官移植改革问题的专访。

黄洁夫介绍,就移植技术而言,中国现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移植大国。但中国的器官移植行业管理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由于中国“脑死亡”尚未立法,中国文化层面难以接受“推断同意”个人捐献意愿,而要尊重家庭与亲人的意愿;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弱小且不健全,缺乏能力去组建诸如美国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OS)、欧洲的英国器官分配系统(UK
Transplant)、欧洲器官共享网络(Eurotransplant)等强有力的医学行业与社会共同构建的移植管理机构,多年来未能建立一个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正规渠道。

黄洁夫认为,依赖死刑犯器官,极不利于移植医生的职业道德建设,使救死扶伤、敬畏生命的纯洁医疗服务进入“灰色地带”,这种司法途径捐献器官由医院与地方法院建立联系,又由医生决定优先移植给哪一位患者,背后涉及的复杂利益关系难以言清。医学界对这种方式争论不断,再加上由于供需矛盾,滋生了器官买卖的违法行为和黑市。

黄洁夫说:“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程序不透明,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无从谈起。死刑犯器官来源必须有严格的法律程序保证囚犯是自愿的捐献,是其临终忏悔和赎罪行为。这种来源必须纳入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正规体系中。”

目前还不知道,死刑犯的自愿捐献如何真正成为“自愿”,不过,从技术上说,今年8月,卫计委颁布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已经严格禁止移植医院与法院直接联系获取器官及使用器官,所有器官来源应可溯源,这一做法已经切断了主要的利益来源。

长期以来,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乱象丛生,全国有600多家器官移植医院。原卫生部进行了公正的行业内部评审和准入,将有移植资质医院减少至164家。

为打击器官买卖,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中国死刑罪名由原来的68个减至55个,并增加了一条刑事罪名:器官买卖罪。此外,中国相关法规也明令禁止器官移植旅游,并明确器官捐献的来源和公民捐献器官的权利。

为彻底解决器官来源的瓶颈,原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于2010年启动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工作试点,两部门联合相继出台近30多个相关器官捐献的配套政策文件,并于今年2月25日全面启动了中国的公民逝世后器官自愿捐献工作。

这套改革方案还包括了对器官资源捐献者的救助措施。在器官捐献是纯粹的利他行为的基础上,设定了一系列人道主义援助捐赠者家庭的原则:人道主义救助只提供那些不被社会保障覆盖的群体,例如捐献家庭自付医疗费用中无法享受社会医疗保险的部分;需求评估和决策时间必须在捐献决定后实施,以防交换补偿;对于需求评估和决策的人道主义救助机构必须独立于器官捐献协调机构。

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智能呼吸机的运用,医学科学增加了“脑死亡”的死亡判定标准,与“心死亡”标准共存。此次改革,将国际上‘脑死亡’和‘心死亡’概念有机结合在一起,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文化与法律基础,科学地判断‘死亡’。使器官捐献可确保质量,大大增加了‘心死亡’标准中符合捐献的死亡人群。

目前,卫生部门资料显示,中国现阶段器官供需比是1比30,器官的稀缺引发各方势力抢夺、寻租。若器官由“金钱、权力、关系”决定其分配,则难以被信任,捐献工作难以得到全社会支持。

黄洁夫介绍,这次器官移植的顶层设计中确立了一个由国务院领导,由卫生行政部门与红十字会共同组织的管理体系——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工作委员会。

这整套体系包括:一是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负责),二是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卫计委负责,红十字会参与捐献见证),三是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169家有资质医院负责,卫生行政部门监管),四是人体器官移植后科学登记体系(心肝肾等移植数据中心负责,卫生行政部门进行监管),五是人体器官移植监管体系(卫计委和各省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

为避免产生利益冲突,按照国际惯例必须有第三方介入的原则,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由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和红十字会共同组建,在器官获取和分配体系中,红十字会的作用是“见证”“监督”,要由卫生行政部门和红十字会共同培养和组建器官移植协调员队伍,器官移植协调员分专业协调员和社工协调员。

今年8月卫计委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强制实施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要求所有移植医院采用这一计算机系统分配器官。

黄洁夫介绍,这套系统基于原卫生部在2009年出台的《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的基本原则与肝脏肾脏分配》的核心政策,委托香港大学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设计。

这套方案长达339页,制定了一系列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例如:区域优先、病情优先、年龄优先、等待时间优先、捐献者优先等一系列筛选规定。该电脑系统能在1分钟内自动科学地提供出最公平的供受体匹配信息,能尽最大可能排除人为的干扰。

卫计委管理的“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中的器官捐献者和器官接受者,均是医院中的患者;而红会负责的“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系统”是面向全社会,登记者是有捐献器官意愿的普通健康人群。这样的两个体系涵盖了所有人群。

根据规划,2014年中期,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将对169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进行检查评估,未遵守决议的将被吊销资质。任何一家有资质的医院,如果没有开展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项目,将会被吊销资质;任何一个医生,如果使用器官移植共享系统以外的器官,也将被取消移植资格。

这些改革完成之后,中国器官移植行业将浴火重生,洗清这一行业种种灰色和暧昧,也将有望被国际器官移植学术界所接收。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墙外新闻实时更新 欢迎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