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举手表决相关决议。
周二，开完一次中共领导人会议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获得了相关授权，可以让市场在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发挥“决定性作用”，并可把新的决策机构掌握在自己手里。
党领导人举行的一次闭门会议结束后，官员宣布习近平将创设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还将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推动诸多经济改革。专家们表示，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以服务于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为蓝本。这两个新机构表明，习近平意在避开执政党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克服更深层次经济改革可能会带来的阻力。
习近平已释放信号，打算全面改革许多根深蒂固的政策，其中包括对农村地区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以及国家对银行贷款利率的管制。他和总理李克强还承诺要让中国经济摆脱对高污染行业和政府大手笔支出的依赖。经这次党内会议讨论的改革的完整清单预计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对外公布，不过，许多改革预计只会分阶段逐步施行。
接任党领导人近一年的习近平还表明，他打算用比前任胡锦涛更自信、更专断的方式治理国家。胡锦涛担任领袖的10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他未能推动一些改革。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要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这些改革必不可少。
“他是想显示，自己真的掌控着全局，”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在北京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迄今为止，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他体制内权力的最明确表述。”
即将成立的党内经济政策领导小组将负责引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一些官员表示，到2020年，一些重要的政策领域将取得“决定性成果”。但他们也强调，即便中国欢迎经济领域出现更多的市场力量，但党的统治地位必须保持在第一位。
“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会议公报称，“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60岁的习近平打破了中国新任领导人执政初期几年在政治上必将谨小慎微的预期。相反，他迅速采取行动，调整了许多政策，巩固了自己对共产党各种权力杠杆的控制：军事力量、意识形态和宣传、国内安全机构和反腐机构，以及刚刚获得的经济政策制定权。
习近平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革命元老，曾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下任职。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这一背景让他在行使权力时比最近几任党领导人更自信。
北京密切关注党内事务的评论员陈子明说，通过成立领导小组，习近平把自己的威望押在了推动改革的能力上，这些改革可能会面临来自政府部委、地方政府和大国企的阻力。他说，习近平几乎必然会出任这个领导小组的负责人。长期以来，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呼吁成立这样的机构，以便加快经济重组的进程。
“他这是在把责任往自己肩上揽，”陈子明说，“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上，责任便也是他一个人的。”
在会上，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承诺采取更加坚定一致的行动，实现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承诺。过去10年，国家权力一直在膨胀。204名中央和省级官员作为中央委员会的表决成员参加了会议。他们认可了关于改革税制、推动城乡一体化和改善政府服务的广泛提议。
中国主要的晚间新闻节目画面显示，与会代表坐在长排桌子前，一边聚精会神地听习近平和其他官员在台上讲话，一边做笔记。
“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会议公报说，“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不过，党领导人强调，党国体制和国有企业将继续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报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说，“在我看来，关键是市场有了一个清晰的定位，那就是负责资源的分配，市场在这方面的作用将得到推动，然而，党和政府在其他所有社会事务当中担当的管理角色依然占据首要地位。”上述资源可能包括土地、矿产和化石燃料。“公报描绘了一个颇有雄心的议程，不过显然，细节暂时还出不来。”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也曾在10年任期的开端召开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会，承诺大幅改革中国的经济。不过，许多分析人士说，虽然胡锦涛任内发生了许多变化，他还是没能缓解愈演愈烈的污染问题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没能给经济增长找到一剂良方，这种增长过于依赖政府的指令性贷款和土地征用。一些分析人士说，由于改革的风险比以前还要大，改革的动力可能会再次衰退，胡锦涛任内的情况就是如此。
邓聿文说，“习近平的主要担忧是，以前曾做出进行重大改革的承诺，但却没有兑现。”邓聿文是一名中国时事评论员，曾为中央党校出版的报纸工作。“我认为，公报明确表示，中国也许会在经济上倾向自由、放松管制，不过依然会在政治上维持十分保守的立场——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趋于保守。”
在发表经济复兴誓言的同时，习近平掀起了一场运动，意在扼杀国内针对一党统治的政治反对声浪，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在与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的海上领土争端问题上，这种立场尤为突出。公报批准创设国家安全委员会，目的似乎是加强对上述领域的控制。
新机构的正式英文名称还不明朗，不过，官方媒体对该机构的中文称呼与他们用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称一致。对美国和其他外国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机制，中国官员已参详多年。
北京的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教授金灿荣说，新的委员会将是“中国版”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后者是协助美国总统制订外交政策的协调机构。他说，“这是形势的需要——因为外部战略日趋复杂。”
金灿荣说，新委员会的创建很可能会扩大习近平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中国事务专家约翰逊说，在国内安全事务上，该委员会很可能也有重大的发言权，习近平让创设委员会的举措获得了通过，这一事实显示了他的影响力，他的一些前任曾研究过这个想法，又把它搁到了一边。
关于新安全机构的初步报道没有解释，它将如何协调与制定外事和国内安全政策的其他党内委员会的工作，抑或如何取代它们。
习近平和李克强已经表示，他们希望提振消费支出的信心，打破城市社会中把数以百万计的农村移民排除在外的入学、福利和住房壁垒。许多专家已经指出，这些变革是行不通的，除非中国政府让农民获得更牢靠、更实惠的土地权益，以方便他们转租土地、利用土地筹集贷款，甚或在决定永久迁入城镇时卖掉自己的租赁权。
党领导人暗示，他们正在探索如何加大农村居民对土地的控制、如何让农民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农民的土地多数仍然属于“集体”所有——确切地说则是国有。公报说，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