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陈虎：三中全会亟需实施八大新政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对于这次会议，可谓是举世瞩目，在中国正处特殊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口，国内外急切的想从这次会议寻找到一些基础答案。

　　 就此，已提前爆出了会有“重大突破”的消息，甚至称之“超乎想象”。固然愿意乐观的守望其成，但仍须对中国当下时局之复杂性和艰难性有基本的理智认知。

　　 如果说“习李新政”核心是要释放中国的改革红利，那么，其成功与否，本质又在于多大程度可削减庞臃的“权力红利”，因为，过去的改革红利大部分都被权力所占有囤积了。另外的问题是，依靠掌握“权力红利”的人去削减自己的“权力红利”，靠正常商量方式根本无法完成，即便是中央高层想推动，没有强制逼迫力量介入，会遭遇体制内相关利益集团强烈的抵触。

　　 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所处的环境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老一辈革命家推动的改革开放，本身也是改善自己家人生活品质的必由之路，故上下同心、官民一致，当时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给改革开放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而当下情况则完全不同。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导致物质空前大发展和大累积，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各级官员拥有的权力空前大拓展大泛滥，权力可承兑红利前所未有，即便是普通公务员和准公务员，以及国企背景人员，享受高于社会普通民众一倍以上的工资、福利，不同程度可依靠权力和垄断资源获得社会强势地位。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的再度庞大，给体制内的人又增加了底气，觉得耗几年没问题，有几人有意愿有动力去改革，把到手的“红利”让给普通民众？

　　 党内关于深化改革分歧加大，打着改革旗号伤害改革，成部分官员“创造性”政绩出口，并导致两个恶性后果，一是民众不知真相形成误解进而反对改革，一些民众诉求政府承担社会分配的呼声反而上升，打土豪分田地的思潮替代了更多通过市场调节分配的愿望；二是假改革让财富快速向部分利益集团汇聚，呈现不管不顾的局面，并产生强大制衡真改革的力量，在资产海外转移和子女身份海外置换之后，变得比过去更有恃无恐。

　　 公务和准公务队伍在超常态衍变扩展，除体制内外的一维概念，体制内常态化纷争已成另一维变量，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条条和块块，利益博弈同样激烈，表面似无硝烟，实则暗流涌动。政治制度虽不是联邦制，但不受约束的地方政府权力已远超联邦制。

　　 在政治强人消失下，体制传导功能大打折扣，重大决策形成往往依靠势力平衡，政务推动往往依靠利益平衡，不直接与官员乌纱挂钩的事项，要么推不动，要么胡推动。藐视强大的国家机器，零部件协调运转呈反向扯皮趋势，社会运转效率低，付出的社会成本高。

　　 “维稳”和提高税赋成为执政队伍最没争议的选项。这种“维稳”，不单是“大义”上的维护政权，不少是“小义”上保护若干既得利益，不少地方故意跑偏，民众正当诉求被压制，部分官员打击报复夹杂其间，权力干预更加冠冕堂皇，垄断寻租基础更加广泛，腐败伴随更加难制止。玩政治秀的官员多了，脸皮厚、心肠黑、素质差的官员多了。与民争利和GDP政绩的百花开放，必大行其道，而放松管制和理顺生产关系，却列入不稳定内容而被拖延搁置。

　　 知识分子如果与良知告别，会成深化改革的敌人，诸如社会学家说“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宜实行民主”，诸如经济学家说“房地产下跌比上涨引发的社会问题更大”，绝不是缺乏常识所至。公共知识分子要有基本的独立人格，而更深刻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推导良性的制度，才能让良者得道，让良知退出悲情鉴定的窘况。

　　 对于掌握“权力红利”相应的利益集团来说，并不是不知道限制权力对社会有多好，而是更知道限制权力对自己有多差。

　　 维持现在利益格局和秩序不变，已是世界上最美好生活，人性劣根和奢靡私欲不受约束下可恣意妄为，还能自由自在最大限度享受其它发达国家的文明红利，怎么会不做殊死的顽抗那，何况，现在的顽抗，还不是简单的“负隅”，手里掌握的财力和可缔结的同盟强大的很。

　　 严峻现实是，“权力红利”的基本不受制约及无孔不入泛滥成灾，让GDP高速发展的中国普通民众十年来分享到的改革成果稀少，为通货膨胀承受的压力反而增加，已演变成激烈的层级社会矛盾和严重的官民对立。

　　 物质财富本质上不是无限的，它只能满足人的有限欲望。“权力红利”方式占有的太多，必导致没有权力背景人群获得的太少，形成严重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权力红利”的大行其道，必然导致执政目标偏离法制文明导向，经济上涸泽而渔和牺牲环境，道德上没底线没诚信没是非，又促使社会仇视及冷漠倾向明显，极端意识大博眼球，看似强大的国家，则时时处于一盘散沙之境地。

　　 “权力红利”本身已难以为继，“强经济体制改革弱政治体制改革”模式，无法递延下去了。

　　 吃皇粮的人，当下是中国历史最多的时期，而不少吃皇粮的人，并不满足规定的口粮，还要千方百计多吃多占开粮仓，让供粮的人无粮可吃；国民财富大部分被政府直接占有和分配，50万亿的GDP有多少水分，只有统计局知道，但财政收入连续年过10万亿却无半点掺假，再加各种乱收费乱罚款年近2万亿，另加上严重的贪腐掠夺，以及国资变现收益，留给民间可支配收入还有多少？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光一个畸高的房价，几乎又耗光了一生的积蓄。

　　 在如此丰腴的政府收入下，中国政府债务水平竟然还同时达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赤字率已经达到2.1%了，惠誉报告显示，截止2012年底，中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198%，如果将地方政府债务加进，就会更惊人，达到世界之最前列，，风险已极高。

　　 在取得GDP高速增长、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遭受的破坏是空前的，空气、河流、土地污染严重，长期治理成本超过短期实现的GDP收益，资源的过渡开发透支了子孙后代的发展空间。

　　 合法和非法资本大量外流得不到有效遏制，也面临美元走强、热钱回流欧美的资产泡沫危局，在国内货币供应已达GDP近200%情势下，经济体本身有很多脆弱点，最怕釜底抽薪。无法再靠货币注水，财富创造已不是不断增加的过程，而是水落石出的财富减少过程。

　　 必须修复环境缓解资源透支，必须弥补巨大的社保旧账亏欠。现在的经济状态，再也无法支持高投资拉动、高耗能匹配、高产能浪费、低附加值出口、低技术产出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正遭受严重的政府债务、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出口滑坡、消费低迷、国企效率低下等困扰，可谓屋漏偏遇连阴雨。

　　 不削减“权力红利”，有限的财富被不当使用和占有，经济自身已丧失基本的休养生息功能；不削减“权力红利”，最底线的社会公平和民生基础保障，将无财力去维系，并导致社会分裂形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遭遇的重大瓶颈，已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派生的。没有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不了“权力红利”问题，解决不了“权力红利”问题，无论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做文章，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将面临极大挑战。

　　 比之过往，“习李新政”所面临的困难前所未有。有些困难随时还可能转化为危机。

　　 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左中右”，体现明显的利益博弈痕迹，肯为思想意识牺牲的国人成稀缺资源，一些所谓的左派，将子女送到美国的动作，一点也不比右派差，一些所谓的右派，以圈子划线的倾向，一点也不比左派弱，中间派，也无非是更善相机而动。

　　 而刻意强化“左中右”，往往是一种互相牵制的政治统驾。

　　 改良的本质是执政者主动引领和推进法制，而释放改革红利的核心必须是削减权力红利，假如此点在党内外不能达成共识或强迫达成共识，之前所有改革功效最终会清空。

　　 “习李新政”的“高调反腐和整肃吏治”意在提升执政党威信，“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界定”意在提升执政党效率，其努力和不易是明显的，但由于关键问题积重难返，要打破既得利益壁垒，推动者本身风险极大，不仅要尽最大可能凝聚党内共识，也须让民间推动深层改革力量得到合法和正当释放。

　　 明辨是非的净化舆论可理解，但就此拒绝民间共振，单靠党内博弈，深层改革面临极大夭折风险。在人治向法制过渡时期，愿意选择接受真正为中国长治久安、肩负历史使命的执政者引领，而不愿意被迫陷入不得已的动荡重来。

　　 时间不等人，利益平衡和讨价还价要有边际，否则，会断送掉深化改革的最后时机，即便倡导必要的妥协和宽恕，也须大刀阔斧进行切割，没有痛下决心的刮骨大手术，就不会有真正的中国新生，不改变形形色色潜规则，对后代的教育和精神传承，会是无地自容的恶性传导，他们的基本信仰和人生追求，亦将无魂可依。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界定其真伪唯一标准是：民众基本权益是否最广泛得到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否最广泛得到保障。一切远离以上目标的革命或者改革，都会演变成少数人剥夺多少人的游戏，都会演变成此专制转换到彼专制的接力。

　　 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反复强调：不改革，死路一条。经济体制改革是否成功，最终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希冀中国再不走回头路，以法治改变混沌，制度进化发酵于清萍之末，和平完成腐朽化神奇的促变，而对中国深层改革前景也无须过度悲观。

　　 “习李新政”在党内凝聚了一批积极向上的力量，要相信真正共产党人的存在。即便是普通的公务人群，同样有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他们并不是“权力红利”的主要得益者，不少人是被迫污浊中牺牲自尊，一个清晰的政府定位，一个真正德才者胜出的卓拔机制，是更多人愿意接受的。公共知识分子仍有坚守人群，同时，网络媒体的开放，更大层次弥补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缺位。

　　 受过改革开放洗礼的民众，大多是不愿再回到过去的，而基于生存环境底线的各种抗争，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选择移民还是滞留，除贪腐转移范畴，不是爱国不爱国的判别依据；无论是劣根传承的明哲保身，还是普遍的冷漠敌视，也不是国人本身排除不掉的东西，而是封建专制附带的故意制造。

　　 对三中全会的期待，不是开出一剂包治百病的偏方，重点是旗帜鲜明的切割和掷地有声的表达。日前，国研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勾勒出一幅详尽改革路线图。在此基础上，更应抛弃繁杂，直白的向“权力红利”进行宣战，不仅纯洁队伍，而且，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援助，摆脱经济下行和社会矛盾叠加可能引发的动荡。

　　 有八大深层改革已刻不容缓，五年干好功莫大焉。其它问题，都会逐步在此基础上得到好的修复。

　　 政府减权减人甩包袱刻不容缓

　　 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积极推动政府简政放权和转变职能，意在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下大气力已取消和下放221项审批事项，并明确提出“要让人民过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同时，“要管住政府的手，管该管的事”，今年从中央机关开始做，行政经费砍了5%，另外，取消了企业工商注册诸多限制，透视了向市场、社会放权的强烈信号。

　　 但政府“瘦权”和精简队伍工作仍任重道远。

　　 几千万公务员和准公务员队伍过分庞大，不透明的层层行政审批管制繁琐复杂，三公开销仍然严重，权力腐败广泛存在，政府职能定位缺乏法制对接。

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重新定位。过去只集中于投资经济项目，财政投入基础建设战线太长、监管无力、耗资巨大、效能低下等问题正在显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