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男方暴色 | 评论(0) | 标签: 随笔

网易推荐的时候把标题改成了“:你若安好,便去公考”,想想是为了擭夺眼球的初衷吧。以下为正文:

======================我是完美的分割线,请忽视===============================

上班瞎忙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熹多夫把结婚的日子定下了,邀请众多认识十多年、目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狐朋狗友”光临。结婚对象是我们所有人从未见过也不认识的一个女人,甚至在短信里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女人的名字。

十个月前,他爽过一次我力组的饭局约,理由是当天他有更加重要的事情:相亲。十个月后,熹多夫决定跟这个相处了十个月的女人凑合过日子,可见,他当初就是奔着结婚去的。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嘛。熹多夫是个好人,至少,离流氓这个有前途的职业相距甚远。

这也算是完成了他在将近三十年人间生涯的最后一件大事,我感慨,他的人生尚未算美满,但终究业已成型。

熹多夫跟我是高中同学,因为是天生的足球狂热者和绿茵场上硬扎的传带功夫,加上名字含个“熹”字,人送代号“熹多夫”。与荷兰人西多夫的差异在于三点:黄皮肤、卷头发、驻扎后腰位置。熹多夫成绩一般,不过勤奋好学的劲头令人叹服,特别是高考将至的时候,凡遇试题中不明之处,总是会挖空心思跟我探讨、听我分析,尤其以文综为甚。基于此,熹多夫又获人送代号“历史小王子、”“地理小旋风”,其威武名号可谓风行一时。

不过高考可没对熹多夫客气,这不是一场以勤奋分值作为标准的考试。熹多夫没能成为脱颖而出的黑马,但分数也算中规中矩。高中散场,熹多夫被一纸通知书推进了邻近城市的一所二本院校,学法律。

大学期间身处异地,每个人都各自忙活消费自己最后的青春期,除了在寒暑假重归聚首然后大醉伶仃一场,又各自踏上不同的旅途。在大学第三年返家倒车的间隙,我见过一次还处于疯狂学习状态的熹多夫:那时他在校外租了房,准备司法考试。在那间月租180的狭小单间里面,我接连不断地抽了两个小时烟,期间夹杂着断断续续地闲言碎语,熹多夫则坐在床脚给我复述他手里考试参考书里的各种案例判定,问问我的看法。将专业问题抛给法律门外汉,当然收获到的是各种胡诌乱谝,我告诉他,我只能凭借我的常识去分析这些试题中的判例。这中间,熹多夫跑进厕所拿起盛满水的桶冲了两次澡,七月盛夏,树郁蝉鸣,局促的房间里除了袅袅上升的烟雾,还有闷热难耐的空气。

最终,熹多夫的处女司法考试以失败宣告结束。我问他,还考吗?他回答:考,不考我这专业不就废了吗?

大学毕业,我来到南方一座城市干起了媒体,熹多夫回了老家——教科书里常提到的“老少边穷地区”。依旧是疯狂的复习状态,这一次,他要冲击的是选调生资格。这应该算得上是他考试生涯中一次不多见的胜利,结局总算是逃脱了失败的窠臼。熹多夫被分调至距离县城里最远也是最穷的一个乡镇,干起了基层计划生育的活儿。说时髦点,当上了“村官”。

说实话,我不明白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但在日常的工作中总会看见或者听见农村计生工作的残忍和粗暴,这让政群关系的烈度在某一事件发生之后陡然上升,接着便是各式各样与此有关的人间悲剧频繁发生。我曾经尝试着问过熹多夫在他们那里会不会也有相似的情况出现,他的回复很简单:你放心,我懂法,都是很文明的。

再见熹多夫是毕业一年之后的国庆了,他背着个双肩包来到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来逛逛珠三角这块最先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依旧是大醉伶仃,促膝长谈。那一夜,我们仨(独身在外,总得找个女朋友才像话嘛)与饭桌下不断增加的啤酒瓶,一直待到凌晨四点才左摇右晃地滚回家去。我们聊最近发生的新闻、聊都认识的朋友、聊自己目前的工作,天南海北地瞎扯。

当时正值宜黄强拆事件震动全国,对于私人财产的保护和强拆的合法性问题,熹多夫接过我刚提到的“程序正义”话头,掰扯起来:“你说的我都知道,我也认同,程序正义大于一切,没有程序正义哪怕结果正义其性质也是不义的,上课的时候讲过,私人财产属于不可侵犯,你哪怕就是出一个亿,我没点头,你也不能动我一块砖,动我一根毛!……”他没再继续说下去,碰杯之后,我们只好转了话题。

谈到自己的工作,熹多夫只用了无聊两个字来形容,除了尚未被污染的青山绿水值得一看,他们的主要工作便是应付上级领导的视察,或者说好听点,为上级领导的基层考察服务,避免出岔子。尤其是年底,各项报告、总结、表格突如其来,能够把人忙的晕头转向。作为新人,初涉官场,只有接受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哪怕是在一个属于内陆四流城市的管辖镇政府,基本的活儿都让他一个人给包了。除此以外,剩下的十一个月里,没有领导视察的日子,他们就要么上山溜达,要么下河戏水。

我问他:司法考试还准备考吗?他抿了一口酒,说:我还有在看书。

回去后的两三个月,熹多夫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最长的一次超过一个小时。在电话那头,他除了继续跟我重复那天午夜畅聊时候的各种话题,最多的则是对这一眼望到头的职业生涯的隐忧和苦闷。

我说:你准备怎么办吧?

他答:我想辞职。

我说:那之后呢?准备干吗?

他答:好好准备考试,或者走出来,去过一种跟现在不同的生活。但是,我得跟我家里人商量下……辞职的事。

选调生是他好不容易考上的,可以说,这份在我看来的一份普通职业,在熹多夫和他家人的眼里已经成了一份事业。选调生转换成公务员的身份,相对来说比直接参考要容易一些。在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内陆落后地区,工作的选择几乎只向那里的人们开放了两个选项:公务员,和服务员。公务员的光环除了稳定之外,还有体面有尊严这样的附加价值。我所认识的那些在大学阶段走出了山坳最终又走回去的人们,无一都面临着自己和家人相叠加的压力和唯一选项:你若安好,便去公考。

换句话说,熹多夫目前的这个工作,取舍与否已经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

不出意外,熹多夫与家人的协商结果仍旧以他熟悉的失败姿态作为结局。他的母亲质问他:不准辞,辞了你干什么去?

即便在电话中他跟我吐露了未来想做的事情一二三四五,但是面对这样咄咄逼人不容商量余地的语气,他只回答了三个字:不知道。

从这样的回答我或许能猜测,是否他自己都尚未将跳出体制牢笼的勇气罐装满?于是,此事草草作罢,再无后续,甚至能够当做完完全没发生过,连插曲里的音符都算不上。熹多夫依旧往返于城乡之间,在我的记忆里,那段时间,每到周末熹多夫才能跟着进城的农民兄弟们搭着农用车突突突地回来,其余时间则跟青山绿水相伴,过上了远离城市喧嚣这样大都市人艳羡的绿色“无机”生活。

我想,无论多么充满活力的年轻肌体,在这样的日子里沉浸和打发,那些与司法考试有关的时光,对熹多夫而言,应该早就见鬼去了吧。

一年之前,因为参与一次慈善活动的派发,熹多夫所在的穷乡僻壤被选定为派发对象。我带着一百套崭新的冬衣冬裤与熹多夫又见了面。他在这里混了三年有余,举手投足间有了老气横秋的格调。在一个多小时盘旋于群山里的乡道车程后,他带领我拜访了每一户家中有适龄学童的贫困家庭,在与老乡们打交道的细节之处,从熟悉程度上来说,他们之间的交流沟通让我这个外来者俨然被晾在一边了。当然,客观显示出乡邻们都挺买这个已经新人成老人的年轻干部的账。每一个村落、每一条山路、每一户住处,熹多夫了如指掌,看起来,这些年没少陪上面来的干部进行腿上训练,没少走山路。就他与乡里乡亲之间的关系来说,看来他的工作也并未像一些新闻当中所言给他和其他人带来麻烦。

冬衣派完,作为感谢,在不远的邻近乡镇请熹多夫吃了顿饭,于此也有了将话匣子打开的场所。我没有再提司法考试的事情,因为我知道那已经是过去时了,只是问了句中国人掰扯时的常用句式——当然不是“吃了吗”,正吃着呢:最近忙吗?

熹多夫的回答一如平常的沉稳:不忙。

接近年底,按理说正是他往年工作业务的“旺季”,一句“不忙”就应了话头?问其根本,才知道原来随时光流水,镇上又来了新的年轻人,活儿自然就寄望于这帮新“村官”的肩头了。熹多夫用三年时间,媳妇就熬成婆了。

问他还踢不踢球。

“踢,当然踢,只要有人,我都会回去踢上两脚。”

“工作日也能回去?你以前不是一周回去一次吗?”

“只要周一上午来一趟,主任开个工作会,其余时间,只要上面领导不来视察,基本没事儿。现在,我基本上一周只上两天半到三天班,其余时间都回去。呆这儿,闲,无聊,没事儿干。”

“哦。”我没有再问那些年他告诉我的未来一二三四五,我能猜得出来,可能连他自己都早已经不记得了。这些话题在我俩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能切换,关于足球,关于朋友。那次的会面在这些浮于兴趣爱好的共同话题中仓促结束了,没有再能坚挺到另一个凌晨四点,也不会再有齐刷刷地那么多啤酒瓶作为畅谈战绩矗立在饭桌底下。

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家,跟熹多夫一起踢了一场球,他的身体又圆了一圈,隆起的肚皮将球衣撑起半个球状。他跑起步来开始喘着粗气,除了传带依旧应对自如,体力大不如前,开始慢慢有了我眼里那些年长一些的人的神韵,或用世俗语曰成熟的体态。十月份的时候,他在朋友圈里晒出了正待装修的新居,写着:万事俱备,就等你来。

在家里的协助下,熹多夫的车房都已添置,他的人生轨迹像一张拼图,各个必备因素在特定的时段,像图片一样日渐拼贴进他的生活,组成一幅成品。现在,他就差最后一块了,当婚礼完成,熹多夫的各种身份浑然一身,将构成他这个人进入下一段人生里起点的资本。

我曾经问过他:你满足了?

他回答:每个月两三千块钱,有车有房有家庭,工作清闲也稳定,父母健康,没事儿还能踢踢球,还差什么?

我也问过他:在这里呆了三年多,就没想过找办法调回城里的计生系统去?

熹多夫摇摇头,坦承他不愿意处理那些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为了应付天天必见的领导需要更加疲于奔命。这里简单、闲适,也相对自由,除了市里面的领导偶尔下来巡视一番就化身成“服务员”服务一下,镇上计生办的主任也只周一例会时才露一次面。

一次约茶,熹多夫偶然像我透露了他们工作的细节:社会抚养费的缴纳和支配。比如:每年向上报缴的数额是多少,省里会根据相对比例向地方计生部门返还多少,地方又按照相对比例给镇上返还多少,当然,都是逐级递减的。这部分返还的社会抚养费就作为部门经费自行支配。身居穷乡僻壤,自然最后返还的数额少得可怜,捏着刚好凑数的工资,面对日益高昂的物价,熹多夫摇了摇头。

一些时候,熹多夫会跟我讲述他从之前法律同门目前尚在政法部门履职的朋友听来的小道消息,某某案的内幕究竟是如何,某某判例的尺度到底怎样评价,仿佛当年在出租屋里手捧司法考试复习资料的身影重现。当说到某案法院头天上午作出判决,第二天就临时改判的时候,他压低了声音说:“不就是因为某领导的一句话一张条子吗?检察院、法院算个屁啊!权大于法,小地方,没办法。”然后熹多夫晃了晃大脑袋,又摇了摇头。

摇头,似乎已经成为熹多夫高谈阔论时新的标志性动作。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两天前接到的一个电话,那头已经家庭事业双全的另一个朋友与旧相识们相聚正酣,在嘈杂的笑声中骤然问我:你说你一个人在外头那么苦逼是为了啥?

我一时间没法作答,也确实没有找出被嚼烂了的高大上词汇以外的答案,只好回了句:呵呵。

文近结束,我并不想用北岛那首《波兰来客》里类似“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这样的句子矫情地附加于此,来作为全篇的悲情注脚。直白点说,熹多夫多年来微妙的转变只是渐渐进入了生活的常态,没有谁可以避免,区别在于坚守的时间长短而已。

当然,我对熹多夫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依旧保持着尊重和平和的态度,不存在“好与坏”“崇高与平庸”这类不伦不类的价值判断。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日子过,对此的评价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分,毕竟对于普通人一个最实诚的答案便是:只要你开心。这也是熹多夫当年的口头禅。

写下这些文字,无非是记述我曾经记忆里和如今现实中一名基层公务员朋友的点滴,仅此而已。熹多夫即将而来的婚礼,也给以往的这些经历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是的,他的青春期正式结束了。

无论如何,还是祝福他新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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