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历史应该如何分期，这是一个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而因为对这十年历史不同阶段的“一锅煮”，闹出了不少并不可笑的“笑话”。在一部写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传记中，写到李达于1966年6月（时为武汉大学校长）遭到迫害时，作者写了一个细节：一群臂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冲进李达家中对他进行抄家、批斗。实际上，李达当时是被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头子的（武大“三家村”的另二人是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当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黑帮”阶段，造反派尚未出现（连“造反”一词也还未在政治生活中使用），更没有什么“红袖章”。另有一位中南海干部的回忆录，写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时，书中竟说杨尚昆是被“四人帮”揪出来了。这也是常识性的错误。此外，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主政时被迫害致死的人说成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把在工宣队、军宣队主政时遭受的迫害说成是受到造反派的迫害等等，诸如此类混淆“文化大革命”不同阶段历史特点的文字时常可以看到（甚至出现在一些亲历者的回忆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文化大革命”不同阶段进行分期并明确其不同历史特点的必要。
二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文化大革命”划分为三段：
⒈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
⒉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
⒊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
这大概是最早、也最为人们熟知的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作出的分期。这个分期，很显然是以执政党中央的换届为标志来划分的。它的特点是能使人较清晰地看出先后领导过“文化大革命”的三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历史作用并区分其历史责任。
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认为：“‘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半，即从1965年末到1969年4月。”他将这三年半划分为四个阶段：
⒈从1965年末到1966年夏，他称之为“准备阶段”；
⒉从1966年8月到1966年底，他称之为红卫兵公开发动时期；
⒊从1967年1月到1968年中期，夺权与武斗；
⒋1968年夏到1969年4月，他认为这个时期主要是“重新建立党和政府的权力机构”。（见该书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5月版378—379页）
费正清关于“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半”的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他自己对此也是不确定的，就在该书第十七章《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叙述“三年半文革”之后接着又写了《继承权的斗争》（写1969年中共九大后到“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回顾》、《结局》（写70年代初期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等内容，并写了这样的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发展中失落的十年”（见该书第400页）。可见他同时又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是十年，其结局是1976年“四人帮”倒台。不过，他对于前边那“三年半”的分期，却是明确并且坚持的，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一书中，由哈里·哈丁撰写的第一部《文化大革命：中国在动乱中（1966—1969）》第二章《中国在危机中》，就仍然是这样划分的四个阶段。
1996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分期作了新的探索。虽然该书没有明确谈到分期，但从书中二至六章的内容安排可以看出，他们对十年“文化大革命”史作了这样的分期：
⒈“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到1966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⒉以全面夺权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高潮（1967年1月到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⒊稳定“文化大革命”格局的努力和林彪事件（1969年4月中共九大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
⒋“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到1974年底）；
⒌整顿和反整顿的较量，“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75年1月到1976年10月）。
比较费正清与席宣、金春明的两种分期，有一处是相同的：他们都把“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定为1965年底姚文元文章的发表（他们的分期另有一处基本相同：费正清划分的第三阶段和席宣、金春明划分的第二阶段，都从1967年1月开始，只是结束期略有出入；此外，席宣、金春明称这一阶段为“以全面夺权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高潮”，而费正清却认为“文化大革命”高潮是1969年的中共九大）。
把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源自“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说法及官方与民间（红卫兵造反派）宣传中的一种提法（当时也另有把《五一六通知》下达作为“文化大革命”开端的提法），如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兴起时，就用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这样的提法（这“几个月”显然是从姚文元文章发表算起）；6月6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文化大革命现在正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一节，就称姚文元文章的发表“揭开了批判吴晗之流的序幕”。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中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587页，书中将1967年误排为1966年。此外，毛泽东此语有语病，“应该从……开始”的原意实为“应该从……开始算起”。）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所编“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也通常把姚文元文章发表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或“开端”。
笔者认为，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前，只应算是“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阶段，这一舆论准备阶段与此前已轰轰烈烈开展了几年的文艺、史学、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大批判（当时称作“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同样性质的。不同之处在于，批判《海瑞罢官》矛头暗指向中共北京市委，而此前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不夜城》等等，矛头则明指向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及其下属各文艺部门；前者由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意旨秘密领导进行，后者由原中宣部周扬、陆定一等领导人按照毛泽东的意旨公开领导进行；而且，后者当时的批判规模、声势比前者更大，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震动更大，对后来“文化大革命”所起到的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作用更大。若要说“序幕”或“导火索”，后者完全应该算上。毛泽东将姚文元文章的发表说成是“开始”，不过是为了突出江青等人的“功劳”罢了。因此笔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仍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算起为好。
三
随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深入，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的分期，自然应有新的思考。这个分期，应该不仅着眼于高层的斗争，更应着眼于全社会在这十年中发生的阶段性变化，既要看到在不同阶段起领导作用的力量有些什么变动，也要看到在不同阶段扮演“革命动力”、“革命对象”等角色的人群有些什么变动。同时，还要注意不能仅以中央所在地与“文化大革命”策源地的北京，和被毛泽东视为“样板”的上海这两个特殊地区的情况来以偏概全，取代全国的情况（徐友渔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就专门论述了北京、上海两个特殊地区的红卫兵运动与全国其他地区红卫兵运动的一些重大区别，详见该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为此，笔者综合目前所了解到的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认为可将“文化大革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⒈“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阶段”（从1966年5月到同年8、9月间）；
⒉“群众性造反、夺权和全面内战阶段”（从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到1968年9月“全国山河一片红”）；
⒊“革委会领导下的斗、批、改阶段”（从1968年9月“全国山河一片红”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
⒋“纠左与批右、整顿与反整顿反复较量阶段”（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
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阶段的起止时间，只能是一个略数，因为中国毕竟太大，各地的历史人文环境、政治运动的条件和对运动产生影响的各种偶然因素等等复杂多变，运动发展不平衡是很自然的事。因此同一个阶段，有的地方可能会提前或滞后一点。
以下对这四个阶段作具体阐述。
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到同年8、9月间，“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阶段”。
为何要称这一个阶段是“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阶段”？因为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文化大革命”虽已全面发动起来，但在运动的领导力量、运动中的“革命动力”与“革命对象”等方面，仍与此前的政治运动没有太大的区别，全国各地仍然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揪出和批斗“黑帮”，“三家村”、“小邓拓”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仍然像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由上级党委向一些基层单位派出工作组（7月底8月初工作组陆续撤销后有的又以“联络组”、“联络员”之类变相形式代替），代表上级党委领导运动。这一时期的“革命动力”，仍然是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依靠对象”（中共党员与共青团员，各个领域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复员转业军人，政治运动积极分子等），“革命对象”仍然是历次政治运动反复打击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至于新揪出的“黑帮”、“三家村”，如北京市委彭真、刘仁“黑帮”，所谓“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周扬、陆定一“黑帮”，北京大学陆平“黑帮”，清华大学蒋南翔“黑帮”，天津南开大学娄平“黑帮”，南京大学匡亚明“黑帮”，云南大学李广田“黑帮”，重庆大学郑思群“黑帮”，西安交通大学彭康“黑帮”，辽宁大学邵凯、杨俊超“黑帮”，广州中山医学院柯麟、刘志明“黑帮”，浙江大学刘丹“黑帮”，武汉大学李达、何定华、朱劭天“三家村”，安徽省李凡夫、居荟明、王世杰“三家村”，陕西省委赵守一“黑帮”，《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为首的“云南三家村”，贵州省委汪小川“黑帮”，四川省的张黎群“黑帮”和省文联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三家村”，山西省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周扬树立的黑标兵”赵树理，上海市由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倒的文教系统“反动学术权威”（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俊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上海作家协会王西彦）等等，无一不是经中共中央或有关中央局、省委、市委研究后定性抛出交群众批斗的，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没有什么两样。
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把红卫兵运动已经兴起的8、9月份也划入这一时期？主要依据以下几个理由：一、“八一八”以后各地出现的红卫兵，大多是由各级党委部署成立并听命于各级党委的；二、尽管在8、9月份“造反有理”已成为主旋律口号，但这时的“造反”者主要是社会强势群体（得到最高领导赞扬、支持的“红五类”特别是其中的领导干部子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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